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举国体制往往强调不惜代价集中力量解决“有无”问题，但是面对越来越多领域中的“卡脖子”风险，新型举国体制将如何解决效率问题？原子钟是一项大国才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其中最难的铯原子钟正是到新时代才取得的突破。基于对国内相关科研单位和技术专家近三年的调研和访谈，发现铯原子钟的国产化源于美国、欧洲和本土三条不同技术路线的竞争，最后都取得了突破，其中北京大学还贡献了自主创新。这证明市场竞争同样可以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中发挥作用，只是需要搭配一套协调型的治理政策，后者正是新型举国体制所演化出来的关键特征——包括广泛参与的规划引领，分散试错的竞争和相互交叉的协作。案例展示了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过程和细节，协调多元主体合作、高效配置创新资源的经验，也可以为其他领域的突破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 关键核心技术 死亡之谷 铯原子钟竞争性平衡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1.005

北斗系统充分彰显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它不仅是一套全球定位系统，也让中国人把时间频率和空间信息真正掌握在了自己手上。其中，突破“卡脖子”难题的关键——原子钟，是被国外封锁限制的主要核心技术。同高铁、水电、特高压等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案例不同，原子钟是中国完全独立自主地走完了整个创新链。

小小的原子钟和宏大的举国体制，其实有着意料之外的联系。在精确打击的时代，“原子钟的作用要超过原子弹”，这一关键核心技术背后体现的效率思维，极大地影响了冷战时期苏美不同体制下军备竞赛的结果。而面对今天的科技竞争，中国的原子钟也不再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成功，反而是高效率配置创新资源的典范。

原子钟背后的突破过程，也可以反映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特征——效率。传统的大工程观常常引用“两弹一星”的案例，强调集中所有力量不惜代价解决“有无”（宋立丰等，2022），很少考察效率问题。但是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各个领域众多的关键核心技术都面临“卡脖子”的风险，必须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否则在科技竞争的长跑中将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相关意见，再到纲领性的党的二十大报告，都反复强调新型举国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的，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研究中国铯原子钟的突破能够给出可比较、可验证的发现，从而帮助回答一系列宏观但重大的理论问题：（1）原子钟不止一种，虽然此前宣传较多的是北斗星载铷原子钟，但是补上地面守时短板的铯原子钟却是近年才陆续取得突破。新时期的新案例体现出新型举国体制有哪些不同以往的特征？（2）此前只有美国拥有铯原子钟的成熟产品，可以卡住全世界的脖子。欧洲、中国等都在不同的体制支持下尝试不同技术路线，有哪些共性的经验值得总结？（3）作为实用型原子钟中最难的类型，中国的铯原子钟恰恰是通过竞争筛选取得的突破，其中新型举国体制是如何发挥市场作用，又如何协调各个主体联合攻关的呢？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调研访谈了国内原子钟领域主要的科研单位和技术专家，以便综合多条证据链形成交叉验证（triangulation）（Munafò; Davey, 2018）。为了避免回应偏倚，访谈前都声明了会匿名化，引用时也使用了编码化处理，同时文中涉及的所有机构信息都来自公开报道。本文的发现是：（1）为了解决创新效率的问题，必须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势；（2）中国的铯原子钟提供了一个宝贵案例，其中有三条技术路线相互竞争最终都完成了突破；（3）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没有计划与合作，在此前的集中性政策基础上，新型举国体制演化出一套协调性政策；（4）高水平市场经济和新型举国体制的结合有利于形成真正有特色的创新，最终在开放竞争中立足，才标志着核心技术的真正突破。

效率为何重要

“两弹一星”是传统举国体制下取得的重大成就。虽然主流研究基本认同举国体制不能泛化为一个一般性的社会运行体制，却也常常引用作战理论或者战时思维，论证为了解决某些领域的“有无”问题而不惜一切代价集中资源的必要性。但即使在作战理论中，突破“有无”就能扭转局势的“奇迹武器”（Wunderwaffe）这一观念已经被证伪（Michael Neufeld, 2020）。现代作战理论已经从绝对的摧毁转向利益的制胜，持续的对抗中就不仅需要解决有无，还要形成数量，更进一步还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221206KWX），否则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被军备竞赛拖垮。

