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琥《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出版

编者按:这是一本关于清末民初重要思想人物研究的学术论集。晚清中国,中西交冲,新旧消长。时势逼迫下,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得风气之先的人士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数十年强毅力行,行走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上。全书共收入十余篇文章,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书信、日记乃至国内外报刊,解决了许多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长篇考证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求学与治学经历的简要回顾(节选)

文 | 杨琥

可以说,真正引导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正是我的硕、博导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双聘教授——刘桂生先生。

1990年上半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先后通过清华大学研究生考试的初试和复试。当年9月,我终于如愿以偿,从偏远的西北小镇西峰来到北京的清华园,成为刘先生的研究生。

清华读书的三年,是我真正步入史学研究之路的三年。在此期间,我跟随刘先生学习、读书和研究,受益匪浅。现在回想起来,有几点印象至深,经久难忘。我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但当时的同学,不少来自北大、清华这些名校,他们见多识广,头脑十分聪明。在我单独去刘老师家,和他谈话时,不免感叹自己的愚笨,刘先生听后,每次都会鼓励我。他举了不少事例,来说明聪明的人不一定做出多大成绩,而笨人也未必就做不好学问。他再三强调,做学问就是要下笨功夫,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做出真实的成绩。有一次,刘老师甚至在课堂上讲道:“做学问,不怕笨,就怕你不笨。”至此,我明白他的用意,不论聪明或愚笨,凡做任何事,都要老老实实下功夫,才能做得好。

刘先生治学,注重“贯通”,强调“先立其大者”。尽管我所学专业是中国近代史,但他再三提醒:“研习中国近代史,一要从上到下,从古到今,懂得中国古代的历史;一要从左到右,横向比较,懂得世界近代的历史。”因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论战先在日本发生,日本的论战先在西欧发生”。“不懂世界史,就研究不了中国近代史。”在具体治学方法上,刘先生指导学生,是从目录学入手,从作注释入手。他说中国的学术,是围绕着几部经典的解释发展起来的,新思想隐藏在注释之中。学生读书,要从四部目录入手,读书目提要、读经典注释。他要求学生读书过程中,为某些经典文献的篇目作注释。记得当时有些老师表示不理解这种做法,刘老师明确地对学生说:“注释,不是让你简单地做作业,完成一个任务,而是注释你的头脑。”又说:“人读书,书也读人。你作注释,就是你掌握学问;也就是学问掌握你。”他布置给我们的作业,便是精读从唐代《隋书·经籍志》到晚清张之洞《书目答问》数个朝代之间的史学书目及提要著作。他要求我们选取其中的重要段落,先作注释,然后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写一篇小文章,从中体会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史学的特点。

刘先生关于“历史人物形象变迁史”“史后史”的讲述,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他对孟子、关羽、陶渊明、杜甫等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形象变迁,进行了细致梳理,并毫无保留地讲给学生听。关于“五四运动”,他指出,自从“五四运动”发生以来,就有数种解释和争论,并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毛泽东的评价和胡适的解释就完全不同,鲁迅则数次写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是别人套在“我们头上的”。而今天我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就是“史后史”的表现,是后来的历史影响到先前发生的历史。当年刘老师所讲授的这些知识和见解,不仅我闻所未闻,且是当时书中很少论述的。要知道,关于“形象史”“记忆史”的研究,在二十多年后,中国的学术界才有人专门介绍和探讨。毫不夸张地说,刘老师的讲授和指导,使我的知识、眼界和心胸都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受刘老师的熏陶,在硕士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章太炎的“尊荀”思想作为题目。当初在我进入二年级时,他就给我定了一个大致的选题范围。刘先生指导学生,既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又有一套系统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培养计划。最初讨论论文选题时,我表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兴趣,但他没有同意。刘老师说,在中国近代思想演变中,戊戌至“五四”是一个关键阶段;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结果,其源头还是在戊戌,甚至在晚清更早。选择硕士论文,应从源头开始,而非直接进入“五四”。在戊戌到“五四”这一阶段的思想家中,康有为和章太炎是二水分流,双峰并峙。他之前指导的学生,已经完成了研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物思想的论文(这些论文修改完善后,多收入《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一书),而章太炎和刘师培这两位重要思想家尚未有人着手,于是他建议我做章太炎早期思想研究,刘师培则作为备选(后来,刘先生在北大招收博士生时,有两位博士的论文选题就是刘师培。由此可见,他关于学生培养计划的布局及延续性)。在刘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集中阅读章太炎的论著。

