2006/09/21 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人民网9月21日
《中国小说史略》横遭诬蔑
鲁迅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从来都是认真严谨的。他的作品和论著,大多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但仍有人造谣毁谤。他致友人的信写道:“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致韦素园(261229)》)鲁迅为《淑姿的信》写序,报上造谣说作者“金女士乃鲁迅之小姨”。鲁迅批驳道,“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的。(《致杨霁云(341209)》)
然而,最使鲁迅终生愤恨难平的,是陈源散布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谣言。1925年冬,陈源先在《闲话》里暗示《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次年写《致志摩》中公然诬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鲁迅当即给予严正驳斥:“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不是信》)鲁迅指出,陈源其实并不知道这两种书的底细,不过听了“耳食之言”而故意写成文字发表,进行诬陷中伤。
直到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出版,鲁迅感到非常高兴。他写道,这原因“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1926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从这段激愤的文字里,可见陈源的“剽窃”流言,严重刺痛了鲁迅的心灵,竟达10年之久。这一流言的散布者是陈源,但制造者却是顾颉刚。顾的女儿顾潮在回忆文章中就曾提到此事。(见章培恒:《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66页。)
鲁迅逝世后,曾经著文盛赞鲁迅的苏雪林,突然跳出来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恣意攻击鲁迅,并且重复着陈源的“剽窃”谣言。胡适在回信里为鲁迅辩白:“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并称赞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转引自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181页)
政治流言年年中伤鲁迅
如果说,散布鲁迅生活上学术上的各种流言,是在侮辱他的人格,诋毁他的道德品行;那么,传播鲁迅在政治方面的谣言,捏造得更加阴险恶毒,总是把鲁迅置于军政当局相敌对的境地,构陷他是政府和民族的罪人,为反动统治势力迫害他制造口实,借刀杀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有关鲁迅的政治流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往往同当时政治领域的尖锐斗争,同当时政局的焦点或激烈的民族矛盾密切联系着,从而直接危及鲁迅的身家性命。
1925年10月,北京爱国民众和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关税协定,举行游行示威,遭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报上造谣:“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这在暗示鲁迅同爱国游行相关联,为军阀迫害他制造舆论。其实,鲁迅那天却是“生些小病”,“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从胡须说到牙齿》)不久,他在文章中批驳:“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观北大》)这样讽刺的文句,表达了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愤慨。
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并且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鲁迅名列第二批通缉名单中。鲁迅在《大衍发微》文中指出:陈源的流言就是段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的来源和依据,直接揭露了陈源等所谓“正人君子”的险恶用心。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在中山大学因援救被捕学生不果和顾颉刚要来任教等原因愤而辞职。不久就传出谣言。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又说,“‘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的,……大约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姻亲共而逃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致章廷谦(270530)(270612)》)说鲁迅“亲共而逃避”,在当时足以成为反动派镇压的口实,意在陷人于死地。
1931年初,左联作家柔石等被捕,接着报上刊发“鲁迅被捕”的谣言,远播国内外。鲁迅接连发信辟谣。在致留学日本的李秉中信写道:“飞短流长之徙,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地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致李秉中(310204)》)后又写信道:“近数年来,上海群小,一面于报章及口头盛造我之谣言,一面又时有口传,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又闻天津某报曾载我‘已经刑讯’,亦颇动旧友之愤。又另有一报,云我之被捕,乃因为‘红军领袖’之故云。”(《致李秉中(310306)》)这是蓄意通过谣言,唆使军政当局加紧迫害鲁迅。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爱国情绪普遍高涨,抗日救国运动成为社会主潮。这时,关于鲁迅的流言又出新招,反动文人造谣鲁迅是“亲日”的汉奸,“替日本做侦探”,“意在卖国”。鲁迅给多位友人的信里说:“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致山本初枝(330929)》)“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致杨霁云(340515)》)“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致郑振铎(340516)》)鲁迅给姚克的信里说到斯诺所作《鲁迅评传》时指出:“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这是张资平他们造的,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致姚克(331105)》)鲁迅对曹聚仁说:“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致曹聚仁(340602)》)造谣者把卖国的罪名强加在鲁迅头上,是为军政当局迫害鲁迅制造口实。
反动文人制造的谣诼,固然使鲁迅憎恶愤恨;然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对他的种种流言,让晚年鲁迅更加恼怒悲愤。尤其是左翼中有些年青作者,竟然和反动文氓小丑同流合污,散播流言,伤害鲁迅的身心。他给友人写信:“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微风社骂我为‘文妖’,他就恭恭敬敬的记住:‘鲁迅是文妖’。”(《致窦隐夫(341101)》)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写道:“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致曹靖华(350207)》)
左翼文化队伍里,有些年青人“唯我独左”,故作激进,唧唧喳喳,传说鲁迅近年来不大写文章,不做事之类流言,使他气愤反感。他给萧军写信说:我“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致萧军、萧红(341206)》)给曹靖华写信说:自己“每年译作,近三四年几乎倍于先前,而有些英雄反说我不写文章”。(《致曹靖华(360105)》)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又说:“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其实,鲁迅在上海九年来所写的,“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
30年代中期,在抗日救亡的爱国潮流中,左翼文化队伍里又传播着攻击鲁迅的流言。他气愤地给友人写信:“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致王冶秋(360504)》)“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致曹靖华(360514)》)鲁迅指出,攻击他“破坏联合战线”的流言的指挥者,不过是“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工头”而已。(《致曹靖华(360515)》)
与此同时,国民党文化特务也趁机造谣,胡说“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并已“加入托派”。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就有“‘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而“鲁迅对周扬等人最愤慨的,是周扬等人因鲁迅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攻击鲁迅为‘破坏统一战线’,为‘托派’等等”。(转引自《鲁迅与文网》,散木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433页)于是引起托派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卧病在床的鲁迅极为愤怒,在回信里指出:“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