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文学科常常要解决复杂问题，复杂问题要悟，悟就是经常想、慢慢想。无论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如果有那么一两个结论是自己悟出来的，会比较有意思。学问就是这样，你对一个题目有兴趣，就一定能做好。找到一个你觉得好玩的、让你放不下的题目，慢慢读书，慢慢想，线索逐渐就出来了。然后搜集资料，硬骨头一块块啃；啃上一段时间，可能就啃出东西来了。

——陈苏镇

复杂问题需要慢慢悟

谈《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

采访丨李屹轩、厉承祥

整理丨厉承祥、李屹轩、陈侃理

第一问

陈老师好，请问您最初为什么会对两汉魏晋时期的宫禁制度这个问题感兴趣？又是如何从一开始的感兴趣，到最终决定展开研究的？

陈苏镇

最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因为读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书里提到门下省和“禁中”的关系，让我意识到皇宫里还有一个叫“禁中”的区域：有些机构在“禁中”里头，有些机构在“禁中”外头，里头和外头是不一样的。但祝先生主要讲的是“禁中”的历时性变化，其他情况还比较模糊。我后来又看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他的看法与祝先生相似，只不过他把“禁中”称为“省中”。

我在读《汉书·王莽传》的时候注意到，王莽居摄时“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如果像祝先生说的那样，“宫”和“省”是两片区域的话，那么“殿”应该也是一片区域，它比“省”大又比“宫”小。我当时就去找祝先生，向他汇报了这一想法，祝先生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其实《汉书》中经常出现“殿中”的记载，但学界一般认为是指“某某殿之中”。但汉代的“殿中”一般是由郎官守卫，出入必须要有门籍凭证。如果宫内存在很多个“殿中”，那管理起来肯定很混乱，这不太合理。“殿中”应该是一片区域。

之后我就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但当时读书主要考虑的是别的事儿，我就在电脑里设了一个文件，发现有关宫禁制度的材料就记下来，简单琢磨琢磨。经过这样几年的慢慢积累，我感到事情就比较清晰了。到了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祝先生就说希望我做宫禁制度的研究。但当时我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董仲舒的问题上面，于是这个题目就暂且放下了。

但工作中，还是会常常碰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参加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如果涉及宫禁制度的问题，常常会引起讨论，但谁也说不清楚。我曾希望有研究生能承担这个研究任务，所以几次在课堂上提到这个问题。后来有同学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初步摸了一下，但限于篇幅，问题其实没有展开。再后来就没人愿意接这个活儿了。没有同学做，只好自己来了。正好有一年，我得到北京市教委奖励给优秀博士论文导师的一笔科研经费，但要上报一个三年的项目。我想，研究一下两汉魏晋的宫禁制度，三四年应该差不多了，于是着手做这件事。但实际的工作量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完成这项任务大约用了七八年。

第二问

您很早就关注宫禁制度，具体展开研究却是在2010年以后了，为什么中间酝酿了20年之久？您如何看待研究的假设与结论之间的关系？

陈苏镇

写文章之前肯定有一个假设。假设哪来的呢？也是读书读出来的。先接触到了几条材料，虽说证据不足吧，但可以依据它们建立一个假设。其中有些环节是跳跃过去的，是推理的。但得先有这个假设，你才知道下一步去做什么。之后具体研究、论证的过程，会让你不断修正，甚至有可能推翻原来的假设。这就要实事求是了，看到不利的材料，不能太固执，不能抱着原来的假设不放。其实推翻假设不是坏事，推翻以后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想法，有更多、更坚实的材料支撑的想法。最终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最初的假设，而是要把事实说清楚。大家过去不知道这个问题，你意识到了它的存在，那就把它说清楚。大家看了以后，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可以得到启发，这就行了。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想到就做是不行的。要持续关注它，但也不用专门去找材料；平时读书的时候，遇到有关材料就记下来。这样儿慢慢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意识到：“哦，这个题目可以做了。”有些难度比较高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想明白的。要长时间地想，最后才能“悟”出一个道理来。当年俞伟超先生说，人的思维除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还有“悟性认识”。这是有道理的。理性认识就是当证据都摆在面前，通过形式逻辑可以得到的。悟性认识不是这样的，就算材料都摆在面前，你也得琢磨一段时间才能明白。

写文章要一边想、一边写、一边悟。我写文章的时候白天写，吃完晚饭出去溜达，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把白天没想明白的问题再想一遍。有时候累了也没想明白，就不想了，回家洗澡睡觉。第二天接着想，指不定哪天就想明白了。这就是悟出来了。