即使在冷战时期的原子弹对抗，也是讲究效率的。因为核毁伤能力不仅和绝对数量有关，也同效率有关，核弹头的数量、当量和精度（圆误差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按照孙昌璞院士的推算，冷战时期苏联核弹头的数量大约是美国的3倍，总当量是美国3～4倍，但精度差距导致最后的核毁伤能力基本等同。如果仅靠增加弹头数量和当量，成本将呈指数级增长，国民经济最终一定不堪重负，相比之下，提高精度的经济效益远高于此。只是后者需要依靠基础科学和创新，具体来说就需要大幅提高陀螺仪和原子钟的精度（220917SCP）。

原子钟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制造出来的、有效数字最多的测量仪器。国际单位制中的7个基本单位中除了摩尔，都可以通过对秒的测量直接或者间接推导出来。能够大批量制造的实用型原子钟有三种：铷原子钟、氢原子钟和铯原子钟。通过北斗大工程的拉动，中国在星载铷钟和氢钟研制上已经取得了突破。但是“秒”的基准定义只能通过铯原子钟才能给出，它的准确度和长期频率稳定度指标最佳。地面守时用的铯原子钟在标准时间产生、卫星导航系统地面运控站、电力和通信网络的调度、工业计量等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69年，周恩来同志就作出部署：“我们要加紧研制铯原子钟。”然而，作为最难的实用型原子钟，我国虽然从传统举国体制时代就给予了支持，但始终没有突破寿命和可靠性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成熟的国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美国的铯原子钟产品（5071A）占据90%以上的市场份额，此前国内计量部门、电信、电力、金融等行业都在使用它作为频率标准或守时设备。受瓦森纳协议限制，国外高精度产品一直对我国军事禁运。从2018年开始，民用领域的进口也已受限，成为再也绕不过去的“卡脖子”领域。这当然不是孤立现象。伴随着地缘冲突的加剧，在工业母机、基础软件、高端芯片等领域，中国越来越多的“卡脖子”问题开始凸显。不仅如此，现代工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每一个受到大众关注的“卡脖子”产品背后，还隐藏着更多像原子钟这样“不起眼”的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包括但不限于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等。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新闻报道中常见的叙事，还是集中全国力量、组织大工程攻关。已有对于举国体制的一系列研究，也可以概括为“大工程观”的视角。按照路风等人的概括，表现为由国家牵头，动员一国之内社会分工不同、性质不同的行动主体（路风、何鹏宇，2021）。但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通过行政指令集中资源的传统方式很难再适用了（孙祁祥，2020）。尤其是面对诸多领域的全面竞争，就必须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不能只在一点上不计代价。

更大的挑战在于，很多基于引进消化吸收的大工程，技术路径是大体清晰的，有可能通过集中资源实现快速赶超。但如果涉及自主创新就有不确定性，尤其存在从基础研发到工程量产之间的“死亡之谷”（Markham, 2002），可能会耗费大量资源仍然无法取得突破（EARTO, 2015）。美国政治学教授斯托克斯按照是否有实际应用导向和是否需要理解基础原理，把不同的项目分成难度不同的几类（Stokes,2011），其中纯粹的应用工程并不依赖于科学认识上的突破，普遍认为交给产业界解决即可。而前沿的科学探索，就需要对基础原理的深入理解。但是原子钟这样的关键核心技术属于最难的“巴斯德象限”，需要同时克服工程挑战并掌握基础原理才能取得突破——中国发展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挑战来源于这个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市场路径

如何高效配置创新资源冲出“巴斯德象限”呢？在一般领域中，普遍的经验是依靠市场竞争，但是市场机制适用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吗？国产铯原子钟的案例提供了印证——其背后虽然有新型举国体制的持续支持，但并没有实施传统上举全国之力于一处的大工程，相反却有三条不同技术路线，相互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交叉，最后三条技术路线都接连取得了突破。

这个过程中有众多的主体参与，既包括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大型国有科技领军企业，也包括军工转制企业，民营上市公司乃至初创公司。它们主要基于市场机制进行协作，充分发挥了各自特长并实现了优胜劣汰。

美国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是以美国成熟产品为代表的磁选态路线。其物理部分磁选态铯束管，背后的基础原理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电子部分搭配的核心部件电子倍增器需要长寿命稳定运行，此前只有美国能够制造，严格来说这可以卡住全世界的脖子。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相关单位在仿制过程中因为材料工艺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突破。

