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觉醒-工人的力量

文/陈斓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拼吾热血，为他牺牲。

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

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走光明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

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集体创作《五一纪念歌》，1921年

“五一”

除了山东问题之外，巴黎和会形成的另一个决议，无形中再对中国造成了“二次伤害”——这个决议就是召开世界劳工大会。

根据巴黎和会的提议，1919年10月，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共有39国参会，各国代表团均由三人组成：工会代表、资方代表、政府代表，而中国却只派出一人代表中国政府参会，那就是驻美公使顾维钧。

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再次受到了侮辱。

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的最大特点，是把世界劳工分成了三个阶层，并以世界劳工大会决议的方式公布于世，决议表示：英美发达国家的工人，要争取6小时工作制，欧洲其他国家劳工要争取8小时工作制，但中国、印度和日本劳工除外，会议更特别对中国租界里的劳工工作制度作出规定，每周休息一天，每周工作60小时，而15岁以下童工，则每天工作8小时。

这当然就是明确地对世界工人阶级进行分化，根据这样的分类，中国劳工，在世界工人阶级中也属于最下等的地位。

《少年世界》杂志报道了这次大会，报道悲愤地说，不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视为三流国家，在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上，中国的劳工，竟然也被世界视为三流劳工——这真是奇耻大辱。

中国工人处于劳工阶级的最底层，是最被歧视、被压迫的阶层。这种对中国劳工阶级的歧视，进一步刺伤了中国的良知。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百余名北大师生和校役参加。

当天，李大钊发表《“五一”运动史》一文，他痛彻地介绍了世界劳工大会的情况，他这样感慨说：

华盛顿劳工会议的成绩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项一一适用到我们的劳工社会来，我们那些苦工人，也许可以得享些幸福。谁知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又被他们认作特殊国除为例外了!那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我且不提，单把那关于中国的特殊规定，写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

乙、以一日十时间、一星期六十时间为原则。对于不满十五岁的人，以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为原则。

丙、对于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场,适用工场法。

丁、在各国租界内，亦适用同一规定。

……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1]

正是李大钊的文章，第一次向中国详细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起源，而且专门介绍了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运动的情况，其中，李大钊这样写到了三位工人领袖上绞刑架的时刻：

Spies、Parsons 、Fischer、Engel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惨遭绞刑。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悲壮。Spies君当那绞绳放在颈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说“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Parsons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ischer的死状，尤其壮快，他以踊跃的跳步，光明的颜色，上了断头台，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2]

李大钊说，英美劳工阶级的地位，是靠流血斗争换来的，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中国劳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有通过流血与斗争。

今天读来，上面的段落，几乎是对李大钊自己命运的预言。

李大钊继续说，然而，如今中国的劳工不但不知道流血斗争才能挣得地位与权力，他们甚至连八小时工作制，连“五一”劳动节究竟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可见，五四运动的所谓觉醒，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的少数的觉醒，而中国最被压迫、被歧视、被侮辱的劳工们，他们是大多数，他们远远没有觉醒——劳工的不觉醒，这正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的“五一”充其量不过是报纸上的“五一”，这样的“五一”，与劳动者没有丝毫的关系。

于是，他大声疾呼说：

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志大吹大擂的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3]

李大钊说，我们要为中国争权力，那么首先要为中国的劳工争权利，如果说中国要觉醒，那就要唤起劳工，只有劳工觉醒了，中国才能真正的觉醒，而中国劳工觉醒的第一步就是——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他呼吁北大的平民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到劳工那里去，去开启那个真正的“觉醒年代”。

在李大钊的呼吁下，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过后，夏日的清晨，沙滩红楼的校园里传来一声声清脆的蝉鸣声，邓中夏、高君宇等人整装待发。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长辛店。

长辛店位于古老而寂静的永定河畔，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是北京铁路工人最集中的区域。

邓中夏他们一边打背包，一边讨论着：“君宇，守常先生说得对，要改变中国面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这次在长辛店可要待得时间长一点才行。你说呢？”

邓中夏笑着问高君宇。高君宇说：“这正合我意，以前在平民讲演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一天的讲演都不过瘾呢！不过仲澥，这次你可别带那么多本线装书了，太重了。我们轻装上阵啊！”

“放心吧！我们五四游行的人，这次要从五一再出发啦！”邓中夏笑着自言自语地说，“咱们这些人，终于从五四走到五一啦！”

时间转眼来到了初冬。1920年12月19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9人来到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他们筹划在那里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早在五四运动中，长辛店工人积极分子、长辛店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史文彬、陶喜琮等曾凑钱办过一个夜班通俗学校，因无人指导，又缺少经费，正准备停办，恰逢邓中夏、张国焘到来，于是决定以夜班通俗学校为基础，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正式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起初同学们都是以学生身份前往工人区访问的。那时，学生多属社会上层人物子弟，工人是排斥的，他们常常怀疑这些学生不在学校好好读书，来工人区瞎溜达，到底是有啥动机？因为摸不清学生的思想，所以他们对其敬而远之，不愿接近。

为往工人里面钻，青年学生们多次分析讨论，最后找到症结和答案：要打破工学界限，学生们一定要与他们一起吃苦耐劳、聊天谈心、打成一片，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工人心间。

