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结语：其将毕也必巨

陈斓

1920年1月，在李大钊、张太雷的护送下，陈独秀到达上海，在那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从此离开了北大和北京。

陈独秀离开北大之后，胡适逐渐独领风骚，欣欣然就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立即主张《新青年》杂志不能随陈独秀去上海，必须继续在北京编辑出版，甚至提出《新青年》与陈独秀脱离关系，他的主张遭到了编辑部同人的反对。从此，《新青年》阵营宣告解体。

从那时起，倡言“不谈主义，要谈问题”的胡适，便露出了本来面目，开始公开地投机政治，通过丁文江的牵线，胡适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密谈，做了吴佩孚的代言人。正是在吴佩孚的唆使下，胡适于1922年5月，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胡适提出：北方的总统徐世昌既然已经下台，而南方的孙中山也必须停止北伐，立即下台，而在孙中山下台后，南北应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这个“好人政府”必须由专家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内阁组成。

在如此关键时刻，胡适竟然成功说服蔡元培牵头发表了他起草的这个宣言，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好人政府”内阁成立，蔡元培担任了这个内阁的教育总长。与此同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避居海上永丰舰，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大劫难。

蔡元培公然倒向吴佩孚而反对孙中山，这是一大历史悲剧。在蔡元培的一生中，有两次错误决定，一次是牵头支持“好人政府”，反对孙中山；一次是1927年列名于国民党清党分共提案，这是蔡元培的悲剧。当然，也极大地破坏了北京大学的形象，而这两次悲剧的造成，既与蔡元培自己的书生性格有关，也与李石曾、张静江、汪精卫的唆使、利用有关。蔡元培在法国期间，与这几个“生意人”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胡适则是比较晚地进入了这个“生意人”的圈子——正如鲁迅预言的那样，北京大学不是铁板一块，“万众一心”，那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勒转马头”者，大有人在。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就犀利地指出，陈独秀襟怀坦荡，光明正大，勇于担责，对人毫不设防，而胡适则是城府极深，好比“紧紧关着门”，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怀着不测之心，骨子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就是从那时起，鲁迅就已经担忧北大会被胡适之流所绑架——今天看来，鲁迅的认识，是极为深刻冷静的。

正是从那时起，在胡适等人的绑架下，蔡元培校长终于与他昔日的战友与学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渐行渐远。

所谓“好人政府”只存在了几个月，就被军阀解散了，“好人政府”成为历史的笑柄。1923年1月，蔡元培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怀着落寞的心情，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北大，携第三任妻子周养浩远赴欧洲游学。这次去国，长达3年之久，西风吹得游人醉。在此期间，蔡元培在北大的联系人主要是胡适和蒋梦麟，资助他的朋友主要是张静江、李石曾，而后者很快投到蒋介石阵营。这样，蔡元培与陈独秀特别是李大钊的联系，基本上就中断了——直到1926年国共分裂之前，蔡元培才从欧洲回国，随后便被张静江、李石曾拉入了国民党审查委员会。

但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北大是向上走的，中华民族是向上走的，无论多少艰难险阻，这个向上的历史大潮，是无论什么人、什么力也不能扭转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李大钊和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们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召开会议，李大钊、陈独秀主持会议，马林在这次会议上代表共产国际，作出了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的指示。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蔡和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在李大钊的坚持下，共产国际的指示得以通过，国共合作因此开始。

陈独秀晚年曾经对陶希圣这样分析国共合作的破裂：“当年孙中山先生之容共，其实是为了民族主义而容共，并不是为了民生主义和民主主义容共。”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孙中山“在广州倡导革命，必然反英，因为广州是香港的势力范围内，而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因为孙中山反英，所以他才要联俄，正因为他联俄反英，所以英国就必然要支持吴佩孚，去打孙中山的广州政府。

正因为英国支持吴佩孚，所以日本就必然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

而对于共产党来说，除了苏俄之外，一切帝国主义都在打倒之列，而这就造成了——一旦国民党倒向英美乃至日本，而苏俄对于共产党的支持又不坚定，乃至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错误，国共合作就必然破裂。而且，在国民党和各路军阀的夹击之下，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民主、民生运动的共产党，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国民党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英美呢？因为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孙中山先生本人其实就是英美派，蔡元培、胡适、张静江、李石曾这些人也是欧美派，国民党中，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力量都很强大，是国民党各派系的主流。如果说国民党的所谓“联俄联共”，原本就有很强的策略性成分，那么，孙中山一旦去世，国民党中的“联俄联共”派，则必然成为极少数，英美派乃至亲日派，必然成为多数。一旦蒋介石得到了英美派支持，他们就会公然放弃民生与民主的旗帜，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

陈独秀的言下之意是：当年共产党与孙中山的结合点，仅在于双方都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共产党以为，国民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极大的错误。事实上，国民党不但不赞成无产阶级的民主，更不赞成把民生与民主放在国民革命的首位。