众所周知,章太炎的文章较为难懂,其思想博大精深。我将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册《章太炎全集》读完,并做了笔记,但还是难以确定具体的题目。我反复阅览自己听刘老师授课时所做的笔记,斟酌章太炎的思想主张,最终选定以他的“尊荀”思想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因为荀子在汉唐时被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宋明时却被打入冷宫,而到清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演变,以及西方文化的传入,作为儒家思想中“异端”的荀子思想也随之复兴而又被尊奉。章太炎的尊荀,正是清代这一思想趋势的承继和发展。但这一思想的演变过程,当时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提出自己的设想后,刘老师表示同意。论文初稿完成,交刘先生审阅。他阅后大为高兴,认为在章太炎早期思想的研究上有突破,也将清代乾嘉时期荀学复兴的线索大致画出来了。这篇论文体现了刘先生注重历史人物身后的形象变迁的学术思路,算是领悟到了刘先生治学的一点方法和特点,所以得到了他的认可。

为查阅章太炎的有关资料,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偶然接触到夏曾佑的部分手稿。我由此开始关注和搜集夏曾佑的相关资料。2000年,我在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后,在为《李大钊年谱》搜集资料时,又插空将夏曾佑的文章、日记和他与严复、章太炎、张元济、汪康年等人的书信手稿进行抄录、整理,编辑成《夏曾佑集》。该书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次收入本书的《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和附录的《乾嘉荀学复兴》,均由硕士论文修改而成;而《转型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夏曾佑晚清政论试析》,尽管撰写于2016年,实际上也缘起于研究生那一时段的学习。

1997年,我再次投入刘先生门下,到北大历史系攻读博士研究生。这次,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原发地,在选择论文题目时,我又提出硕士期间想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研究,刘老师欣然同意。

然而,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开题报告时,却引起了争论。因为此时,不仅国内已有彭明先生198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海外周策纵先生《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中译本,也于199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这两本巨著之外,各种专题著作和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五四运动”已经有这么多研究成果,博士论文再以此为选题,不仅难度大,也可能没有多少新意了。

面对老师们的质疑,我并没有退缩,刘老师更是积极支持和鼓励。我为什么要坚持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呢?首要原因是作为一名敏感年轻的“学生”,对八十年代的种种思潮——“美学热”“文化热”,以及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都追逐和涉猎过。那个时代与“五四”时期类似,其精神风貌于我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其次,是在刘老师的熏陶下,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对其问题也有所认识。实事求是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及文化史的重点研究对象,经过几十年研究,学术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考察这些学术成果,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五四运动”的性质、领导权、意义及后果的争论与探讨;二是对“五四”时期的各种政治、社会思潮的分析。但“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全社会的运动,以往研究中不曾关注到的领域和问题还有很多。此外,当时流行的研究角度单一,大多数都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孔思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空环境、政治动因、社会根源,及思想演变与社会政治变动之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则鲜有人涉及。而且,以往的研究,较偏重于概念性解释,相对忽略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历程的具体史实的探讨,这些方面尚存在不少空白点。

后来,经过反复思考和琢磨,我选取“民初进步报刊与‘五四’新思潮的兴起”作为研究课题。论文着重通过对《甲寅》《新青年》撰稿人的聚合,以及“通信”栏的考察,说明“五四”新思潮的倡导者从主张移植西方民主政制到提倡思想革新、发动文化运动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文章中,我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第一,“五四”新思潮的倡导者,之所以能够发动一场文化运动,与其自身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社会群体密切相关。而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形成,是清末民初政治、社会变动的产物。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必须重视新文化倡导者这一社会群体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特征,才能说明政治、社会变动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第二,前期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在对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反思中形成的。尽管近代历次革命运动都宣传了民主思想,但将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救国的根本信念确立起来,是在对民主政治失败的反思中实现的。如果不经历这种失败,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主义的认识就不会有这么深刻,也不会提高到“五四”时期的新高度。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最初的新思潮,发展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文化运动,乃在于这些思想主张反映了一种全国性的要求,形成了一种各阶层都参与讨论的社会舆论,这正是它能在全国掀起一场运动的内在基础。