2002年，湖北孝感的一家三线企业（原电子工业部的4404厂，现已改制为湖北汉光公司）提出希望能够参与国家战略，重启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完全中断的磁选态铯原子钟研制。在相关时频项目工作组的牵引下，主管机构提供了生产条件的基本支持，并由某部通过订货及预付款的方式组织上下游协调配合，其中4404厂负责生产物理部分，航天203所负责电路部分和整机。主管机构和专家组制定了验收需要达到的条件，并指出实现量产后的产品就要靠市场机制由两家自行协商决定。

几年后，另一组也加入了竞争。2005年，此前并无原子钟研制基础的航天510所，在通过北斗项目承接了北京大学星载铷原子钟的技术转移之后，也表达了继续向铯原子钟攻坚的意愿。鉴于这个技术路线难度极大，当时主管机构的负责人建议慎重考虑，提出需要深入研究合作机制和指标体系。虽然相关经费的总盘子并不大，但主管机构在考察后仍然选择开放支持，并帮助航天510所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协调：由航天510所负责设计及整机，4404厂负责提供物理部分，航天203所提供电路部分。

最终竞争胜出的是航天510所，特别是通过与兰州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合作，在“卡脖子”部件电子倍增器上有了突破。物理部分重新选择了市场化的零部件外包生产单位，电路部分最终也选择了自行研制。这个做法与此前计划的分工安排不尽相符，传统习惯一般认为“甩开指定供应商自行选择不合适”，但是主管部门并没有太多干预，承认了这种新经济下的“产品内分工”（220909WYQ）。最终航天510所成功掌握了全流程技术，将铯束管、电子倍增器和电路统一由本所组装整机，并于2019年通过鉴定实现了产品定型（LIPCs-3000）（陈江等，2020）。

欧洲技术路线。为了向更高的精度冲击，欧洲此前开创了“光抽运－光检测”的技术路线，但多年来一直没有足够成熟的产品。主要是受技术方案的物理原理限制，长期频率稳定度不达标。国内相关单位的研制也遇到了类似难题，这当中同样有两组在竞争中寻求突破。

早在2001年，为了避开“卡脖子”的电子倍增器，国家相关部门就支持了光抽运技术路线的探索。最早一组的三家合作单位中，由中国电科12所负责物理部分，航天203所负责电路部分，北京大学负责整机，后续由于协作上的问题，4404厂代替了中电科12所继续参与，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组的成果未能跨越“死亡之谷”实现批量产品化。

另一组由上市公司成都天奥电子牵头，其合并了原星华时频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原子钟生产企业。2008年天奥公司就邀请北京大学王义遒教授，为技术人员进行铯原子钟技术培训，大部分集中于光抽运技术路线。虽然这标志着天奥也想加入这一技术路线的竞争，但北京大学在分享知识时并无保留。

2011年，天奥电子联合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等单位正式提出立项，同样取得了某部支持开始进入预研。此前，从上一组退出的中电科12所重新加入了这一组，继续提供物理部分。2012年，此项目获得科技部重大科学仪器专项支持，这也是针对铯原子钟研发数额最大的一笔资金支持。最终在2018年完成产品定型（TA1000），并在2020年布局批量生产，在华为、中国联通等客户中得到了应用（赵杏文等，2022）。

中国本土创新。同样是为了绕过美国技术路线的材料和工艺难题，中国的铯原子钟研发还诞生了一条国际上首创的技术方案。虽然其也源于国家的持续支持，但它在所有三条技术路线中花费的资源投入最少，依托于本土的产业链最具中国特色，也是新型举国体制下研究型大学和科技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分工协作的亮点。

北京大学主导的这一技术路线，在2018年经过22家应用单位32位代表的评审，完成鉴定并定型（BD1024）。其最终性能不仅比肩美国标杆产品（5071A），而且同欧洲方案相比在稳定性上更有优势，成为中国原子钟产业中唯一具有本土特色的品种。要实现这样的原创性贡献，既需要对基础理论的深入理解，又需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产业化链条中不能有任何短板。

