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社会变迁。

一、关于数字智理的目标

数字化建设正在各地全面展开，其必要性已经获得普遍共识——在管理方面，行政组织更易掌握信息，提升治理效率；在发展方面，行业生产关系得到优化，有利于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但是对立的评价仍然不绝于耳：行政决策的集中程度更高，基层忙于上报材料，却也无权（决定）了；平台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助长了被动控制，可能产生新型的剥削关系……这些分歧暴露了一个问题：当前数字化建设的主要目标，限定在追求组织效率，掌控治理信息、了解市场需求，但是对于更广大的受众，他们的目标如何得到体现？对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数字化建设能够贡献什么？

虽然数字化建设已经在网络监督、商贸授信、外卖点餐、车船机票、移动支付、停车收费方面使社会广泛受益，但仍有不少“建设”仅以管制甚至设置障碍为目的。比如，各种信息的管制主体分割，相互信息封锁，造成不同领域的重复填报和审核，很多人不得不奔忙于大量无价值的劳动。更有互联网会议和网课由于词汇捕捉而被中断，妨碍了社会资本——人际信任与合作——的发展，但对于真正破坏社会的网络诈骗滋扰，词汇捕捉却难以阻挡。这说明网络监管设计似乎主要指向防范政治问题，但对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碍秩序文明的行为，却鲜有防范作为。而我们知道，很多冲突的起因，是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才转化为政治问题的。

是什么限定了数字化建设的目标？这拷问推动者和受益者的观念。数字技术有用，但本身是中性的，使之为什么目的使用、为谁使用，影响着建设方向。利用数字化提升组织效率、扩展竞争机会虽然不错，但是远远不够。数字化建设应指向更广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目标，服务于企业、居民及其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把人的创造性从被动的受控中释放出来。

是否让数字化建设增益社会和治理方式的进步，关系到怎样真正体现我们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更关系到完善国家建设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的目标更高——力求达到“新型现代化国家”，那么衡量数字化建设，就不仅只有效率工具的标准，还应有社会文明的价值标准，即，是否能全面增进社会效能、提升文明治理的质量。

二、关于数字信息的法律环境

数据作为新的资源被人类大规模开发使用，可以类比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际的变化：资源形态从人手、土地、房产和金银细软，扩展为电力机械、公司、期货、股票和债券。善于掌握新资源的人，相对于原有资源的掌有者，拥有资产的价值和速度迅速上升。所以现今全世界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大部分都和数据联网科技有关，但前50年完全不是这样。数字信息是一项新资源，如何利用它们，需要国家力量创造法律环境。因为数字时代的资源性质有所不同：资源流动和利用的环境发生了改变。

从前人们已经熟悉的资源形态主要是有形资产，比如人力、房产、土地、实业、可支配存款及金融债券、股票等。这些资源的特点在于，容易识别所属法人和组织。资源通常由明确的拥有者控制，如果他没有同意，别人就很难利用。因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利用他人资产，无异于偷盗甚至抢劫。有形资源的特点之二，是资源信息分散、传播有限、集中困难。它们主要通过人际交易获取，对有形资源的非法利用，很容易被发现并予以制裁。

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活动的痕迹本身成为资源。它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很容易记录、传播、控制、修改和集中。知晓大众的行程信息，就可以顺应其生活方式，有针对性地建设商业娱乐设施；掌握人们的电话信息，就可以大规模输送广告和功能APP，抢占市场先机；采集人们的生物信息，就可以用于实验和制药；获取智识信息（讲课录像、论文和数据），就可以实现在线教育，售卖证书；汇集网络内容的点击信息，就可以控制传播影响力；拥有人脸识别信息，就可以实施调查和跟踪；取得录像录音信息，就可以作为法律证据参与审判，还可以通过公共传播发起道德审判；掌握金融借贷信息，就可以得知消费者的信用历史，并利用其拓展借贷客户，追踪他们的资源转移和交易活动……

行为痕迹的资源性质是全方位的。作为经济资源，这种信息能够产生巨大的利用价值——比如了解市场，分析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及支付能力，可以发现潜在投资市场、保险市场，甚至人为创造新市场（比如购买和物流需求）。数字支付让财务隐私变得困难，私人和组织资产更容易透明化；作为社会资源，人的社会活动痕迹可以构造新关系、建立新社群——比如旅行团、俱乐部、社会组织等，还可以毁誉人设形象，使有的人变红，造就数亿追随者，有的人被扒，促使其社会性死亡。作为政治资源，掌有行为痕迹信息的一方，权力优势显著上升，控制效率空前提高，率先发展数字货币标准者，有机会获得全球战略的影响力；网络运营商在国际上市被要求上交数据包，可以对目标国家形成信息安全威胁；运用访问权和评论区，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意识形态动员，无需庞大组织和人手协助，就可以直接发动人们参与社会运动……

