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7 信息来源: “ 南方周末”公众号
文字:向阳、翁榕榕| 编辑:青苗 | 责编:安宁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物和文献被国外考察者、探险者骗取或买走,致使流散海外。此后,几代敦煌学者在世界各地寻找文献。(视觉中国 / 图)
荣新江至今记得自己接触的第一份敦煌文书。那是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带到巴黎的P.3016,上面有两个“天兴”年号的牒文,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初步接触这份文书,认为它属于北魏时期。但荣新江研究后,发现这是古代西域王国于阗的一个年号。
“这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敦煌卷子。”荣新江说。那次之后,原本对唐代经济史感兴趣的他,转而做起了于阗研究。随着接触的敦煌资料越来越多,荣新江的研究范围也在慢慢扩大。如今,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他,研究方向不仅有敦煌吐鲁番学,也包括西域中亚史、丝绸之路等。
当荣新江做于阗研究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那时还在新疆师范大学教书,几乎接触不到敦煌的基本文献,只能借到吐鲁番相关的文书。直到1994年,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选修了荣新江的“敦煌学概论”课程,才系统接触到敦煌文书。
那时,距离荣新江第一次踏上“满世界寻找敦煌之旅”,已过去整整十年。荣新江寻找的是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包括古代纸本文书、壁画、雕塑等。有一段时间,荣新江待在英国,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坐地铁到罗素广场,买一个面包、一杯咖啡,抓紧时间吃完后,立马奔向英国图书馆东方部,赶在9点半前,坐下翻看敦煌文献,看完一批换另一批。
于阗公主供养的一幅《地藏菩萨像》,荣新江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才追寻到。1980年前后,荣新江在撰写和张广达合作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时,提到了这幅画。当时画已流散,他们都没见过,只能依据王国维的跋文来写。荣新江一直想找到这幅画。
1904年,这幅画被敦煌县令汪宗翰送给叶昌炽,此后几经易手,直至毫无音讯。1953年,曾多次随同这幅画流转的另外一幅《水月观音像》被公开发表,当时它已归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荣新江推测,或许这幅《地藏菩萨像》也在此处。直到1997年,荣新江带着一堆相关资料来到弗利尔美术馆,馆方将他带进库房,他才终于看到这幅画。“公主安然无恙,色彩如新,使人激动不已。”荣新江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中写道。
四十年的时间里,荣新江走过五大洲的11个国家、48个城市,一站一站地追寻着敦煌的吉光片羽。他相信,只有看到原件才能回到历史现场。
利尔美术馆藏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受访者 / 图)
1 “敦煌寄托了民族情感,成了一个学术焦点”
南方周末:存在敦煌学这么一门学问吗?
荣新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现在基本有共识:是有这么一门学问的。
这门学问有一些特征。一般现代科学是按照哲学、文学、历史这样的学科划分,要在这样的范畴里,它不属于一门学问。但是过去在西方学术发展之后,有西方古典学、中世纪研究、大航海时代等有西方特色的研究,随着西方势力往外延,有了东方学,之后又分近东、中东、远东,各个国家比如有伊朗学、印度学、中国学,或者以前叫汉学。这种学科其实在欧美的大学里都有。
敦煌学属于这样一种学科,它不像真正的严格的学科划分,就像哲学有理论、方法、基本内涵,而是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有一些特色的内容。敦煌学包括佛教、道教等宗教类的、历史类的、文学类的,涉及很多方面。
周一良先生觉得这种汉学、日本学、敦煌学,有一种殖民主义色彩,不应该算作一个正式的“学”。但是敦煌学随着这一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科体系,甚至一些理论,特别是一些方法,比如认字的方法、认洞窟的方法,还是别的学科不能取代的。而且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论,是在敦煌学里面建立的。所以我认为敦煌学绝对是一门学问了。
南方周末:站在历史的角度,如果勾画一个敦煌学的范畴,应该是怎样的?
孟宪实:敦煌学是以敦煌资料为研究对象生发出来的一门学问。因为背景特殊,所以它拥有世界性、多学科的交叉性等这些特征,大家还都是承认的。
荣新江,1960年生于天津,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从事敦煌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和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南瓜视业 / 图)
南方周末:中国的敦煌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抄经开始的吗?
