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26日）一早，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段晴老师离开了。虽然我对此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此快地来临。自从去年8月她告诉我不幸生病的消息，我一直觉得以她的身体素质以及乐观精神，一定能够扛过去，所以不时用各种方式鼓励她与病魔抗争。但是最近一个多月来，消息越来越糟。3月初我赶出一篇万余字的文章，题为《西域胡语文献研究获得新进展——段晴教授及其团队的贡献》，就是想借此提振一下她的精神，直到此时我还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文章承蒙《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大力支持，把原订两版隔周发表的长文压缩为一篇，删去注释，以9千多字的篇幅整版发表在3月18日的“绝学回响”版面上，还有段老师在北大文研院讲演时的照片以及她的简介。遗憾的是，回天乏力，今日凌晨，段老师凤凰涅槃，离开人世。

今天天色阴霾，狂风乱吼。我坐在研究室里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只是不时翻阅着手机上圈里朋友们的哀悼之词，稍稍定神之后，开始整理“段晴教授论著编年目录”。中午看到“丝绸之路考古”微信公号推送出段晴刚刚发表在《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上的文章《唐代据史德文化略考》，随即转发到朋友圈，并加了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话：

段晴教授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举凡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她都能解读，中国没有第二人，恐怕多少年也不会有第二人。

这里，我想就我所了解的段晴的学术生涯，来谈谈她在丝绸之路古代语言研究上的“独一无二”。

段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跟从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攻读印度学硕士学位。我也是在同年进入北大历史系，读中国史专业本科。因为我们都在季先生组织的“西域研究读书班”里，所以很早就非常熟悉。段晴毕业后留学德国汉堡大学，跟从恩默瑞克（E. R. Emmerick）教授学习于阗语，攻读伊朗学博士学位。我则选择于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1984-1985年访学荷兰莱顿大学，其间曾去汉堡，由段晴带我去拜见过恩默瑞克教授。段晴毕业后回到北大东语系教梵文，我也留校任教，几十年来我们在中亚西域、伊朗学、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有诸多合作，让我对她的学术也略知一二。

作为学习德语出身的段晴，是季羡林先生选中的通过德国式教学掌握梵语的人才，她不仅圆满完成了梵语、巴利语的学习，而且留学海外，进入中古伊朗语领域，又跟从恩默瑞克教授掌握了解读于阗语的法门，还同时增进了梵语和佛教学知识，同时选修了藏语、中古波斯语、奥赛提语、粟特语等多种语言，为解读西域古语文献储备了丰厚的知识。她秉承了季羡林先生为中国学者开创的印度学道路，以梵文为看家本领，旁及中古伊朗语领域，而且和季先生一样，其研究的核心点是新疆发现的古代语言文字材料。

1987年段晴刚刚回国任教的时候，能够得到的新材料十分有限，她曾陆续解读了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于阗语《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残片（1993年），这可能来自她的另一位梵文老师蒋忠新先生的提示，因为那时候蒋先生正在帮助旅顺博物馆整理梵文《妙法莲华经》（1997年出版）。1997年，她解读了王炳华先生提供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一件于阗语木牍文书，两人合作刊布了这一珍贵文书，因为此前只有两件同类木牍文书由恩默瑞克和施杰我（P. O. Skjaervo）发表。后来，她还帮助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解读了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梵文残卷（中英文论文2002和2003年发表）。但这些零星的文本，似乎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家图书馆、新疆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陆续入藏多批来自和田地区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等西域语言文字的材料，加之新疆博物馆、和田博物馆、策勒文管所等地旧藏的于阗文、佉卢文等资料陆续交给段晴和她的团队进行解读研究，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从2006年开始，她的研究成果如积累多年的熔岩，一下子喷发出来。前面提到的拙文《西域胡语文献研究获得新进展——段晴教授及其团队的贡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号），从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佛教梵语文献、于阗语佛典与文书三个方面对于这些成果有比较具体的梳理和阐述，此不赘述。这里仅以段晴在这三个方面发表的论著按年代整理如下：2006年论文1篇；2007年英文论文一篇；2008年论文2篇；2009年论文4篇，英文3篇；2010年论文2篇，英文1篇；2011年论文2篇，英文1篇；2012年论文2篇，英文1篇；2013年撰写《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胡语部分的5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中的2篇，另有论文2篇，英文2篇，还出版专著《于阗·佛教·古卷》；2014年论文4篇，英文3篇；2015年论文3篇，英文1篇，出版专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2016年论文3篇，英文1篇，专著《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2017年论文1篇，英文2篇；2018年论文2篇；2019年论文2篇，专著《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2020年论文4篇，英文1篇；2021年论文4篇；2022年也有不少成果等待发表。这里还没有计算她关于洛浦博物馆藏氍毹图像和文字的系列中英文论文，以及翻译巴利文藏经的成果。段晴在《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一文中说到：“唯有对新疆古代语言文字有深入了解和研究者，才能认识到新疆古代语言文化发展沿革的真面貌，把对新疆古代文明的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建设。”她就是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在构筑一个古代西域文明研究的独立学科。

段晴在西域语言方面真是一个天才，大约在1999年我从敦煌带回北京几张照片，是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胡语文书，我看外观以为是摩尼文字，和她商量是否交给德国的宗德曼（W. Sundermann）解读。她拿回去琢磨了一下，很快告诉我是叙利亚语文书，她可以解读。没想到不久以后她就完成了这篇叙利亚语《圣经》的转写翻译。作为有胡语文书解读训练基础的人，不惧怕任何新材料，哪怕是一门新语言。最近她和她的学生一起又解读了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新出土的粟特语灌顶仪轨，是又一个证明。

段晴教授是一个人文学者的典范，经过学校的培养、自身的努力，面对新材料，不断迎接挑战，不断超越自己，为学术树立起一块块丰碑。与此同时，这样艰苦的工作也在消耗学者的体能，摧残她的身体。在事业仍然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座丰碑忽然倒塌，对于世人是无尽的惋惜，对于亲友是无尽的伤悲。能够安慰一下的是，段老师像一只凤凰一样涅槃而去，而她树立的学术丰碑，将永久树立，她的学术也将有人继承、发扬、光大。（作者荣新江 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链接：荣新江｜凤凰涅槃，丰碑永在：悼念西域历史语言学家段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