这一技术路线的原理来源于长期基础科研的积累。从造出中国第一批量产原子钟开始，北京大学60年多来有三代人的团队一直在坚持自主的理论探索。面对铯原子钟的挑战，团队没有选择仿制，而是从底层原理出发提出了“磁选态＋光检测”的原创路线，规避了材料工艺的瓶颈，一旦成功可以同时解决寿命与性能的问题。但是挑战也在于落地实现，没有任何现成方案可以借鉴参考。如何维持铯束管的长期高真空？如何保证激光探测系统稳定运行？如何抑制微波的功率频移？如何创新数字电路设计实现锁定？所有这些技术细节不仅需要光学、电子学、真空技术等学科的理论，还需要工艺团队快速迭代，并协同产业链上下游联合攻关——要度过从基础科研到批量生产的“死亡之谷”，不依靠新型举国体制是做不到的。

在基础科研端，得益于某部10多年来一系列科研项目的层层筛选和接力支持，这一技术路线走过了可行性研究、原理样机、工程样机，到最后产品化落地和国家标准编制的全过程。在产业落地端，这个项目组更多依靠市场机制组织上下游，而并没有依赖主管部门进行协调。自主谈判选择的合作伙伴摩擦更少，基于市场议价和知识产权规则的合作生态也更加健康，每个环节不必担心被强行整合集中，就会乐意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把专业化分工做到极致，这降低了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举例而言，虽然北京大学已经能够自产铯原子钟物理部分，但仍维持向4404厂的采购合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创新研发。而得益于中国强大的电子制造产业集群，北京大学在工艺迭代和市场推广上都选择了更有活力的合作伙伴，产品因此得以快速铺开应用生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多个领域不断迭代。

新体制下的协调型政策

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前对举国体制的研究，虽然基本都认可通过竞争可以有效配置资源并鼓励自主创新，但仍有很大一派观点认为市场未必适用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其中，以路风等学者的看法为代表：“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带来重大突破，不能自动实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结构性重大变化。”（路风、何鹏宇，2021）这多少反映了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或者虽然认可其可以解决“短期”的效率问题，但并不适用于新型举国体制所要实现的那些目标。确实，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简单推给市场或者“造不如买”的思想，导致某些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一度陷入中断，原子钟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国内原子钟相关研究机构和生产厂家纷纷转行（王义遒，2020），只有北京大学等少数团队仍在勉强维持。

但这与其说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不如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目标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研究其实很少声称“市场可以自动带来突破”，相反强调市场经济取得的成就都是源于其中的参与主体，市场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保证各方面都能参与、通过竞争实现效率。

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源于中国共产党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坚强决心。而从星载铷原子钟引入竞争开始，中国在时间频率领域接二连三的突破，证明市场机制同样能够落实执政党的决心和远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如此。铯原子钟更是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案例，三条不同的技术路线不约而同地实现了突破，背后源于新型举国体制演化出的一套全新的协调型政策。

广泛参与的规划。在市场中，所有人都会竞争，但并不是所有人的目标都一致，因此，需要搭配规划引领，或者说构建一套让领导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在铯原子钟的规划中，管理部门沿用的并不完全是传统自上而下的规划，相反展现了极大的开放，吸纳了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其中的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某部在2000年就成立的时间频率工作组，其成员除了相关各个主管机构的领导，还包括科技型企业和研究型大学的代表。工作组首席专家王义遒在1965年就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代原子钟，对于不同技术路线有全面的理解和判断。

广泛的参与可以让规划的视野更加长远。传统“任务带科研”的管理方式，往往是从眼前最紧急的事项出发。虽然时频工作组最早是为了突破北斗星载原子钟而成立的，但一开始就是从建设独立自主的时间频率体系来谋划布局的。这是因为原子钟分为很多种，如同武器有手枪、步枪、机枪等不同种类，需要搭配起来才能形成作战能力。在结构最简单的铷原子钟刚刚重启的2000年，专家组就开始了铯原子钟的规划，按照“生产一代、研发一代、探索一代”的眼光来培育。牵头的某部技术基础局把科技部、中科院、计量院以及其他单位时频计量的人员和资源都组织到一起，使原子钟的研究开发生产“形成了热气腾腾的整体局面”（220917WHQ）。如果没有这样的提前布局，更为复杂的铯原子钟无法在十多年之后陆续取得突破，中国的整个时间频率体系就还会存在受制于人的短板。

开放的格局，吸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既包括国有研究所和航天机构，也包括国企转制企业、上市公司乃至私营的初创企业。这就要求规划领导机构具备更加科学的过程管理和服务能力：参与项目的企业可以“拍胸脯”积极申请，工作组则依据大量协调后达成的共识，定好指标管理验收程序，实现能进能出、优胜劣汰。为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管理者的工作方式不是书面论证，而是大量实地参与产业组织，邀请相关专家就共性问题给各个主体培训，深入一线“当参谋、做咨询”，提供实际帮助（220917HCH）。