这些迹象表明，人类活动的痕迹本身，具有广阔的可利用性，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形态，数字能产生巨大的价值。所有人都是痕迹的生产者，但谁是它们应当的拥有者、控制者、获益者及所有权者呢？不十分清楚，至少没有上述有形资源那样清楚。

这些新的变化前所未有，对于人类完全是一种新经验。它弱化了普通个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比如避免自己的信息被不良使用，所以必须由公共组织开启新的法案程序，设置痕迹信息的收集、使用、目标、所属等权限，运用法制规则防止不良获利及伤害的发生。当信息作为一项资源被开发运用时，新的现实要求法律变更，出现新的权利界定和资源/利益配置。因为与任何一种资源相比，数字资源的监管更难，而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是现代政府的责任。

三、关于防止信息阻隔失真

数字信息的特征是更新快速，它的优势——记录和流动的成本低、通道多，同时也造就了它的劣势——极易出现阻隔和失真问题。当手机和电脑可以成为工具，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制造和传播信息。这就好比，一个媒体不再只有自雇记者和职员，因为亿万读者都可以成为其所需信息的记录者和提供者。如果信息的通道媒介足够多元，垄断信息的成本自然上升，因为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信息提供者，都按照一种观点、使用一种渠道上达信息。对于克服垄断，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查验信息失真的成本也相应更高了。

以行政事务为例，由于基层治理事项纷繁复杂，为了搞清情况，上级往往高度依赖基层的行政汇报。这种汇报无论是文字还是口头，都必须要有人手亲自到场，了解情况，统计数据后整理材料。这个过程很容易受到上报人的判断和目的，或者是上报人所属组织的目标、利益和意志的影响。材料上达的渠道单一，上报人和组织都难免不对后果有考量，所以有选择上报的失真常有发生。比如一个地方出了交通事故，本是车主面临各种失意的故意报复举动，但有关方面担心事件损害工作业绩，遂定性为刹车失灵意外事故上报。显然，如果仅仅依赖行政上报这一个通道，一些重要的信息可能在达到上级之前，在基层就被改变了，这是基层治理的顽疾。

基层阻碍“问题信息”上达，很多情况下并非有意欺骗，而是寻求“行政避责”的结果。因为属地管理中重要的一项，是追究管理者的连带责任。基层领导都负有划片管理责任，辖区出现问题常被归结措施不力、工作不细、管理不善，有损于自己的政绩和上级印象。比如出现社会报复故意撞击，在上级眼中，是防范问题不到位，基层领导必须承担执行不力的责任，接受行政处罚。这些处罚不仅妨碍个人升迁，还影响到单位绩效和提成奖金。基层干部当然不想管辖属地出任何问题，尤其不希望上级知道问题，所以行政避责常见。连带责任将所有相关者捆绑在一起担责，目的是强化监督，但对行政系统产生的“意外”激励，是千方百计防止问题外泄。只有隐藏信息、阻止不利信息上达，才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连带责任激励出的行政避责动机，是上下信息传递的重要障碍所在，它会促进各级行政的自保，惯性地消解或压制问题，以阻止信息的正常传递。

但数字时代可能通过信息比对克服这一问题，因为信息上达的渠道变得多元了。一个通道挡住了信息，另一些通道会上报网络，如果二者矛盾，必将引发调查。这样，单方面垄断通道将会变得更加困难，选择性上报空间更小。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数字化建设之后，基层一般都会要求更多的信息处置权来减轻这一压力。相应地，如何在不同级别的组织之间设定信息处置权限，将会影响到行政关系的改变。我从杭州政府的社会调研报告中，也读出了这类信息，基层行政提出的“要求”，有很多涉及处理信息权限的划分。这促使政府反思，如何激发多渠道上报，而非依赖单一来源的信息，对于防止阻隔失真十分重要。

四、关于根据信息决策

使用客观信息作为决策依据，而非仅仅依靠个人经验和判断，是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二战后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治理决策和系统掌握信息的关系，于是发生了一个用社会科学知识补充传统治理的“转向”。而传统的决策方式高度依赖个人判断，在这些判断中，决策者个人的观念、秉性和经验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比如，传统社会总是求教于谋略者帮助决策，但谋略是个人性的、随机应变的、有时空局限的，学习能力也因人而异，所以这种决策有诸多缺点：依赖决策者个人经验，决策因人而异，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大量的沟通磨合分歧，社会协调的成本很高，政策纠错能力低，一般是直至换人才有可能。