我们人文学科常常要解决复杂问题，复杂问题要悟，悟就是经常想、慢慢想。无论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如果有那么一两个结论是自己悟出来的，会比较有意思。

学问就是这样，你对一个题目有兴趣，就一定能做好。找到一个你觉得好玩的、让你放不下的题目，慢慢读书，慢慢想，线索逐渐就出来了。然后搜集资料，硬骨头一块块啃；啃上一段时间，可能就啃出东西来了。上本科时，刘乃和先生曾经给我们上过一门课。她讲了很多，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从容不迫。”

第三问

围绕您的书提一些具体的问题。殿是秦汉时期最常见、也最重要的宫廷建筑，但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却较为零散。请问，您思考乃至想象秦汉殿式建筑空间结构的基点是什么呢？和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殿式建筑相比，秦汉的殿式建筑又有哪些特点？

陈苏镇

两汉魏晋时期的建筑没有保存下来的，所以谁也不知道当时的建筑是什么样。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殿式建筑都是明清的，例如故宫里的建筑。所以，现代人心目中的“殿”就是这样的：后面和左右两面有墙，南面是门和窗，跟北京四合院里的老房子差不多。

我开始以为，秦汉魏晋的“殿”大致也是这样。后来读《汉书》，发现不是这样。殿的南面没有门窗，是敞开的；殿有一定的高度，上去要通过两个台阶，就像今天的舞台。

这样的建筑到底是怎样一种格局，史书都没有明确记载。于是我查了一下经学文献，里面有不少材料。特别是《仪礼》涉及殿式建筑中的各种礼仪活动，历代经学家对此进行了许多考证和说明。宋人写的《仪礼释宫》，把问题基本上说清楚了。把经学文献中关于“殿”的材料和史学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对比，我发现二者基本一致。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书中的第一篇《说“殿”》。

中国古代皇宫中的建筑有殿、台、阁、观等不同样式，其中殿式建筑最常见也最重要，承担着皇帝生活起居及办公理政等基本功能。此类建筑通常称为“某某殿”，是一个个独立的院落，由殿、室、房、夹、箱、阶、庭、闼、门等部分组成。作者搜集秦汉史籍中与此类建筑有关的零散资料，结合经学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考证和解读，大致勾画出秦汉以来殿式建筑的空间结构。

目前，考古学家找到的一些秦汉魏晋时期的殿式建筑遗迹，只有残存的夯土台基，原来可能两米多高，现在只有几十公分，台基上的遗迹都没了。考古学家通常认为，台基上的建筑会比台基小，就像今天故宫的太和殿那样。但从两汉魏晋的文献记载中看，可能不是这样。

至于建筑的样子，杨鸿勋先生画过一些复原图，可以参考，但不敢说就是那样。听孙机先生说，那时的木工工具还比较落后，做不出很细致的木工活。例如柱子和横梁的衔接，不会用榫卯，只能用金属件。后来有了榫卯技术，金属件变成了花纹，这种样式也一直保留了下来。秦汉时期房屋的墙也和后代用砖砌不同，那时是用夯土筑的，很厚。总之，那时的殿式建筑会比明清古朴得多。

第四问

在本书写作期间，您曾去西安未央宫遗址、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和南京建康宫遗址实地考察。您觉得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吗？能不能请您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

陈苏镇

研究秦汉以后的历史，主要靠文献资料，但也要尽量利用考古资料。我这本书研究的是宫禁制度，刚好相关的考古资料比较多，这是一件幸运的事。

东晋南朝的建康宫被压在现代南京城区下面，现在能看到的遗迹很少，主要就是六朝博物馆里保存的一小段宫墙。

西安的未央宫遗址现在是个遗址公园，被保护起来了，弄了一些草坪和沙盘什么的，其他也看不到什么，我到实地只是登上前殿台基感受了一下。当年的未央宫到底什么样，还得看考古报告。考古所的专家在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96年出版过详细的考古报告，提供了大量数据。90年代以后，勘探发掘还在进行，又有一些新的成果，但没全部发表。我去考古所向有关专家请教，看到了保存在电脑中的勘探图，比96年发表的图详细得多。西汉的未央宫，时代太远了，目前考古发现的主要是一些单体建筑，宫内的布局还看不清楚。

