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文轩的文学世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地”之子为叙述者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火”之子为叙述者的现代主义文学一直居于主流位置。与此同时,以“水”之子为叙述者的古典主义文学则不仅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而且被牵强地归属于“乡土文学”的类别之下。事实上,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兼容了现实主义手法与现代主义意蕴,但其所信仰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文学观念却与二者存在根本差异。所以,中国古典主义作家常常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的群落。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现当代名家姑且不说,单说当代学者型作家曹文轩就是典型例证。在一般意义上,曹文轩的确是新时期以来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可他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家。更确切地说,曹文轩以“水”之子的叙述者身份所创作的成长小说、幻想小说、童话、随笔等多种文本不仅接续了如潜流一般边缘化存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流脉,而且突围于中国现实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两大主流文学,进而建立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古典“水域文学”。

一、“水”之子:被“水”长养的别样作家

曹文轩出生并成长在江苏盐城的水乡。直到1974年他二十岁时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前,他一直居住在水边。水乡与童年的关系正如他多年后的追忆: “我家住在家门前一条大河的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在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淡然语调里,充溢着一位“水”之子在多年以后回望“水”之乡时欲说还休的深厚情感。仔细体味,其中有感恩的意味儿,也有宿命的成分。这种缠绕在一起的对水的隐秘情感,可能正是进入曹文轩其人、其文的精神语码。真可谓:对于曹文轩而言,一切尽在“水”之中。进一步说,他的童年、他的个性、他的文字、他的作品、他的审美趣味、他的文学理想、他的孤独寂寞、他的执拗坚韧无不因“水”而生,伴“水”同行。特别是,他对现实主义过于拘泥于“现实”的警惕,对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恶”与“脏”的美学的拒绝,都源自一位“水”之子的生命哲学。

也正是由于“水”的长养,曹文轩获得了恒久的生命依托,并诞生为“水”之子这一别样作家。何谓“别样”?与众不同者。不被“潮流”裹挟的人。沿“水”边逆流而上的人。

我们需要回溯曹文轩诞生为“水”之子的别样创作历程。

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曹文轩开始了他的“水域文学”创作。那个如萌蕾般粘连而苦涩又芳香的水乡,因他的追忆而重新复活。从1983年到1989年,曹文轩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儿童视角的“成长小说” :中篇小说《没有角的牛》(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长篇小说《古老的围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短篇小说集《云雾中的古堡》(重庆出版社1986版)、短篇小说集《哑牛》(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短篇小说集《暮色笼罩的祠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版)、短篇小说集《忧郁的田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成长小说”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一脉,被著名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不断探索。亨利·菲尔丁、马克·吐温、海明威、塞林格、杰克·凯鲁亚克等西方作家都创作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成长小说”。但如果仔细阅读80年代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不难发现:曹文轩并没有沿用西方成长小说所隶属的现代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也没有遵循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所隶属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创作方法,而是将“成长小说”的根茎深植在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所探索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流脉中。然而,在80年代,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是由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所交替领衔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 “知青文学”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一拨儿一拨儿的文学潮流所构成,而曹文轩的“成长小说”显然游离于各种“潮流”之外。换言之,当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集体地讲述时代激变时,曹文轩却开始建立起独属于一位“水”之子的“水域文学”。

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更加变幻莫测。“家族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女性“私人写作”、王朔现象、王小波现象、二月河式的历史题材写作等等令人眩晕的小说潮流,尽管局部开花,但都归属于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旗帜下。然而,“水”之子的根性记忆却给予了曹文轩坚韧、安静的个性。他照例一面研究小说,一面继续致力于“水域文学”的建立。从1991年到1993年,他出版和发表了如下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民生报社1994年版);短篇小说集《绿色的栅栏》(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短篇小说集《红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作品表明:曹文轩在创作短篇体裁的成长小说之时,已经向长篇成长小说进发了。1993年,思想界发起了“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很快溃散。随后,文学的市场化、大众化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论争中兴起。曹文轩没有如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那样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过往主潮中挣脱出来,或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各种现实主义的潮流中去,或纵身一跃加入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旗帜下,而是仍然坚持中国古典主义的美学精神。从1994年到1999年,曹文轩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红葫芦》(台湾民生报社1994年版);中短篇小说集《埋在雪下的小屋》(台湾国际少年村1994年版);短篇小说集《蔷薇谷》(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 ;短篇小说集《三角地》(台湾民生报社1997年版);短篇小说集《大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长篇小说《草房子》(江苏少儿出版社1997年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 ;长篇小说《红瓦》(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长篇小说《根鸟》(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上述作品,准确无误地传递出:曹文轩抵达了他“水”之子所讲述的“水域文学”的一个大成期。其标志有三:其一,在文学的深处,诞生了“水”之子的天堂、人类的故乡——水边的“油麻地”这一极具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的核心意象;其二,曹文轩不仅成果丰硕,代表作云集,而且诞生了深具古典主义美学风格的大成之作——《草房子》和《红瓦》;其三,曹文轩小说的影响力已经发展到台湾地区和韩国,其中《红瓦》中的《染坊之子》一章已成为韩国中学教科书的读本内容。