陈独秀的觉悟是迟到的。其实，早在1925年下半年，毛泽东被中共四大从中央领导岗位上排除之后，便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发财的革命”与“救苦的革命”来区分国民党右派的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与孙中山之所以有共同语言，一方面在于孙中山主张反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则在于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民主主义是契合的，但是，后一个方面，恰恰是国民党的大多数所不赞成的，因为国民党的大多数主张的是“发财的革命”，他们不赞成彻底的民生主义与民主主义。

是否要把五四提出的科学民主的革命进行下去，这不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也是共产党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早在中共一大结束不久，陈公博就公然退出共产党，在廖仲恺的资助下去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美国期间，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更不符合中国国情。自美国归来后，汪精卫提拔陈公博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农工部长，他从此紧跟汪精卫，开始积极反共。

周佛海则投到了戴季陶的门下，在大革命期间开始反共，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在蒋介石唆使下，主编《新生命》杂志，建立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度成为蒋介石的智囊。

五四阵营和北大的革命共同体，就这样分裂了。

五四运动的最后一场余波，其实是1926年初北京群众反对日本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抗议日本对北京政府进行的“最后通牒”。而进行大规模抗议，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北京爆发的最大一次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群众示威游行，1926年3月18日，游行群众在执政府前遭到枪击，死伤惨重，作为游行组织者，李大钊侥幸逃脱。

随后，张作霖、张宗昌进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强力镇压民主运动，邵飘萍是毛泽东在北大最为尊重的老师之一，是毛主席“掌握笔杆子”的领路人。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邵飘萍于北京天桥刑场。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和李石曾都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令。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去往厦门，再从厦门去革命大本营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长。而李大钊与共产党北方支部则避居苏联大使馆附近的兵营，继续坚持斗争。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运动。然而，就是在6天之后，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屠杀共产党，在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张作霖下令绞杀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年仅38岁的李大钊大义凛然地面对绞刑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范鸿劼，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同日，跟随他的老师李大钊上绞刑架，被军阀张作霖杀害，英勇就义。那一天，蔡元培校长从《晨报》上看到此消息，顿时悲恸大哭。

然而，真理的火种是扑不灭的。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谭平山等人发动南昌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北大学生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爆发时，张太雷没有指示起义部队直接进攻陈公博所在的汪精卫公馆，放了陈公博一马。陈公博因此得以逃脱，随后陈公博调集军舰反扑，张太雷赶赴前线指挥战斗，被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镇压广州起义的主谋之一，就是共产党的叛徒陈公博，随后，他立即下令通缉当年的北大同窗谭平山等人。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最彻底的工农革命运动。经全体参会者投票，原本不在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新一届领导名单中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奉命组织秋收起义。

一年之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力量，一起汇向了八百里井冈——跟着领袖毛委员，奔向雄伟的井冈山。

从此，革命有了落脚点，地是根来枪是胆。

1928年，李大钊的学生李子洲，在陕西发动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李子洲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病逝于西安监狱。

渭华起义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多年之后，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与转折点。

1930年，黄日葵因在日本狱中曾遭受电刑折磨，加之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于上海病逝，年仅31岁。

1931年，因叛徒出卖，年仅33岁的何孟雄在上海被捕，英勇就义。他是李大钊创立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

1933年，年仅39岁的邓中夏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他依然坚定信仰：“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从“亢慕义斋”走出的著名的“北大云南三王”先后牺牲：

1930年，王德三被捕壮烈牺牲。

1932年，王有德因劳累过度，病逝于淞沪抗战前线，以身殉国。

1936年，王复生被日本宪兵逮捕，英勇就义。

1935年，瞿秋白从福建汀州监狱缓步走向刑场，沿途高唱最早由他翻译的《国际歌》，最后盘膝坐在一处草坪上，坦然说道：“此地很好”，英勇就义。

1938年，曾长期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的张国焘，私逃叛党。张国焘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四方面军的失败，也对张国焘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加之与王明之间的严重矛盾，张国焘最终选择了叛变，沦为了共产党的叛徒。

同为中共叛徒的陈公博后来在重庆见到了张国焘，他感慨地说，张国焘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变得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与当年那个神采飞扬、桀骜不驯的学生领袖，完全判若两人。陈公博说，张国焘和我是搞不了共产党的，为了大多数人的民生而共产，为了大多数人的民主而流血，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这些人，无非是为命运所拨弄，最终还是抗不过命运。[1]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最为彻底地背叛信仰的人是陈公博，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均是如此。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陈公博解散伪国民政府并出逃日本，不久被押解回中国。1946年4月12日，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被执行枪决，而在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之前，他竟然还在给蒋介石写信，为其消灭共产党出谋划策。

