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厉以宁剖析当前经济“症结”——
    经济现象背后是结构问题
    结构调整背后是体制阻碍

2007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和会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指出：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经济现象“背后都是结构问题，而结构背后是体制问题”。“结构调整为什么这样难？”，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三大体制阻碍。

是总量的问题，更是结构的问题——以民工荒和“流动性过大”为例

77岁的厉以宁教授近期在四川、广东、贵州、河南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面对纷繁的经济生活现象与矛盾，他思考：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是总量调控？还是结构调整？

他发现，“在中国，就业问题既有总量方面的原因，更有结构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就业问题也反映出非均衡的特点。譬如民工荒在一些地区出现，两种情况并存，一边是‘人找事’，另一边是‘事找人’。广州市官员反映的是技术工人短缺；从河南了解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太低，在城里工作还要经过学习培训，要有教育成本投入，农民觉得没必要到城里，他可以留在家里养猪、养鸡；贵州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就像蓄水池，可流向的都是一些特殊行业，建筑、运输……民工荒实际上反映的是结构问题，不仅是职业结构、技术结构，与消费支出结构也有关系。”

很多人认为股市过热、投资过热的原因是资金“流动性过大”，厉以宁教授认为“流动性偏大，同样是结构问题。信贷规模过大，造成流动性偏大”。他说：“我读书的时候，教授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教授不用这个说法，他说‘银根松’、‘头寸多’。当前的流动性偏大，民间资本过剩是一个原因，同时又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两者并存说明结构有问题。能不能两者合并解决呢？”

“此外，在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也是优化投资结构问题。现在看，经济增长不难，急需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急需优化投资结构问题。投资，既不能普遍鼓励支持，但也不能单纯打压。”

厉以宁教授说，“在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一直是政府调控最为关心的，政府将总量调控作为重点，是有依据的，因为总量问题的确是影响宏观经济全局的大事。但是，总量调控是有局限的，因为宏观经济是非均衡的。总量调控的局限有三个方面：第一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而微观单位千差万别，宏观总量调控难免‘一刀切’；其次总量调控作用于总需求方面，而对总供给的调控必然涉及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三是由于市场不完善、资源有限供给，经济经常是非均衡的。在非均衡经济条件下，总量调控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他认为：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是结构问题。

结构调整为什么这样难？——背后是体制阻碍

厉以宁教授发问：“结构调整已经讲了多年、做了多年，但结构的优化为什么这样难？是经验不足吗？不完全是，因为经验是人创造的，是积累起来的。是理论准备不足吗？也不完全是，因为理论讨论是充分的，实践不断检验理论。”
“关键是体制的阻碍”，厉以宁教授具体分析了这“三大障碍”：

“行业垄断是结构调整的障碍之一。行业垄断的存在，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存在。由于要维持既得利益，就要维持现状。于是结构调整难以推进。不能把行业垄断视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实际上它是市场改革不彻底的结果。行业垄断带有行政垄断色彩，而行政垄断是旧体制的特征。

“资源定价体制是结构调整的障碍之二。资源定价不合理，阻碍了结构调整，甚至还加剧了结构不协调。改革资源定价体制，不仅会影响现存资源定价的受益企业，还会影响居民生活。那么能实行二元定价制度吗？即生产用资源一种价，生活用资源一种价，我看即使采用，也只能是暂时的。比较可行的是：定额累进定价制。譬如用电，多少度之内一个价位，超过这个度数另一个价位。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结构调整的障碍之三。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计划体制下才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隔绝了城乡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进而维护了现存的不合理结构，阻碍了结构调整。在这方面，我们寄希望于成都、重庆的改革试验，希望两地提供改革经验。”

经济学重点研究利弊得失的比较——改革列车可以慢速但不能停

在许多场合，厉以宁教授都曾阐释过他的独家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有人说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人说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我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利弊得失的比较，也就是：两害之间取其轻，两利之间取其重。所以经济学的研究者不应当沉默，他们沉默对国民经济是不利的。”

“‘两害之间取其轻，两利之间取其重’，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总是被两难选择所困扰。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九十年代就业与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过高的失业率和过高的通货膨胀都是有害的，无通货膨胀下的扩大再就业是理想的，但怎样实现呢？我们能不能做到低通货膨胀下的扩大再就业？”

“所以，经济学研究者提供方案，决策部门作出决策，决策部门考虑的是一个‘度’，也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我经常对学生讲，经济学是严谨的科学，经济管理则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艺术性。”

厉以宁教授认为“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都要在两难中做出抉择”。他用了一个比喻：“改革好比一列正在前进的火车，奔向目标。在经过艰险路段时，可以放慢速度，但不能停下来。否则前功尽弃。”

他说：“结构问题，正如中国经济中的其它许多问题一样，只有在改革中解决，在发展中解决。”

采写本报记者李俊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