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高明现象”的时代拷问

看了9月3日、4日《中国青年报》上连续刊发的《“你是北大最帅气的男生!”——北大学生高明参军引发“高明现象”讨论》、《我的“军营大学”——“北大最帅气的男生”讲述从军心路历程》两篇文章后,真是很震撼,感到有话要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精神、修道德的民族,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走的就是以德治天下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和精神建设更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然而,在经济有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崛起正在成为世界主流话题的情况下,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形成了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如此便迫使我们思考:民族崛起的本质是什么?该以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品质支撑这种崛起?待解的疑问已经成为现实的困扰,这就是由高明的行为发展成为“高明现象”的内在原因。可以说,“高明现象”蕴含着对当今社会的拷问。

是高明道德高尚,还是社会道德滑坡?

高明的所作所为应予嘉许,毕竟从军近两年成绩突出。但从本质上讲,高明是做了一个优秀青年该做的事,正如其本人所言:“我做的是一件我愿意做、也应该做的事”。

然而,从现实来看,其又因稀缺而不可避免上升至道义,归结为楷模。这无疑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因高明高尚而成为道德楷模,还是因社会道德滑坡而凸显出道德高尚?笔者认为有前者的原因,更多缘于后者。

至此,一个颇为沉重的判断凸显出来: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视崇高为异端,不以庸俗和堕落为丑陋的道德扭曲。一部分人已经习惯于以灰色或龌龊心理去揣度、去推演道德者的道德行为:我和周围的人的精神境界不高,就不应也不会有道德自觉者,倘有异类,必定是“作秀”和沽名钓誉。

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又由于道德标准失矩,道德判断步入误区,确实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在“作秀”和沽名钓誉。大众一再被愚弄,最后便是“作秀”与做实者一锅烩。普遍的道德扭曲及其灰色心理自然将古人所讲的“事修则谤兴,德高而毁来”化为实际感受,既然“好人不好当”,不妨随大流,一起媚俗。

到这时,全社会共同走向庸俗便成为不二选择,道德随之成为奢侈品。环顾左右,还有多少人敢于像高明那样坦然而又响亮地说:当兵就是尽义务,没那么多“为什么”。

是高明价值观错位,还是社会价值观紊乱?

就社会来说,人群分别存在三种状态:先行者、严守中道者和落后者。先行者是责任承担者和牺牲者,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都拒先行,逐中道,这个社会便没有希望。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注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

高明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是全国优秀青年云集的地方,他们不管基于道义,还是源于自觉,都应当成为先行者。由此而言,高明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应当也必然是责任的承担者,主流精神的塑造和引领者。

此判断意味着,对高明选择的不解,恰能证明社会价值观出现了紊乱。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只有拥有成熟而又稳定的价值坐标,大众才能找到精神皈依。而今,我们社会的价值坐标在哪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能够说清楚的人并不多。没有能够满足时代要求的由核心价值观奠基的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必然盛行。

在很多大学生已经进入士兵队伍的今天,仍然把高明视为异类,其不是异在“大学生”,而是异在“北大生”,异在普通大学与顶尖大学。而支撑这种价值判断的未必不是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封建等级观念。可以这样说,当一个社会功利主义和等级意识过强,高尚的精神追求必弱。这是一个铁律。

虽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个人不可能总是生活于精神世界里,但也决不能仅仅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没有一定的崇高和空灵,很可能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帝国、强势政治集团及其地位显赫的人物,最后走向了衰败,原因即在于丧失了精神支撑。

是高明选择错误,还是青年成长道路越走越窄?