新世纪以后,曹文轩日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2003年初,作家出版社以“学者型作家”之“品牌”推出了他的九卷本文集。2010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以著名“学者型作家”之“品牌”出版了他的十四卷本文集。然而,他的大成期也是他的困惑期。如果说80年代由一元到多元的文化环境生成了他的“水域文学”,90年代旅日经历壮大了他的“水域文学”,那么新世纪之后文化环境的失序难免不让一位信奉古典主义的“水”之子产生更深的焦虑。这个源自故乡油麻地的“水域文学”将流向哪里?如何流动?中国古典主义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等等。当然,这些焦虑是逐渐郁积起来的。新世纪初始,曹文轩仍然如一位“宅男”那样照例守护安静如水的日子:读书之时,继续写下心得,便有了学术随笔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教书之时,继续研究小说,便有了小说研究的理论著作《小说门》和学术著作《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写书之中,继续回望水乡,便有了长篇小说《细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他似乎并未因为新世界中国文坛兴起了“底层文学”“打工文学” “历史题材”等潮流而改变其“水域文学”的流向。但是,到了2004年,他“水域文学”的平静被打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强力影响严重地冲击了一位古典主义者所信守的美与真相平衡的美学信念。为此,他背水一战。其实,曹文轩在坚持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的同时,亦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朝夕相处。他倒要看看如果两种美学混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气味?是如榴莲一样浓烈的现代主义气味,还是如柠檬一样清新的古典主义气味?2005年,长篇小说《青铜葵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与长篇小说《天瓢》(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年出版,既满足了他如孩童一样的好奇心,也实现了一位“水”之子的文学转型。如果说《青铜葵花》是一部一如既往地以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精神为内核的典型的成长小说,那么《天瓢》则是一部存有太多解读空间的作品。然而,就在这个深度转型的当口儿,图书市场上儿童文学繁华中的危机凸显出来。商业性的浅阅读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儿童的阅读生态。而在所有的读者群中,还有谁会比儿童读者更需要曹文轩呢?何况,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始终放置在现代性的视域下,确信“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为此,他再度将精力更集中地放置在“儿童文学”上。他的长篇系列幻想小说《大王书》(第一卷《黄琉璃》接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卷《红纱灯》接力出版社2008年版)既实现了他期待好久的“大幻想文学”,也实现了与另一位西方经典文学作家托尔金的长篇幻想小说《魔戒》隔空对话。此后,他还创作了系列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丁丁当当》以及优秀的具有经典品质的童话书。最近,曹文轩又创作了《麦子的嚎叫》《小尾巴》等多个短篇,再度证明了他的创作理念: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

二、“水域文学”的演变:由纯净转向浑厚与壮阔

熟悉曹文轩的读者,闭上眼睛,都能够感知得到曹文轩作品中的语词、意象、句子、故事以及人物所能够散发出的薄荷般的清凉气味儿。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曹文轩是在用水边的文字建立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水域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当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缺乏以“水”为核心意象的文学世界。鲁迅的小说《故乡》和《社戏》便将儿童视角下的浙东水乡风景想象为“人国”的未来世界。只是鲁迅小说基于启蒙使命的承担常常往返于“水”“陆”之间。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更是溯水而来,以“水”为源。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特定历史语境的限制,他们或在最好的年龄“封笔”于大成期,或复出时已逝去最好的年龄。曹文轩接续了鲁迅《故乡》和《社戏》所开创的“水域文学”流脉,且一直致力于探索独属于他自己的“水域文学”的诗学意义。即在曹文轩的“水域文学”中,沉淀着他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独特理解。