而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降低不确定性，提高制度决策的质量。相对于传统的决策方式，这需要一种根基性改变，来降低旧有决策方式的风险。旧有决策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在改变，很多新现象没有人经历过，谁都缺少经验，那么决策的依据从哪里来？第二，根深蒂固的直觉导致决策个人化，说服他人同意变得困难，于是说了算就比说得对更重要，这将不断损害权威的正当性。第三，决策主要依赖人，但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关系的影响。如果找关系比找根据有用，客观上将激励寻租行为（非生产性、非创造价值的精力投放）：通过寻求权力关系让决策变得有利于自己，而不是提供事实让决策有合理依据，使之有利于社会整体。这种情况生成的反向激励也很普遍：当决策不利于自己时，迁怒于具体的决策人而不是自己的表现，故提升自己变得无意义。第四，由于个人的经验和关系有高度的隐秘性、迟惰性、不可分享性，常常受到各种意图和利益的影响，很难标准化、公开、共享，容易产生决策不公。

利用数字化建设改进决策，有机会降低这些风险。以行政评估为例，如果仅靠个人汇报和领导判断，打招呼行为就有很大的影响空间。但数字化建设的证据积累，把痕迹作为评估的根据，意味着事实（而非个人经验、判断、关系）的重要性上升。来自事实的信息可以对外公布，可监督、可对照，标准一致，这样就把传统决策所凭的经验/直觉等主观依据，变成了可实证可共享的客观依据。展示事实可以降低沟通的成本，使说服变得容易：由于行为信息简单中性，更加准确，难以辩驳，容易监督，推诿扯皮受到抑制。显然，这样的决策不仅公正性、确定性会增强，而且磨合成本降低，更容易得到社会认可，有助于减少猜忌，形成信任和共识，从而改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五、关于数字技术创造的新价值

如何对待数字技术创造的新价值，事关治理观念。我们对数字技术的一般看法，是认为它属于手段，是技不是略，它可以增加效率，但无关价值创造，后者还得靠人。果真如此吗？这里的价值创造有两个意义：一是指创造出之前不存在、新的可利用价值；二是指提供新标准和规则，体现新型有益的价值原则。这两方面实际上都在数字经济新业态中出现了，却很难在传统治理观念下获得客观理解。

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是可以方便利用互联网，放大价值和重组资源。比如在使用率方面，携程不如美团，12306不如支付宝，京东不如淘宝，都是因为后者利用数字互联重组了资源，放大了可利用价值，提升了消费者的选择便利。这一点帮助了平台的盈利效率提升，从而有能力降低服务成本——比如同样一件小物品，在京东下单需要付占比不低的递送费，而在淘宝下单则不必，所以后者能吸引更多的市场购买。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运用流量资源整合使消费者广泛受益。比如美团，开始于外卖订餐服务，这些流量信息没有被浪费，而是被转做订餐之外的其他交易信息使用，比如订购车票和电影票。凡是定过餐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既然一个账户这么方便可以满足不少需求，他为什么还要使用另外一个充满复杂限制的专用购票系统？平台整合流量的优势，创造了更有效率的规则让人追随——我定过餐，交易就简单了，不需要再次输入一大堆个人信息（不得不遵从另外的标准规则）。这里的进步，显然不仅仅是技术，它还创造了新价值：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简便而非复杂。其竞争逻辑，不再是传统的通过限制他人，来维护自己单方面的盈利，而是通过开放便利性，使买卖双方都能共享更高水平的效率，都能获益。

平台经济的算法激励具有同样效果。在旧的治理观念中，算法控制了劳动者，是一种新型的、隐藏的剥削手段。而实际上，算法控制的是劳动而非劳动者，它提升了劳动的产出效率，但劳动者反而感到更自由了。为何网约车比出租车更获青睐、市场更大？是因为司机和乘客的确定感、主动控制权和自由选择权都提升了，人们更喜欢跟随这种新标准和规则，而网约车平台提供了它们。

平台经济出现的很多现象挑战了劳动管理的传统视角。经典的劳动观念认为，只有干体力活才是劳动，在电脑前坐着规划运营、分配订单，设计并依靠电脑的自动计算不创造价值，他们是在压迫控制劳动者。所以劳动管理的中心问题，是反抗压迫和控制。但劳动在平台经济下为何表现得与传统工业经济不同？为什么平台经济能够吸引大量的年轻人主动加入？为何他们不愿意进入传统工业？难道他们在欢迎被压迫被控制，而不是追求更自由自主的劳动形式吗？

必须意识到，上述这些问题，正在挑战传统的治理观念。一直以来，社会治理的核心是控制实体，比如人和资源，基本思想是加强中心化监管。但数字化发展能够创造价值的原因，正是在于技术有能力在加强中心化的同时，提供更多的自由选择、自我控制性和确定性，这使得相关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大大提升了。如果我们要推动这种进步、而不是阻止社会进步，治理目标与观念的应时改进就成为必须。

总之，如果我们要寻找的是更先进的“数字文明”，如果我们要借助数字化建设，推进新型现代化国家转型，就需要价值目标及治理观念的进步，维护法治环境，消除信息阻隔，依据信息决策，改进治理观念，让数字建设真正增益社会。

（本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原文链接：张静 | 数字智理需要目标与观念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