分散试错的竞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单纯的大工程管理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需要对基础原理的深入理解，研发不确定性更大，产业链也尚未完善。这就需要针对不同的方向分散试错，并且培育产业链上下游。中国铯原子钟的三条技术路线都获得了国家的扶持，这是典型的分散竞争，而且采取的政策主要表现在扶持研发、培育生态方面，这与跟随赶超阶段常用的选择性补贴明显不同，更偏向陈玮、耿曙等人界定的普惠性创新政策（陈玮、耿曙，2017）。

扶持研发表现在有序的梯度支持，既有针对早期阶段的扶助，也有适时的退出安排。铯原子钟物理部分的关键零部件铯束管，三个不同的技术路线都需要，第一家研发的难度极大，但一旦成功之后经验就会外溢扩散，体现出典型的正外部性，初期企业往往不敢投入。在4404厂尝试突破铯束管的研制阶段，主管机构就通过课题的形式予以支持。在小批量生产阶段，仍然通过预先签署订货合同和预付款的政策，继续扶持企业度过量产前的“死亡之谷”。成熟之后更大量的订货，则就不再干预而是交给市场协商选择。此后中电科12所、航天510所、北京大学等也相继突破了铯束管制造技术，相互竞争优胜劣汰。

培育生态表现在并不挑选赢家强行整合，而是维持一种机会相对均等的“竞争性平衡”（competitive balance）——这种状态下既能维持竞争又能整体做大市场，在高水平市场化的领域，比如世界顶级职业体育联赛中已经有充分的体现（Sanderson, 2003）。中国的铯原子钟不仅一直有三条技术路线相互比拼，在美国方案和欧洲方案下都还有两组在内部竞争。这也符合经典创新文献的论述：探索性的科学能否成功是不可预测的，集中指定某个方向存在重大的失败风险（Bonvillian, 2014）。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北京大学提出的国际上并无先例的方案，主管机构仍然给予试错机会，从基础科研，研发工程化到量产的各个阶段，十年来每过一个关口都会追加相应的支持，既没有“孤注一掷”也不是“放手不管”，体现出新型举国体制下极强的过程管理能力。

相互交叉的协作。要突破“巴斯德象限”下的关键核心技术，只有竞争是不够的，还需要各个主体的充分协作。铯原子钟的产业组织过程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上下游企业看似纷乱的进进出出、相互交叉。因为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不同技术路线的选择、不同合作伙伴的组合，主要都是平等谈判自主选择的结果。微观上各个主体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不断调整最适合自己的策略，反映在宏观上就是更有效率的产业组织。

传统的举国大工程中，各个主体的角色常常是自上而下指定的，并不利于处理复杂协作中必然伴生的摩擦。以铯原子钟的零部件配套和总装为例，初期上级协调的分工中其实存在不少冲突。比如，航天510所作为国有航天单位有一整套质量管理规范，即使是一颗螺丝也有严密的技术要求。而参与配套的民营企业4404厂则埋怨，总体单位提出的规格要求不合理，市场上的设备不可能实现如此高精度的加工。虽然通过市场经济组织协作面对的冲突可能更多，但是不同主体的多元诉求，就为通过谈判各取所需留下了充分空间，后续4404厂和北京大学的协作就顺畅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下的这套协调型政策，可以促进知识的共同分享。涉及关键核心技术，已有的知识往往是不完备的，分散在从科学界到工程界的不同领域，必须多方协作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它们在铯原子钟的突破中都有参与。例如，2006年，4404厂生产的零部件遇到质量稳定性问题。即使当时航天510所已经计划独立研制铯原子钟了，但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协调下仍然专门给4404厂讲课，分享有关真空技术的关键知识。通过无数类似的产业服务，科研机构和民营企业向航天系统学习到一套质量管理体系，特别是关键的“归零原则”（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故障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最终带动整个产业链水平的大幅提升。