20世纪80年代,曹文轩的“水域文学”虽然没有直接切入80年代文学的潮流,但又无不透露出80年代所特有的真诚,纯净、明亮、饱满的时代气息。不过,曹文轩选取的是中国古典主义作家的处理方法:以小儿女的视角对历史、对时代进行婉曲的诗性观照。在曹文轩8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白栅栏、芦苇荡、池塘、大水、白帆、细茶、阿雏、哑牛、海牛、香菱等等景物、人物和动物皆淡雅、清新。先看人物:作为成长小说,其主人公大多为俊逸的少男、轻灵的少女。特别是少女,纯真、洁净,周身散发着古典主义的柔美、高贵之气。《忧郁的田园》中的少女主人公细茶“穿一件人家姑娘出门做客才穿的白布褂,袖口轻轻往上只挽一道,然而一天活做下来,白布褂上都不沾一星污点”。显然,细茶的形象描写颇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中的少女细竹的神韵,但增加了一种非比寻常的洁净美感。再看风景:“密密匝匝的芦苇,像满地长出的一根根金条,一望无际。这里的水绿得发蓝,天空格外高阔。”(《白栅栏》)这芦苇荡俨然是一个自然神的存在。真可谓:人物如风景,风景即人物,正如曹文轩所说,“小说中的人物是一棵树”。就连动物,也遍及古典主义美感。例如:“鸭们很干净,洁白如雪,如云,如羊脂。一只只都是金红色的蹼、淡黄色的嘴,眼睛黑得像一团墨点。”(《泥鳅》)特别是,曹文轩80年代作品还回响着忧伤的旋律,即中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精神。进一步说,曹文轩80年代作品的悲剧叙事主要接受了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作品中的宿命论,而没有径直地承接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正因如此,当社会、历史等因素成为过往云烟后,曹文轩80年代作品依旧具有挥之不去的韵味。如《弓》讲述的是天才小提琴家“我”因欲将收养的平庸少年黑豆培养为天才而遭遇的毁灭自身的宿命悲剧;《蓝花》讲述的是以哭丧为职业的银娇奶奶的悲剧一生;《水下有座城》讲述的是槐子哥在对梦想寻找过程中的宿命消失。这种对宿命的处理方式,可谓逾越了时间和国别。不过,曹文轩80年代文学作品并非祛除历史和社会的要素,而是选取了他特有的处理方式。即在曹文轩80年代文学作品中,成长小说犹如一脉渐行渐宽的河流,“历史”则如伫立在河流两岸的“远山”,“现实”则如构筑河流沿岸的“土地”,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则如铺垫河流的底色,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如灌注河流的魂灵。这种种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得曹文轩80年代作品反复回荡着清幽的江南小调。

90年代以后,曹文轩的“水域文学”虽然还保留着其80年代作品中令人感动的纯净美感,但日渐增加了复杂的现代意蕴,其叙述美学由单纯转向浑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90年代以后,曹文轩的“水域文学”中那一脉安静地向前流淌的古典主义水流遭遇了湍急地包抄过来的现代主义激流。双方在曹文轩的“水域文学”的纵深处迎面相遇、相互博弈。结果是,曹文轩的90年代作品非但不认同当时中国主流文坛所青睐的现代主义的“审丑”主义文学观念,反而更加确信中国古典主义所蕴藏的对文学、对人心的救赎力量,进而与中国主流文坛的文学观念、文学行动形成了一种由差异到对抗的关系。不过,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对于曹文轩90年代小说而言,并非没有影响,反而构成了他90年代作品的另一种参照。打个比喻说,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如隔岸灯火,反衬着此岸曹文轩90年代作品中充溢着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的静水沉鱼。正是基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相互参照的对比美学,曹文轩90年代作品才不断加宽、加深。所以,90年代以后,曹文轩除了一如既往地表现他“水域文学”中人性的高贵的一面,也开始凝视“人性的暗河”了。这种微细的变化,在90年代初期的短篇《泥鳅》与《田螺》中就有明显表现。两篇小说在展现人性良善一面的同时,并不掩饰人性的欲念。比如:十斤子和何九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增加了人性欲念的比重。而曹文轩90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则可以理解为人性的本原——童真如何对抗人性的欲念的悲剧性过程。特别是,在90年代末期曹文轩完成的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中,可谓全面拓宽了他的“水域文学”的现代意蕴,实现了对古典主义的高贵美学与“人性的暗河”的双向探索。《草房子》除了正面讲述主人公桑桑从“小人儿”变成“人”的成长过程,还进入到秃鹤的人性“暗河”中。秃鹤是个秃子,时常遭到同学的嘲弄,被人践踏尊严,故此他采用了报复的手段。同样,《红瓦》除了讲述林冰的高贵美感,还讲述了林冰等少年的不可预知的命运及隐秘的孤独感。而《根鸟》中的少年根鸟,之所以踏上寻梦的漫漫旅途,正是为了战胜那个笼罩“人性的暗河”中的孤独感。那么,人因何要命定遍尝孤独?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暗河”使得人时刻缺少“一种坚实可靠的自主性身份感”,而生命中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在各种联系中个体将丧失自己的身份。由此而产生的恐惧就是所谓吞没的恐惧。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再度“被抛”在没有皈依的时代中, “人性的暗河”再度被现代主义文学缺少节制地释放出来。但秃鹤、林冰、根鸟以及曹文轩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却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非常不同:他们固然皆陷入无法自拔的“人性的暗河”之中,可同时也在竭力依凭古典主义精神而自救。