孟宪实:从斯坦因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了解到敦煌藏经洞的常见东西被斯坦因他们拿走,就形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敦煌情结。所以从1931年编《敦煌劫余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就开始派向达、王重民到西方,有计划地往回抄敦煌卷子。
罗振玉、王国维是第一代敦煌学学者,王重民是第二代。罗振玉他们做过往回抄经或复印的工作。他书里也讲了跟伯希和关系比较好,因为伯希和协助他们把敦煌的法藏文献复制了,那时就开始了敦煌学的早期研究。敦煌寄托了民族情感,也成了一个学术焦点。
荣新江:抄经更多的是抄普通佛经之外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比如胡适抄《神会语录》,这都是中原丢掉的。像王重民他们特别注重四部书和文学作品,变文是一个,因为变文全都没有留下来,而变文对中国的戏曲小说是一个源头的东西。
2 边边角角的字都有关联
南方周末:你的满世界敦煌发现之旅是1984年开始的,这场发现之旅现在回过头看,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荣新江:当时年轻嘛,有这么一个出国机会,当然不要失掉。我当时去的是荷兰,荷兰没有敦煌文书,所以我计划去英国、法国。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我做于阗,比如瑞典有于阗的东西,也有个别的可能是北齐回鹘文那些,我碰到就搜罗了。
我的目的不是冲着敦煌去的,我到瑞典是冲着于阗去的,因为于阗的东西有拉丁字母的转写。我想,既然有于阗的文书,一定会有汉语的混在一起,我就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汉语木简。其实那些文书的背面有一些是有汉语的。
德国,我是冲着吐鲁番文书去的,也不是冲着敦煌为首。所以我开始调查敦煌,就是像敦煌学一样,其实涵盖很多方面,不仅是敦煌,也有吐鲁番、和田、龟兹,反正遇到什么都顺便访查了。
荣新江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书库中搜集文献。(受访者 / 图)
南方周末:你在英国看到哪些斯坦因带去的东西?
荣新江:有时候我们说伯希和带走的那些学术含量更高,但是伯希和(带走)的卷数远比斯坦因少得多。但也不能小瞧斯坦因,他翻了一阵之后,肯定知道哪些是一般的佛经,哪些是有价值的。比如绢画,在斯坦因、伯希和之后就没了,斯坦因还拿走胡语的东西。
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主要是对应着我要做的归义军史和于阗。第二次我是做编目,翟理斯他们编目编到6980号,6981以后就不管了,因为太碎了,定起来很困难,他就先把目录出了,之后他去世,英国就再没有人在做这个。后来1990年,我跟方广锠先生一起,他编佛教的,我编非佛教的。
我的收获非常大,遇到什么我都要提取,对于我的归义军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比如说《张淮深碑》《下女夫词》,还有经变文。我遇到什么就要做点研究,包括那些道教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把这些从普通佛经里分辨出来。其实这就是一个功劳,要不然6981以后到现在没有一个目录,也没有所谓胶卷或图片。
南方周末:张淮深德政碑这个文书的对齐是在英国吗?
荣新江:对。我在那儿编目的时候,看这个字很熟,我就琢磨这东西在哪儿,必须给它一个名字。我想起那边有个像张淮深碑的字,就把3329提出来,把这个放下去。当然我不能够只走这一步,因为编目必须给一个title。后来我搜寻到北图的一个藏卷里有这个题名,题名有特征,就是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淮深到最后又加官到仆射,但是这个碑正好记到兵部尚书,所以我才敢肯定这个是他的碑名。
敦煌文献很好玩,它就是边边角角都有一些字,这些字就有些关联。有的是物理上拼在一起,有的是内容上拼在一起,内容上拼其实更见功力,更见满世界寻找的结果。
3 “整个河西走廊的人才全部压缩到敦煌城里”
南方周末:归义军统治敦煌这一带大概多久?
