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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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王忠诚,生前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主持创建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北京天坛医院,撰写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组织神经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率先在国内开展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攻克神经外科手术的一些世界性医学难题,提出四大神经外科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国产导管、球囊栓塞等动脉瘤栓塞材料,填补我国相关医学领域空白。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被称为“万颅之魂”,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他也是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保持着该领域多项世界纪录;从医60年,他已数不清曾开过多少颅,从死神手里抢救回了多少生命;有人说,他是“华佗再世”,也有人说,他现在能治的病,大概当年华佗也治不了。

他就是中国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

王忠诚  (《人民画报》刘嵘 摄

1998年1月,他曾作为封面人物接受本刊的专访。那一年,他73岁。

10年时间一晃而过。2008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是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本刊再次重访他,83岁的老人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办公室的白板上记着各种事务和日程安排。说起从事一生的事业,他皱着眉说:“当医生太不容易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

初冬,在北京天坛公园东南侧的天坛医院里,操着各种口音的病人、家属熙来攘往。其中92%以上的患者来自外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患各种脑神经外科疑难杂症的病人,都慕名到此求医。

自1956年建院至今,这所医院见证了中国神经外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如今,它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中心。它的筹建、发展和壮大,与王忠诚密不可分。而王忠诚之所以投身神经外科,缘于50多年前在朝鲜战场的特殊经历。

1925年,王忠诚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贫寒家庭,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靠着摆地摊、卖杂货艰辛度日。家里的女孩都未能上学,男孩最多上到初中。但在王忠诚的坚决要求下,他靠着自己半工半读,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目睹过旧社会的腐败,亲历过日本侵占时期的悲惨,他原本的理想是学工科,希望以此强国,但考虑到经济状况,他最终选择了免学费的医学院。

1949年,从北平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24岁的王忠诚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这太好了,终于有薪水了。”老人欢喜地回忆道。大学四年他靠着做家教、送煤球等,勉强撑了过来,冬天里穿的是好心的同学“借”给他的棉袄。两年后,作为业务骨干,他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边,在一片荒林雪野里,他们搭起土坯,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1951年,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吉林洮南合影,王忠诚(三排右二)是其中一个医疗小组的组长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得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那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一片空白,王忠诚和同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束手无策。

“觉得自己无能啊,很对不起他们。骨科、外科、内分泌科等我都能治,却治不了脑外伤。”回想起这段往事,王忠诚仍感痛心。当时,他就暗自立下誓言:“回国后,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

王忠诚借助显微镜在进行脑部肿瘤切除手术

“豁出去了!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有一次,没有头颅标本,他和同事们只好一起夜里去乱坟岗挖没有立碑的坟墓。取回头骨,自行清洗消毒,再对照着研究神经解剖图谱。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

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又经多年临床实践和不断完善,他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标志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至今未能恢复。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

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该奖每四年颁发一次,用于鼓励在国际神经外科界作出杰出贡献的医生

王忠诚与同事们一起讨论病例

“每个病例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1985年,他成功切除一例直径9厘米的巨大脑部动脉瘤,至今仍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直径最大的脑部动脉瘤。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经过十几年攻关,王忠诚终于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随后,王忠诚又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脊髓内肿瘤进军。长期以来,这种病的治疗效果差,术后瘫痪多,往往“治不了聋又添哑”,国外几乎无人问津。王忠诚则创造了170例髓内肿瘤手术无一人死亡的奇迹。1995年,江苏省一个18岁男孩的脊髓内长了一个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的巨大肿瘤,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奋战了整十个小时,肿瘤被成功剥离。这是世界上迄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脊髓内肿瘤,被国外同行誉为“惊动世界的世纪之作”。

“要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病人”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只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作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要多为病人着想,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病人。”

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为医半个多世纪,救回了不计其数的原本已奄奄一息、半身不遂的病人。对此,他淡淡地说:“没什么,救死扶伤就是医生的天职。”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今天,随着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因动脉硬化等引起的脑神经外科发病率日益增多,脑血管病已和心血管病、癌症一起并称为现代人的“三大死亡杀手”。为此,除不断钻研医学技术外,王忠诚还耗费了大量心力推进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建设和完善。几十年来,在王忠诚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创办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并组建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以北京天坛医院和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中国神经外科学院,尽可能地大量培养神经外科人才;近几年,还成立了“王忠诚优秀医学人才奖励基金”,用于支援偏远地区的神科外科建设。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已放下了手术刀,但王忠诚仍每天“朝十晚四”地按时上下班,参与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他说:“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当医生真正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我希望抓紧晚年的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

原文转自《人民画报》(200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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