新世纪以后,曹文轩的“水域文学”由浑厚的气韵升华为一种壮阔的气象。置身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乱象”之中,曹文轩不仅探索了多样化的古典主义文学形式——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童话、系列长篇幻想小说、图画书,而且以古典主义的唯美风格对新世纪文学的粗鄙化、商业化的流俗进行抵抗。当然,曹文轩的抵抗行动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温和到激烈的渐变过程。新世纪初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细米》照例风平浪静,照例自觉接续古典主义的自足的美学精神。甚至,在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铜葵花》中,曹文轩似乎也没有改变他以往“水域文学”中的水质与流向,但是,到了同是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瓢》,他的“水域文学”看起来似乎陡然遭遇了逆向而流的漩涡。而在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曹文轩一向视为准宗教的中国古典主义审美精神与现代主义审美趣味的变体在新世纪中国的特定背景上狭路相逢了。经由《天瓢》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决,在《大王书》中,曹文轩已然将现代主义的负能量转换为古典主义的正能量,并强烈地激发了他生命深处的想象力。所以,《大王书》除了再次如《天瓢》一样成为善恶、美丑角逐的演练场,还成为文学想象力无限飞翔的地方。在《大王书》中,曹文轩任想象力狂放无羁地从人间坠入地狱,又从地狱回到人间,再从人间飞到金色的圣殿。幻想的天空时而黑云密布、狂风大作;时而光亮耀眼、婉转低回;时而雄壮沉重、刀光剑影、危机四伏;时而轻盈曼妙、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但也正是在作者的想象力飞升之时,《大王书》承担了一位古典主义者所必得承担的天命:对新世纪幻想小说的混杂和悬浮状态进行改变;对重写实、轻想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格局进行反拨;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诸多哲学问题进行追问。在《大王书》之外,曹文轩还创作了《罗圈腿的小猎狗》《菊花娃娃》《天空的呼唤》等童话,其想象力的神奇,意蕴的丰富,语言的精致,为他的“水域文学”注入了新的古典主义“活水”。而长篇系列儿童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丁丁当当》等也为他的“水域文学”提供了幽默的古典主义新质;近作《小尾巴》《麦子的嚎叫》等短篇,接通天、地、人之气,使得“水域文学”中的自然、动物和人物都获得了同等的灵性和神性。

总而言之,曹文轩的“水域文学”从故乡的“油麻地”出发,经由中国古典主义源头重新诞生,在80年代以单纯、静美之“水”复活了沉睡于我们心中的童年原型意象,然后,在90年代宿命地遭遇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两大文学主潮的双向冲击,几经弯曲,进入到新世纪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大水系汇合处,形成一个无限开阔的“中流”地带。然而,在此地带,无论曹文轩创作出了多少优秀作品,都面临着罗兰•巴特所说的尚在“中途”的写作阶段。姑且不说不管是谁,盛名之下后退的危险性总是潜伏着,单说大成之后前行的每一步也充满危险:中国古典主义能否一如既往地整合起曹文轩日渐矛盾的文学世界?曹文轩作品自《天瓢》告别了中国古典主义庇护后,如何与西方现代主义潮流对决?在这个娱乐化、商业化的浅阅读时代,曹文轩的未来写作是否会成为例外的存在?一般而言,中国当代作家由于许多因素的限定,往往难以将文学创作作为一个终身性的职业。就算不说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单就自身内部因素的限定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有的中国当代名家,虽然还保持着作品的数量,但往往依靠写作惯性去复制以往的作品。而如曹文轩这样不断探索新形式、新样式、新思想的中国当代名家实在稀缺。但唯其如此,曹文轩在“中途”写作阶段所面临的考验也就越大,同样希望也就越大。“中途”之后,曹文轩的写作世界与他的梦想世界一道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本文有删节)

文章原载《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本文转载自“新报网”,网站链接:论曹文轩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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