高明以近两年的军旅生涯得出一个切身体会:在部队中获得的财富将受用一生。

我们必须承认,进入当今时代,青年人已经不会专门找苦吃,但通过吃苦受磨炼塑造意志力等精神品质,一定是成大才者不可缺少的素质要求。如孟子所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一成长规律至今未失去价值。

同时,军队并不是僵化落后的代名词,在进入信息化军队建设过程中,军队能为青年成长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提供科学技术知识和工作技能。有数据表明,在美国43任总统中,有23人有过军旅生涯,并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因作战有功或服役出色而获得过荣誉勋章。美国的西点军校不仅造就了闪烁的将星,还培养出上千名董事长、总裁。中国也大致如此,许多年前,有心人曾对“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进行分析统计,其中拥有军旅生涯者占37%。目前中国“500强企业”中,拥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达到200多人,比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都拥有过军旅生涯。

虽然今天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军旅能够奠定成才基础,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说,高明之所以被一些人讽刺为选择上的“高明”,与其正确认识判断和有效利用这一经历有关。

问题是,像高明一样认识并作出选择的优秀青年还不是很多。绝大多数人认定由名校走向科学殿堂、步入政府部门、畅游于商海,是有为青年的不二选择,并且途径越短越好,过程越简单越好。同时选择中又强烈地显现为个人功利,而非社会价值。

这种理想化、功利化、极其狭窄的途径和方式,显然值得商榷。尤其是今天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而价值实现却萎缩于一元,不能不是青年成长上的一大缺憾。

从社会价值导向上讲,也应当确立一种更崇高和丰富的价值判断,即一个人成功与否,并不仅仅集中于物化方面,还应当包括精神和道义的升华,一个成熟而又文明的社会,所认定的人,必须包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换一种价值判断,丰富一种成长道路,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或许就是明智的选择和智慧的体现,就是独辟蹊径。

是高明已为异类,还是我们的体制机制设计抑制了同行者?

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有这样一句名言:“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幸福去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富贾,那这个国家的亡国,就一点都不冤枉。”很显然,他所强调和突出的是每个公民都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进入现代社会,在社会结构和成长方式、价值判断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不一定以此为价值尺度,但崇尚和关心国防,在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其中,也决不应异化为不合时宜和不合逻辑的事情。从高明的出现和社会争论来看,他是曲高和寡。这迫使我们回答,是高明把自己化作异类,还是制度设计使然。

高明说,他的同学中的两个韩国学生毕业后已回国去服兵役了。事实上,在许多西方国家,立法规定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所有青年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当年克林顿因逃避兵役,几乎失去了入主白宫的机会。

今天我们的制度设计在此方面显然存有缺陷。由于制度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一种观念:在经济建设成为主旋律、主战场的情况下,牺牲一点国防不是大不了的事,未必有必要让“塔尖”上的大学生步入军营。如此,法规制度缺乏刚性规定与利益驱动的双重影响,无疑导致高明缺少同行者。其实,今天的一些达官显贵和各界“精英”已经没有多少人将子女送到军队服兵役了,仅此一点,我们的社会就应为之汗颜乃至羞愧。

是让高明成为绝响,还是让高明成为开始?

如前所述,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了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与时代脉动相一致的核心价值体系尚未确立起来,导致了道德的滑坡和价值观的紊乱,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该将全社会的道德标准下移?我们是不是将以往批判别人腐朽和丑恶的东西,在自己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再重演一遍,甚至更为凸显?我们社会是不是注定要在道德价值观紊乱中前行,而不是明确和清晰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或者说,我们是否在进入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过程中,永远对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存在三大毛病:缺少爱心、恻隐之心,不能见义勇为,贪生怕死”,对梁启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等痼疾熟识无睹?让高明成为独行者,甚至化为绝响?

既然大国的崛起反映为文化和文明的崛起,需要的是站立于人类文明制高点上的清晰、稳定的为大众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从道德和精神大厦建设的角度讲,要避免高明的行为成为绝响,而让他成为开始,很重要的是启发社会大众的道德自觉,真正使道德者涌现,使道德行为永续,努力引导大众从灵魂深处生成和迸发出道德感、道德意识,避免单一的由体制力量去塑造道德价值观。要让每一个社会大众在感知道德价值的过程中身体力行,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者公方彬: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编辑: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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