荣新江:不到二百年。归义军是敦煌的一个重要阶段。敦煌这个地方很神奇,有两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一次是十六国时期,西凉的首都就在敦煌。作为一个小地方王国的首都,它要建立各种礼制建筑、先庙。这个时期,因为中原战乱,大家族都搬过来,所以文化提升非常快。
北魏打掉北凉后,北凉家族的好多人往敦煌逃,最后迁到高昌,但敦煌也聚集了大量的高等级人才,归义军也是这样。归义军848年赶走吐蕃,它是从东向西打的,把整个河西走廊的人才全部压缩到敦煌城里了。
河西的好多郡县,像武威,在唐朝时期是河西的首郡,但经过吐蕃统治这一段,就不行了;张掖、酒泉本来比敦煌大,但它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实力不如敦煌,所以敦煌能够支撑将近两百年,从848年一直到1035年,最后被西夏占领,在历史上是有很大意义的,包括维护中西交通,推进丝绸之路,统合周边民族。如果没有归义军的话,整个中国西部的民族、政治、宗教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孟宪实,1962年生,黑龙江讷河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瓜视业 / 图)
南方周末:安史之乱之后,吐蕃的西进把河西那么多汉族文化浓缩到敦煌,所以它能有一个大的传承?
荣新江:那些人非常厉害。吐蕃占领敦煌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昙旷到拉萨去讲经,解决他的佛教疑问。昙旷说,我已经七十多岁,走不动了,上不去,你把问题提出来。敦煌卷子里有个《大乘二十二问本》,就是回答吐蕃赞普的这些问题。
后来有一个吐蕃的三藏法师,经律论全通,也是讲文史学的,叫法成。他从吐蕃的末期到归义军的初期,是张议潮的老师,他不跑,张议潮就把他留下来了,那时候汉藏关系非常密切。
第一任的河西都僧统,也是吐蕃时期最后一任的洪辩,他父亲是甘州军使,就是张掖的最高行政和军政长官。这些人都是有名堂的,他有身份、地位、学问。洪辩地位高,是一个大和尚,去世之后,在藏经洞里头给他塑了一个像,相当于纪念堂。
南方周末:这段历史中有些东西记载于文书中,有些记录在洞窟中。这些洞窟都成为历史的材料?
荣新江:对,所有的图像都是历史观念的反映。《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是最直接的反映,它是唐朝皇帝来授节的过程,同时它是收复河西一道的出行图,是一个浓缩的画面,跟敦煌卷子里有一个节度使授节仪式的过程记录完全吻合。图像和画面这样吻合的也特别难得。
除了文书记录,榜题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榜题都有归义军节度史的称号的递进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排出一个次序来,还有它的告身,哪个是兄,哪个是弟,都在洞窟里非常清楚,都排出来了,但是壁画的研究远不止这些。
2013年,荣新江在圣彼得堡东方文献所。(受访者 / 图)
4 中原因潮湿无法保留,在吐鲁番留存下来
南方周末:藏经洞的文书90%都是佛经,非佛经的文书有多少是佛经背面的东西?有多少是单独的?
荣新江:目前为止没有人统计过。它作为一个藏经洞,我认为是个图书馆,比如那些道经,大部分背面没有文字,它是作为图书搜存的,就是和尚读的东西,还是一个废了的东西。所以这可能和佛道斗争(相关),他们要读道书,有意保存的。还有一些比较正规的四部书,比如《文选》《尚书》《诗经》,背面没有东西,它就是作为僧寺庙里的正规图书。
僧人看书,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意义。但恰恰是这些公私文书,特别是这个户籍、差科簿,各种各样的交税的、记账的,比如仓库的账单,这些东西对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各个层面都有巨大的帮助。
南方周末:藏经洞里也有很多经史子集,那些是单独成卷的吗?
荣新江:这些好多都是单独的,主要是属于文献类的。我们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文献类,就是书;一个是文书,就是平常写完了可以作废的这些东西。文书有很多是背面有东西,(人们)利用它练练字。纸张都是有用的,拥有者可以在后边写任何东西,比如家里订个契约,他先起草一下,但是它不影响这本书的存在,这还是一本小书,放在家里,或者放在寺院里。
敦煌写本《下女夫词》,全文近2000字,以问答体裁、四言韵文形式展示了唐代民间婚俗。(受访者 / 图)
南方周末:你发现的文书里有苇席做的书,那是唐代的全国预算表,这个怎么会有?