研究型大学由于相对宽泛的视野和中立的角色，也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之间相互交叉共享知识。原子钟研制中，物理部分和电路部分由于相互影响，局部优化往往导致整体性能还不如以前。王义遒教授考察了俄罗斯原子钟企业为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配套的经验，给磁选态技术路线的上下游制定了一套包含众多接口标准的清单，极大促进了后续产业链的协作。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北京大学的专家进入规划工作组担任“裁判员”后，就按照管理机构的要求退出了对自己项目的具体领导。在没有偏袒的公平竞争中，北大的第三代团队反而找到了独特的定位，发挥原理创新上的优势贡献了一个中国特色的铯原子钟突破。不仅如此，北京大学团队主笔并联合不同技术路线的代表，起草了中国铯原子钟领域第一个国家标准（全国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0），极大方便了下游应用单位，为整个行业推进国产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迈向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

“原子钟是只有大国才需要的战略武器”（210324WYQ），不仅本身会决定制胜的效率，其背后实现突破的经验，也可以为新型举国体制如何提升创新效率带来启发。本文通过梳理中国铯原子钟的突破，论证了以下三个发现。

（1）原子钟这样的关键核心技术挑战，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化趋势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更根本原因在于从跟随赶超进入创新发展的阶段后，“死亡之谷”的考验就普遍存在（Hudson; Khazragui, 2013），必须形成自主创新的能力。

（2）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突破“有无”的问题，更要解决创新效率的问题，市场和竞争同样可以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中发挥作用。

（3）市场并不声称可以“自动实现”突破，还需要搭配一套协调型政策——广泛参与的规划引领、分散试错的竞争和相互交叉的协作，这是新型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化出来的特征，传统举国体制下的各种“法宝”也都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这一发现还有助于回答一个更普遍的关切：如何更好地认识过去？传统举国体制的研究叙事中，常常表露出一种对过去的留恋。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源在于纯粹的状态下协调合作相对简单：那个时代并没有太多利益的干扰，老一辈科学家无私分享多年的科研心得；企业也都是国有属性，负责人更容易在上级的协调下达成一致。

但这样的纯粹已经不复存在，今天利益的诉求越发多元化，研发人员有自己的合理诉求，多元主体也有不同的目标和考核。回到过去既不可行，也不必要。这些因素并不一定是干扰，反而是走向成熟的契机。因为最终科研创新还是要走出单纯的象牙塔，通过和社会的对接互动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在铯原子钟的案例里，既有从国家大局观出发的无私分享，又有对利益的直接面对和平衡处理。市场机制吸引进来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并把利益做大、做透明，实现了有竞争的平衡。这样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应有之义。

如果回望过去，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是一条困难但不得不走的路，那么面向未来，又如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类似高端芯片这样更难的关键核心技术呢？这有赖于更广泛的讨论，铯原子钟的案例还可以贡献两点启示。

一是需要继续完善评价体系。作为执政党战略决心的体现，评价体系会引导竞争的方向，最终决定市场的结构。传统大工程的评价体系下，往往做出终端产品的主体更容易拿到支持和荣誉，导致竞争的目标偏向追求“大而全”的垂直整合，创新研发、专业配套等环节则少人问津。这在体育竞争领域有着更直观的体现：在初级市场化阶段，往往会出现你死我活的内卷和赢家通吃的垄断。但受众偏好有对抗又不失悬念的比赛，要实现整个市场价值的最大，需要更复杂的制度安排。高水平职业联赛中竞争性平衡的设计，往往经过数十年的长期演化（Zimbalist, 2002），这方面跨领域的研究应该可以带来更多启发。

二是需要更好扶持自主创新参与开放竞争。在解决“有无”问题、提升效率之后，关键核心技术的终极挑战在于能否在开放竞争中胜出。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往往都是非常细分小众的领域，相关企业要真正实现自立自强，往往需要成长为基于全球市场规模的“单项冠军”。但如果只是跟随模仿别人的技术路线，同一个赛道上其实很难实现赶超。即使依靠更大的投入强度实现了后来居上，也难以突破对方提前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只有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创新反而有利于构建自己的应用生态。案例中北京大学贡献了中国原子钟领域唯一有本土特色的方案，更深入的研究可以给其他领域有志于自主创新的单项冠军企业提供借鉴。

（本文的调研受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大历史题材项目《山河岁月》的支持，并受益于和易剑东、刘天星、康文兴、韩春好、高旭东等学者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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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晨，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研究员、赛迪研究院融媒体中心总经理。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和创新。主要著作有《创新导入的接力赛》（论文）、《应急管理中的敏捷创新》（论文）、《从社会科学到社会工程》（论文）等。】

（本文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0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