多年以后，当陈公博跟随他的“恩公”汪精卫南下叛逃，在越南的河内，看到那一排排法国样式的红砖房，那古典欧式的建筑，他是否还会想起北大红楼那同样气派的、浪漫的欧式建筑？

多年以后，张国焘在叛逃的路上，是否还会回忆起初次进入红楼的激动的心情，还有五四那一天抑制不住发出的“同顿唔顿”（群众运动）的呐喊声？

多年以后，在抗战期间，为了最后说服汪精卫抗日救国，年近七十的蔡元培在一次与汪精卫的聚餐中，竟然声泪俱下，以至于眼泪落在了酒杯里。[2]

那个时候，当看到自己的好友汪精卫、自己的学生陈公博和周佛海因为反共而走向叛卖国家的道路，蔡元培校长会做何感想？

如果生前能够看到他最为信任的胡适给蒋介石的那封亲笔信，信中胡适主张：蒋介石放弃东三省，与日本人媾和——蔡元培校长又会做何感想？

1930年11月，年仅29岁的杨开慧至死不愿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她坚定地说：“牺牲小我，成功大我，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那一刻，毛泽东永失“骄杨”。

杨开慧被捕之后，蔡元培曾积极营救，而当他得知：自己的一个个学生被蒋介石残酷杀害之后，想起当年自己参与清党分共提案，通缉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这些昔日北大人时，蔡元培校长又做何感想？

如果他们能够听到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他们会做何感想？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指出：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但是，也有一些人，五四运动时在北平奋斗得很英勇，后来变了，内中的一个就是张国焘，还有康白情、罗家伦等一些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代都是先锋队，现在呢？变成了逃跑队了。”

“今天在座的模范青年，要跟这些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1949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再次踏上北京的热土，他将在10月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三十一年还旧国”，那时，毛主席曾经说：“大钊同志如果活着，该多好啊！大钊同志是个大好人啊！”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这样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虽然他有过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

多年以后，李大钊成为一座精神的雕像，矗立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前的广场上，1978级的北大学生，塑了那座雕像。与他的雕像相隔不远的是蔡元培的雕像——在烟波浩渺的未名湖畔，老校长默默地凝视着这“永远的校园”，仿佛若有所思。

早已牺牲的李大钊不会知道，多年之后，在充斥着抗战战火的香港的家中，蔡元培回忆起在北大开学典礼上那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会是怎样地怅然所失，又是怎样地壮心不已。

今天，雄安已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特区，而雄安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便是李石曾，就是他磨着豆腐，促成了留法勤工俭学，从那里，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中国革命的先驱。

多年以后，当北京的那辆公交车像往常一样行驶在每天重复的路线时，突然一个急刹车，一位80多岁的老人还来不及闪躲便应声倒在地，这个老人就是中共一大最后一位代表——刘仁静。没有人会想到，也没有人告诉他，这辆公交车就是驶向红楼的方向，不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有没有闪过当年在北大红楼，在五四的那一次讲演活动中拔刀而起的情景。然而，他就这样以这种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让他爱过痛过的世界。

如今，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砌成、红瓦铺顶的大楼，这里曾是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校部、图书馆的所在地，也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近代建筑，人们习惯称它为“红楼”。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红楼院墙外左侧灰色的墙壁上，以北京市学联和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镌刻的“说明”赫然醒目：“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工作……”

我们仿佛看到：

红楼一层西侧第二阅览室，一位有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耐心地在登记簿上写下每一份报刊的名称，这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更多读书看报的机会；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室，一位身着灰布长衫、留着一撇胡子、戴着圆圆眼镜的先生正在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搁在笔架上的那支毛笔还留着淡淡的墨迹；一层的教室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鲁迅先生身着长衫，手指沾满了白色的粉笔末，在黑板上写着这节课的讲义，讲台下的邓中夏望着窗外含苞待放的玉兰，若有所思地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

顺着木梯上去，推开二层文科学长室的门，一位不拘小节、天生就有着叛逆精神的安徽人正跟同人商量着《新青年》杂志下一期的组稿；二层校长室内，整日忙于学校事务的蔡校长，正和一群同学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他常常来不及回家吃饭，一张圆木桌上摆放着的饭菜已有些凉了……

在这里，他们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发动组织五四爱国运动，唤醒民众思想觉悟；在这里，他们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旗帜，创建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在这里，他们创建北方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北京中共早期组织。

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而他们当年所播下的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在中华大地汇聚成信仰的灿烂光芒。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鲜花怒放的北京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

他深情地强调：学习党的历史，不仅要去南湖，去上海的石库门，还要去北大的红楼。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2021年6月25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

他强调，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来的。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1]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躍昇文化出版，1988年6月第1版，第88—89页。

[2]施龙：《蔡元培：只手缔造新北大》，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21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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