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提议去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补一些空镜，高崇文爽快地答应了。

他走在最前，步子有些颤，却轻快。进了图书馆，他先问管理员：“今天有谁在？”

“韦正老师一早就来查资料了。”

高崇文径直走过去，问韦正在研究什么。正说着，韦正看见我们手里的摄像机，问道：“采访高老师？”

“学校‘老有所为奖’获奖者的采访。”

韦正笑了，感叹道：“确实是老有所为啊。”

高崇文没有接话。他先前说过，退休这些年，不是闲不下来，是终于有时间把之前欠自己的研究还上了。

图为2013年11月，高崇文当选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新一任理事长。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报告

钥匙

高崇文干了一辈子考古。他说，干考古，你得爱考古。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带来的小铲子，这把小铲子陪了他很多年，跟着他走了很多地方，挖过很多土，刮过很多考古地面。高崇文说，这把小铲子就是带我们进入考古学的钥匙。

时光倒流回1972年的北京琉璃河。邹衡蹲在地上，盯着一堆刚翻出来的大瓦片看了很久，周遭是飞扬的尘土和推土机的轰鸣声。地上散落的大瓦片正是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灰扑扑的，在彼时的高崇文眼里，不过是些碎瓦，他不懂老师为何看得那么仔细。邹衡却站起来兴奋地说：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建筑，一定是很高级的宫殿建筑。

当时，高崇文刚入学不久，跟着邹衡在考古现场学习观摩也不过一月，听着邹衡耐心跟他们一一解说，这些瓦片哪些是西周的，哪些是商代的，他和同学们只是将信将疑，心里甚至还犯起了嘀咕：“咱今天凭什么这么说？”

邹衡坚定自己的判断，立刻将情况上报北京市和国家文物局，上级很快下令停止施工，把遗址保护下来。经过正式发掘，这里被证实是西周燕国的都城，墓葬铭文里出现了燕侯的名字，周王封燕召公之子于燕的史实由此得到印证。北京的建城史由此上溯至西周。

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记起邹衡蹲在地上认真翻看瓦片时的身影。“考古学家得有一双在关键时刻认出历史，守住历史的眼睛。”高崇文开始理解考古的重要性。

2019年8月9日—13日，高崇文考察甘肃张掖汉代遗址发掘工地

高崇文真正打开考古学的大门，是在1974年的湖北盘龙城考古发掘，那是他本科期间第一次亲自动手进行考古发掘的正式实习。

他在探沟里刮地面，刮出一道黄土，中间隐约有几个圆圈。俞伟超过来看了一眼：“这是木骨泥墙。”他让高崇文顺着那道墙的痕迹往下刮，痕迹拐了个弯儿。俞伟超说，这应该是一间房间。他接着此痕迹扩方发掘，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原来是一座四开间大房子。房子周围有一圈柱础石，同学们挖到的时候，铲子碰撞出清越的声响。

发掘工作结束后，这里被学界认定为商代遗址。这间大房子，被编号入册，便是盘龙城一号宫殿。

俞伟超站在探沟边，跟他们讲这房子怎么建、怎么住、怎么形成了这座城，这里的房子建筑形式和出土的瓦片特征与中原的商文化有什么异同等。高崇文看着自己亲手挖出的大房子，脑子里冒出无数的问号：商文化，怎么传到了长江边上？

2015年12月8日—10日，高崇文再考察盘龙城遗址发掘工地

这个问题，让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考古学文化”——它不是书本上的定义和抽象的概念，而是手里那把小铲子刮开土层后，看到的颜色、刮出的墙、撞击出的柱础声，以及它们背后那条看不见的传播路线。

很多年后，高崇文回忆起那个下午，只是笑着说道，这把小铲子就是带我们进入考古学的钥匙。

楚都

提起“楚都丹阳”四个字，高崇文仿佛整个人被点亮了。他身子不自觉往前倾，眼睛放着光，语速也快起来了——这是我们整场采访里为数不多他主动延展话题的时刻。

高崇文说，考古很像破案子，而寻找丹阳的过程就是他这辈子最为得意的一桩案子。

这桩“公案”还要追溯到1975年。那一年，高崇文跟着俞伟超在荆州纪南城开展考古发掘。这次的考古发掘工作确认了荆州纪南城便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郢都，可《史记》里写得明白，楚人最早受封的地方是叫丹阳——丹阳在哪里？俞伟超便给高崇文派了个活儿，让他去找丹阳。