汉魏洛阳城保存的状况最好，特别是近二十年，考古工作进展明显。以太极殿为中心的主要区域，包括房屋、门、墙、道路等，一步步揭开。他们的信息披露也比较及时，过一段就会发布新成果。2017年，我和罗新老师带研究生去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参观，我事先和考古所的专家联系了，钱国祥、徐龙国等几位专家在工地接待了我们。钱国祥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亲自为我们做了详细讲解。看考古报告上面写的多长、多宽，可能没什么感觉，到了现场才觉得那个殿真是相当大。那一次参观，大家都有收获，我自己也得到不少有用的信息。所以我在文章中，特别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确实可以相互印证，需要经常放在一起比较。例如北魏洛阳宫城的西墙究竟有几个门？《水经注》说有四个，自南向北数，分别是千秋门、神虎门、通门、西掖门。郦道元就是北魏时人，按理说他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千秋门、神虎门、西掖门，在其他文献中都能找到，只有“通门”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所以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学者赵一清给《水经注》作注，在这个地方说“通门疑”。这个门是否存在？是个疑问。据《晋书》记载，八王之乱期间，齐王司马冏曾经“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在洛阳宫西墙上开了一个新门。我开始怀疑“通门”可能就是司马冏开的门。但考古专家经过勘探发掘，在这道墙上发现了千秋、神虎、西掖门，但没有发现第四个门。如果这个结果是可信的，就表明《水经注》的这条记载有误。

反过来，文献史料有时也可以印证考古资料。例如考古报告说：太极殿前左右两侧各有一门，左侧是云龙门，右侧是神虎门，两门东西相对，其间没有别的门，只有两道北周时期的夯土。但据文献记载，云龙门内有个东中华门，神虎门内有个西中华门，门的两侧肯定有墙。为什么考古勘探没有找到这两个门和两道墙？我查了一下《周书》，可能是因为北周宣帝时重建洛阳宫，废弃了魏晋以来的太极殿制度，而采用《周礼》的露寝、露门制度，原来的南中华门应该改称露门，东、西中华门则被拆了。北周的这个举动，对隋唐可能也有影响。

第五问

您在书中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绘制了多幅示意图，能为我们谈谈这些图片的绘制过程和作用吗？

陈苏镇

文章最初发表的时候，多数刊物限于篇幅不能附图。我自己一开始也不愿意配图，因为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很多地方都是想象的。之前有五六位学者都画过东晋南朝建康宫的图，结果都不一样，其实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是差不多的。如果我只用文字写，大家可以各自凭文字想象。但图还是能便于读者理解，因此我最后还是画了图。这些图都只是“示意图”，只是为了提示相对位置关系，不是真正的“复原图”。

像西汉未央宫“殿中”区域的示意图，这就是我想象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想象。未央宫面积很大，其中有很多机构，像“东织”“西织”，这些做衣服的机构也都在未央宫里面。“殿中”可能不只有一片区域，比如说西汉的郎官是分两部分的，中郎和郎中分别归中郎将和郎中将管，他们的级别还不一样，执勤的地方应该也不一样。另外“殿中”区域还有很多宿舍，称为“庐”，这些宿舍还不是单个的房间，应该是一个个独立的院落，像霍光这些大官住进来的时候会带很多家奴过来负责照料他的生活。根据这些信息，我认为“殿中”内部可能有办公区、生活区等不同的功能区，画图的时候就把“殿中”分成了两部分，像办公区可能就只到承明殿的位置那儿。如果非要给“殿中”划定一个范围的话，可能只有石渠阁那个地方可以用实线画一个墙，其它三边在哪，目前都还不知道。

第六问

您在书中梳理了两汉魏晋宫禁制度的变化，请问这些变化对当时的政治有什么重要影响吗？

陈苏镇

影响肯定有。当时的国家以皇帝为中心，皇帝身边有士大夫、外戚、宦官等几种势力。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宫禁制度的影响。

西汉前期，皇帝管事不多，日常政务主要由丞相处理。丞相府在皇宫之外，有许多属吏协助丞相处理政务。这个时期，中央的行政中心可以说在宫外。汉武帝即位后开始揽权，于是殿中的机构逐渐扩大，殿中的官员逐渐增加，形成大家常说的“中朝”。武帝晚年，年纪大了，常常“游宴后庭”，在禁中不出来。殿中的官员见不到他，只能通过宦官把文书交给武帝，武帝批阅后，再由宦官交给尚书等官员去执行。于是禁中出现了“中尚书”机构，简称“中书”，由宦官担任。司马迁受刑后，成了宦官，就做过中书令。武帝死后，霍光辅政，主要靠尚书管理朝廷政务。霍光死后，霍氏子弟通过控制尚书，继续掌控朝廷大权。宣帝为了夺回权力，便重用中书宦官，绕过尚书处理政务，使得宦官的权力有所扩大。元帝即位后，继续重用宣帝留下的中书宦官，一度出现宦官干政现象。成帝即位后，王太后临朝称制，王氏兄弟通过尚书台控制朝政，于是形成外戚专权局面。最后，王莽篡汉，取代了汉朝。西汉后期，宦官、外戚两种势力干政有各种原因，和宫禁制度也有一定关系。