荣新江:不是全国,那个是吐鲁番的文书。唐代这个大一统帝国非常了不起,它有一些是全国性的文件,要发到各个州去,各个地方,但不光是对应你这州的,比如律令格式,好多跟敦煌没有关系,也是全套地都发到敦煌了,那个预算案也是。其中有一部分涉及西北的州县情况,有一部分是不涉及的,但是整个东西都要在官府里留存。
这些文件原来在长安没法保留,长安、洛阳都太潮湿了,埋在地下的这种有机物的东西,比如丝绸,甚至像内地发现的木头棺材都留不下来,就地下一堆铁钉子。但吐鲁番什么都留着,甚至木俑身上穿的那些丝织品的衣裳,包括干尸——这是最容易腐蚀的东西,都留着。
南方周末:敦煌有那种竹制的经帙形制吗?
荣新江:竹制的只有两件。因为南方才产竹子,所以那个经帙有可能是从内地传过去的,不可能是在当地做的,这儿没有竹子。包裹文件的(东西)不是统一的,是各种各样的,高级的是绢,有的就是皮纸、麻布。
形制也不一样。标准的应该是包完了之后,两边就是一个方形的帙子,两边封起来,上面写上编号和经名。但是它没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好多是只用绢子包上来,帙子跟绢子一样宽,两边就露天了,这个时候它就伸出一个小舌头来,就是弄个纸片写上经面。敦煌文书里有好多这样的小纸片,其实那纸条就是让你在外面可以看出这一包是什么东西。
5 这么多宝藏让王道士负责支配,这本身就有悲剧性
南方周末:藏经洞盗走的文献被拿到西方世界了,怎么看待这种行为?
荣新江:这当然是一种掠夺行为,即使他付了一点点钱,也不能成立。尤其像斯坦因,他是骗走的。对于文物,也是跟本体的分离。比如很多盗窟的,特别是画,洞窟的底本就是白描的壁画,还有一些刺孔,做千佛的时候,要打粉在上面,再勾线。这种东西都在巴黎、伦敦,我们要量了之后再在洞窟里研究,所以这种东西是绝对不能跟石窟分离的。
(文物)到了西方,这是一个难度。有时候英国的馆方不喜欢揭,揭了等于又破坏了一层。但是揭出来会获得大量的文献文书资料。我也不主张再揭,已经有那么多研究材料了,要不然的话一揭就毁掉。
孟宪实:客观说,这么多宝藏落在王道士手里,让王道士负责支配,这本身就有悲剧性。这种悲剧发生在那个历史环境下,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必然。
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挑选文书。(受访者 / 图)
南方周末:从流散史的角度,敦煌的流散过程大致是怎样的?
孟宪实:在国内,从发现到斯坦因来,这段时间在甘肃内部其实已经在流散,都是王道士有选择地挑出一些东西送给他的长官们,这个流散是一直到1910年。
藏经洞的所有东西进入北京以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内流传过程。大车进入北京的当天晚上,李盛铎他们的相关人已经开始分了,开始撕卷子。它有个总目录,目录的数量不能变,他拿一个撕一个。这帮人可是当时的文化官员、精英,对中国宝物的状态,往往是自己家里偷的那个。后来鲁迅说罗振玉偷敦煌卷子,正好说错了,他们内部显然是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实际上那个时候抢救敦煌这批卷子出力最多的应该是罗振玉,他是要保护的。
后来又再流散,包括在敦煌境内王道士藏的那些东西,老佛爷庙的那些东西。到敦煌要成立研究所了,结果发现了很多王道士藏的还没散出去的东西。
荣新江:有各种各样流转的原因。除了大谷探险队(日本人大谷光瑞成立的探险队),国外探险队大部分都是国家或博物馆支撑,回去就归公了,基本没有再散。中国的这部分是属于个人的时候,就会再流散,但是中国也有一些进入官方的,就是京师图书馆,没有再散掉。
原文链接:用四十年时间,满世界寻找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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