高崇文记下了。他先去了当阳。在当阳发掘了季家湖古城，年代虽然比纪南城早，但早不到西周时期，只能属于春秋时期。这说明，季家湖古城不会是西周时期的丹阳。他不死心，又在当阳沮漳区域发掘了几处遗址，但都不是西周时期的。

2019年8月24日—29日，高崇文在闻磊、周国平的陪同下考察纪南城东门遗址

线索一断，案子又悬在了那里。这一悬置，就是好多年。但高崇文始终没有忘记。

跨越近40年，直到2010年前后，转机来得有点意外。清华简里有一篇《楚居》，是战国时楚人自己写的“建国史”。简文里说，熊绎迁到“夷屯”，在那里建了一座便室——就是小宗庙。庙建好了，想祭祀，却没有祭品，怎么办呢？便跑到邻近的鄀国偷了一头小牛回来祭祖。

高崇文看到这段，眼前一亮。“你想想，他派人到鄀国偷牛，说明鄀国离夷屯非常近，文献记载和考古印证，鄀国是在丹江一带。要是按照之前的说法，丹阳在湖北枝江、秭归那一带，熊绎能派人跑几百里路翻山越岭去长江边上偷一头牛回夷屯祭祀吗？这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他冲我们会心一笑。

顺着这条线索，他发现了《楚居》里的“夷屯”和《史记》里的“丹阳”的对应关系——丹阳，丹水之阳，就在丹水与淅水交汇那一带——今天的河南淅川、西峡，即陕豫鄂三省交界处。后来，陕西考古所在丹江上游发掘出一些西周遗存，带有楚文化因素，也正好佐证了这一点。

史书记载、考古发现、出土文献，三条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答案。高崇文觉得，可以结案了。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像是又回到那个破案的瞬间。他带着点孩子气，笃定道：“所以我说，楚国的丹阳，就在丹淅，这没有问题。”

对这一结论，直至今天，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的讨论在学界依然有相当的声量。但高崇文说他不着急，学术问题本来就需要慢慢讨论。

2020年11月11日—14日，高崇文在闻磊的陪同下考察荆州纪南城遗址

高崇文还觉得不过瘾。他反复琢磨“偷牛祭庙”这四个字，琢磨出另一层意思：熊绎到了夷屯，第一件事不是盖宫殿，而是建宗庙。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国家，靠的是神权。什么事都得先问神，神说行，才敢干。庙比宫重要，祭祀权比王权来得更早。”高崇文兴致勃勃地解释着，这并非单纯的建筑安排，而是当时国家运行逻辑的体现。三代凡国之大事，都要在宗庙、社坛中举行占卜和祭祀，一切政令都要贞问于神，遵照天命、祖命行事，所以夏商周三代建国营都首先要立社坛、置宗庙。由此推断，夷屯是西周初期楚熊绎最早建的都城，其正位于丹水之阳，所以文献中又称其为丹阳。

“你光看文献，看不出这些。你得把文献内容和考古发现对上，再往深处想一层”，高崇文说，“考古不是挖宝，是研究古代社会，考古现象中蕴含着当时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

2026年2月27日—29日，高崇文在闻磊的陪同下考察荆州纪南城广宗寺遗址发掘工作

书桌

高崇文带来的那把小铲子，是1983年，他在湖北宜都带着学生实习，寻找楚文化渊源时随身携带的。也是那一年，北大考古从历史系独立出来建系，他被任命为直属党支部副书记。他回忆：“那时候，我还打算如果在江汉平原西部沮漳河流域找不到西周时期的丹阳，下半年就去北部的襄樊地区找。结果一回校就被任命了，主管学生工作，事儿太多，一干就是三年，就出不去了。”