东汉的南、北宫中各有东、西宫。皇帝都住“东宫”，太后都住“西宫”。东宫和西宫比肩相邻，太后“临朝”和皇帝“亲政”两种状态的转换，表现为最高权力在“东宫”和“西宫”之间的切换。这种模式对太后比较有利。太后一旦“临朝”，最高权力马上从东宫切换到西宫。太后可以迅速控制局面，并依靠自己的官属和外戚在“西宫”处理政务。这个制度有助于小皇帝即位后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小皇帝长期生活在太后和外戚的严密监控之下，导致外戚权势过大。小皇帝长大后，当权的外戚又不肯主动退出。所以最高权力从西宫回到东宫，每次都会发生流血政变。另一方面，太后理政离不开宦官，因而导致宦官势力逐渐膨胀。东汉的皇帝又在“禁中”办公，平时能在禁中待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宦官。久而久之，宦官势力越来越大，大到足以掌控皇帝，也足以压制外戚，终于形成桓灵时期的宦官专权局面。

魏晋吸取了东汉的教训，废除了东、西宫并立的格局，还将皇帝寝宫区域重要事务的管理，由少府转归光禄勋。特别是废除了中常侍、小黄门，用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取而代之。禁中的宿卫原来是由中黄门冗从仆射负责的，由宦官担任。魏晋改为冗从仆射，用士人。由于禁中发生了这些变化，禁中和殿中的区别不像汉代那样明显了。这套制度被东晋南北朝所沿用。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发生严重的宦官干政现象。相应地，士大夫的势力比以前大了很多。

第七问

魏晋南北朝的史籍中经常出现“上閤”，地位重要。您为了弄清它的具体位置，曾专门到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能给我们谈一谈这段经历吗？

陈苏镇

“閤”就是小门。东汉以后的“上閤”，是出入“禁中”区域的门，所以很重要。魏晋洛阳宫中有“东上閤”“西上閤”，但具体是在什么位置，文献记载很模糊，大概是在太极殿那一线。有一条材料，说“东西二上閤”在太极前殿和东堂、西堂之间。这条材料出自宋朝人编的《景定建康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没有这种说法。唐宋人经常提到魏晋南北朝的事，有的比较可靠，有的不太可靠。这条材料是否可靠？需要查一下。

我先查了《景定建康志》的上下文，发现在宋朝人的心目中，所谓“上閤”不是出入禁中的门，而是皇帝办公的殿。我又查了不同版本，发现《四库全书》本把“閤”写成“阁”，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都是这样。我觉得，既然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写成“阁”应该是对的，皇帝不可能在门里办公。这部书最流行的版本是清嘉庆六年的刻本，这个本子作“閤”。而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影宋抄本”，《四库》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抄成的。这个本子藏在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古籍所为了整理《景定建康志》，查了各种版本，只有上海图书馆的“明影宋抄本”由于种种原因没看到。我怕白跑，就托上海图书馆的朋友打听一下，这部书有没有，能不能看。回答说有，可以看。我当即买了机票，飞往上海。

到了上图古籍部，工作人员已经把两种《景定建康志》提出来在阅览室里放好了。一种是清嘉庆六年的刻本，不是我要的。另一种是抄本，前面有一篇咸丰年间的跋，所以被著录为清抄本，也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明影宋抄本”，但工作人员说库里没有这部书，又说可能在善本库里，不过看善本库的书要经过领导签字批准。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拿到了批条，交给善本库，但仍然查无此书。我想这可能就是当初川大的老师遇到的情况。我不甘心，继续追问。善本库的一位专家也觉得奇怪，这么重要的一部书，怎么会消失了？最后，他说要看看提出来的清抄本。他翻了几页，立刻断定，这就是那部四库底本。因为书前面序言的第一页有一方红色的“翰林院典籍厅印”，书中还有许多四库馆臣的勾画和写给抄手的提示语，而前面的跋是后加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很快翻到有关的部分，那个字确实是“阁”。

这事挺有意思，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我找到了需要的资料，上图的一部善本书也“失而复得”。

作者简介：

陈苏镇，195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恢宏与古朴：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物质文明》等。

原文链接：陈苏镇：复杂问题需要经常想，慢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