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校内36位教授，用六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一部《中华文明史》。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一，就是选择和平、和谐。

和谐与和平都基于一个“和”字。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重点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要义。关于人与人的和谐，重点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关于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二，就是选择包容。

包容，是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意思是：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老子》也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进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这虽然都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但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国人常用“海纳百川”来形容一个人的气度胸襟，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华文明的品格。

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三，就是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

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唯开明才能广得人心，唯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四，就是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一点，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周易》的“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张岱年先生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

毋庸讳言，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所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宋史·王旦传》）。回顾历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五：就是选择开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迅速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唯开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长处，唯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袁行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摘自北京论坛2006主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