此后20余年间，他当过系直属党支部书记、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管过教学工作、学科建设、党政事务……研究得见缝插针地搞，甚至很多只能攒着。攒了20多年，攒出一大堆没来得及展开的想法。

“退休了，这些事儿都没了，我也能把之前没时间做的研究做起来了。”高崇文笑了，他强调：“不是闲不下来，而是终于可以把欠自己的研究还上了。”

“还”研究的日子很简单。退休后的高崇文，每天除了散步，就是看书。“没什么特别的爱好。我也不经常看电视，也没什么爱玩的，坐在家里就是翻书”，他说，“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

2020年12月4日—6日，高崇文在宋贵华的陪同下考察湖北潜江楚章华台宫殿遗址发掘工地

但光翻书还不够，他开始频繁跑田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个人说走就走。各地考古单位的负责人多是他的学生，邀请他去，先打电话给他老伴：“高老师能不能来？”老伴答应了，他就在老伴的陪同下出发。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困难。”他说自己刚退休那些年身体还行，风吹日晒也不觉得辛苦。“近几年身体欠佳，每次外出开会或考察均由老伴陪同，老伴才放心。”高崇文说得轻描淡写。退休后他还申请了一个社科课题，即“先秦两汉都城礼制文明研究”课题，用课题经费支撑田野考察。“我用这个课题，到各地考察就方便了。”

“还”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退休后这些年，他出了不少成果。花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便是这本《先秦两汉都城礼制文明研究》了。早年，他参与袁行霈等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时，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一个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想法在他心里放了很多年，直到退休后才有时间系统去做。他从新石器时代讲起——人群怎么形成部落，部落怎么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里怎么产生最初的国家，国家怎么运行；又从政治、人群、文化、经济等几个方面，分析中华文明如何一步步从低级走向高级；再分析从夏商周到秦汉，文明一点点达到什么新的高度。这部著作耗时数年，最终获得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020年12月7日—8日，高崇文在高成林的陪同下考察湖南岳阳汨罗考古发掘工地

学院请他把过去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教材，他把多年讲授秦汉考古的讲义系统梳理，出版了《秦汉考古研究》教材。此外，还有三本待出的书：一本《士丧礼图释》教材，一本《楚文化考古研究》，还有一本《楚国丧葬礼俗研究》，“就还有三本书要出，出完便没有了”，他的语气平静且淡然，“我想做的都做得差不多了。现在每天有兴趣翻翻资料，看看书，有新想法了，就写一写。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高崇文欠自己的研究，还上了！

土色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当时正在展出“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成果展”，高崇文带着我们边逛边聊。在一根属于良渚文明晚期的象牙权杖前，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你看，还是得去现场吧。看图片，可想象不到实物这么大。”他说得很随意，像是一句闲话。我们问他，是不是一有机会就跑现场。他说，那当然了。前些年，为了写《先秦两汉都城礼制文明研究》这本书，他几乎跑遍了各地的都城遗址。

“为什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自创建以来，就一直强调田野考古？为什么在大学本科学习中，一直坚持安排整整一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因为田野考古是进入考古学的必经之路，更是考古学的基础，近代考古学正是在田野考古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高崇文回忆起自己跟随系里先生参加考古实习时的经历，语气中充满感激的柔情。

2025年9月20—22日，高崇文由方勤陪同考察湖北当阳磨盘山古城考古发掘工地

“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俞伟超先生是最为重要的引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此外，宿白先生、邹衡先生、高明先生、严文明先生、李伯谦先生等也对我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之所以能走到考古这个领域，跟他们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临走时，高崇文在博物馆入口处的宿白先生塑像前站了一会儿，安静凝视了片刻——塑像里的宿白先生微微笑着，目光炯炯，望向远方。

我们没有发问，跟着他去图书馆补空镜，路上，一排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引路牌吸引了我们的视线，里面有碳十四测年、动物考古、古蛋白分析、无机材料考古……高崇文循着我们好奇的目光望去，笑了笑：“这些我都不懂了。学科发展快，现在年轻人做得好！”

（采访：马思捷、陈思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