可以说,在这篇论文之前,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未曾从这一角度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因此,在论文答辩时,不仅先前反对这一选题的老师投了通过票,而且这篇不足20万字的论文,还被各位答辩老师一致评为“优秀”。

本书收录的《〈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互动》《民初严复与章士钊关于“民约论”的争论》《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五篇文章,都是由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修改而成。

而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另一个成果,即《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名人谈五四》史料集的编辑与出版。这部史料集的主题,是“五四运动”之后,各家各派关于“五四运动”的评论文章。之所以选编它,是因为我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阅读了大量当年的报刊,凡是读到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都抄录下来。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还有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博古等人。他们都对“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也作出了各种不同的阐释和理解。这些资料原本是为博士论文的绪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史回顾而准备的,但日积月累下来,竟逾百万字。而绪论只有短短的一万余字,这些资料只能征引很少一部分。为了不使这些资料被浪费掉,我打算以其为基础撰写一本书,将“五四运动”后各家各派对“五四”的解释和评价,做一细致梳理。但未曾料到2000年博士毕业后不久,学校即分配给我编撰《李大钊年谱》的任务。一年后,北大校史馆成立,原来安排给我的以做研究为主的工作,又调整为以办北大校史展览为主。而当时的校史馆初创,工作任务繁重,编撰《李大钊年谱》的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至于用这些资料写一本书的计划,真是成了“奢望”,于是只好放弃。然而,这批资料是我多年辗转各地图书馆搜集到的,其中有不少珍贵文献;那时数据库尚不发达,一般研究者并没有条件读到这些材料。回忆起当年在西北小镇工作时的孤陋寡闻和搜集原始资料的不易,便决定将这些资料汇编为一本书,服务学界同人。最终,这部史料集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后,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此时,距离该书编完已过去了8年,而我博士毕业已11年了。

作者简介

杨琥,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李大钊生平与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北京大学校史。著有《李大钊年谱》,编撰《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夏曾佑集》《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等近代人物文集和史料集多部;参编“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和《孙中山全集》。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党的文献》《北京大学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上篇

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

一、问题的提出

二、章太炎尊荀与乾嘉荀学复兴

三、章太炎尊荀与西方进化论、社会学

四、章太炎尊荀的核心:“合群明分”

五、余论

转型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夏曾佑晚清政论试析

一、“荀学”与“秦人之教宗”乃中国近代落后之源

二、“孔教改良”与“改革政体”

三、“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

四、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和预测时局演变

五、针砭政府之弊  批评新党之病  力求发表“公论”

六、余论

民初严复与章士钊关于“民约论”的论争

一、清末民初“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

二、严复、章士钊关于“民约论”的论争

三、结语

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

——以《甲寅》杂志为核心

一、章士钊与“通信”栏的设置及其演变

二、《甲寅》“通信”栏与民初社会、文化的互动

三、余论:《甲寅》“通信”栏的先导作用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

一、蔡元培出长北大并非孙中山“支持”和“指派”

二、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外在之因

三、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内在之因

下篇

《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

——《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

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

——《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

一、《新青年》撰稿人的构成与特征

二、《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聚合途径

三、结论

《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互动

一、《新青年》“通信”栏的设置及其演变

二、“通信”栏的讨论话题与编者、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

三、“通信”栏编、读之间的人际互动与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汇聚

四、“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

五、结语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兼谈《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的编辑和印行

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交付印行和出版时间

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的定稿与“明生通讯”、《新青年》第6卷延期问题

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撰写时间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编辑与策划

四、余论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

——《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二、李大钊是《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动人物

三、几点结论与愿望

《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

——“明生”“去闇”“CZY生”及其他

一、《每周评论》:“明生”即陶孟和

二、《晨报副刊》:“去闇”即李大钊

三、《甲寅》月刊:“CZY生”“渐生”“运甓”及“重民”之真实身份

四、余论

附录

乾嘉荀学复兴概述

“五四运动”名称溯源

民国宪政先驱—张耀曾生平略传

一、主持《云南》杂志  鼓吹革命思潮

二、参与制宪  草拟《天坛宪法草案》

三、再次东渡  投身反袁

四、出任司法总长  组织政学会

五、任职法权讨论委员会  主持司法考察

六、退隐上海  执律师业

七、为抗日奔走

后记:求学与治学经历的简要回顾

原文链接:“做学问,不怕笨,就怕你不笨” | 杨琥《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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