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发展十人团的组织。所以算是有与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他们，他们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同学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词不吃；张国焘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地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张国焘的这种做法，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在大家努力下，那间工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工人们有时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或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多，在这里大都得到了合适的处理，逐渐地，这间学校也就成为工人们生活最需要的地方了。

高君宇是从称呼入手。他们开始拜工人为师，每到工人中走访时，学生们称工人为师傅，工人则称学生为先生，后来渐渐亲近起来，称呼就相应有了变化，双方都用“老”互称，如工人称高君宇为老高，高君宇称姓史的工人为老史等。时间一长，工人看高君宇他们生活自律，不近女色、不嗜烟酒，就称他们为清教徒，再后来工人根据学生们的特征给他们起绰号，如高君宇举止斯文，就称他是“老夫子”，邓中夏耿直豪爽，工人就叫他“邓大炮”。

就这样，工人们同高君宇等人开始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邓中夏、高君宇等换上工服走进工人中间谈心，渐渐地，工人们都愿意说出心里话，纷纷诉说自己受工头欺压、被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的不幸遭遇。经过邓中夏等人的耐心解释，工人们对参加补习学校有了热情。

史文彬等工人四处募捐筹集经费，李大钊每月拿出部分工资作为补助，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在北大资助下开办的。它的经费主要是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的。捐助者有李大钊、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北大俄文系讲师柏立伟等。

在大家的努力下，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筹备会之后，邓中夏、杨人杞、朱务善等又多次来往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

邓中夏负责起草的学校简章如下：

(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二)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

(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

(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

(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

(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

(七)本校设驻定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

(八)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

(九)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4]

邓中夏还帮助制定了《劳动补习学校预算案》和修改了《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筹备会议决定，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元旦召开成立大会，1月1日正式开学。

这个学校向所有热爱学习的工人们敞开，不收学费，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还会补贴学习用品。

学校开始有学生二十多人，到了四、五月间发展到四十来人。劳动补习学校由邓中夏主持校务，并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先后派去吴雨铭、贾祝年和王铮三名北大学生作为常驻教员。

除了上课以外，他们还结合工人的处境为工人编歌。有一首这样的歌，很受工人欢迎。歌词全文是：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多年之后，这首歌，经周恩来指定，被编入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

除常驻教员外，邓中夏也每周去讲课两次，杨人杞则每星期都去。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他成员如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也都轮流去讲过课。李大钊也曾亲自去察看过。

1921年春节前，李大钊来到补习学校授课。他充满激情地对工人们说：“职工弟兄们，你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看待。可我们工人呢，应当把自己当人看待！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了能更好地启发工人们，他还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竖着写了“工人”二字。

“大家看，工字和人字接起来念什么？”大家回答：“念天字！”李大钊接着说：“对，是念天。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

李大钊说，如果没有工人起来，五四运动就不能胜利，所以，是工人帮助了我们。

“工人是天”，这个既通俗易懂又意义非凡的理念，就这样播种到了铁路工人心里。

李大钊问工人们：“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工人们摇摇头，李大钊接着说：“俄语中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的意思。什么是多数？就是农民、工人，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

张太雷也经常到那里讲课。张太雷问工人：“我们工人每天做工，资本家不做工，为什么他们生活得比我们好得多呢？”工人答道：“他们是靠剥削我们才过得好的。”张太雷又问：“他们是怎样剥削的呢？”工人们说：“我们做的产品，卖了大钱，可他们只给我们小钱。”张太雷听了说道：“你们说的没错，但还不够全面，我把这其中的秘密告诉你们。我们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后就能得到钱，这就是产品的价值，这个产品的价值是我们工人创造的，其中除了购买原料、机器磨损、厂房折旧、管理费用外，其余的钱照理应该全部分给工人，资本家只能拿投资的消耗和管理费用，可是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拿走了，只给工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那一小部分，这就是剥削。”工人们听了，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劳动被资本家剥削的事实。

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批骨干由此成长起来，工人运动也进一步开展。同时，与工人结合、为工人服务的过程中，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走出书斋，真正认识到劳动的伟大、工人阶级的伟大。

2. 地火

1920年11月22日，夜的大幕降临后，从长沙出发，坐了一天火车的毛泽东，身着蓝色的长袍，拿着把雨伞，提着一只木制的行李箱，出了位于湘东赣西边界的萍乡火车站，步履沉重地走在飘着雨的山路上，他的身后，山峦层叠。

其时，正当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准备再下长辛店，去筹备劳动补习学校的时候。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地是萍乡，那里就是张国焘的家乡，这里有安源煤矿，煤矿离张国焘的老家只有16公里。

那一晚，毛泽东在萍乡城郊的一间私人小旅馆写了几封重要的信。特别是在25日这天，他便分别给远在法国的向警予、欧阳泽，北京的罗章龙，新加坡的李思安，南洋的张国基写了回信，谈得最多的是时局，特别是湖南对“自治”运动的失望。

在他看来，驱张运动赶走了张敬尧，但却迎来了赵恒惕，而赵恒惕则是一个更坏的军阀。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很少采用“绝望”“看透了”这样的词句。但是，那时的他确实心力交瘁，他告诉朋友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以前所进行的改造中国的运动——互助运动、文化运动、联省自治运动，使他陷入了“绝望”，他愤慨地说，他已经“看透了”。

在给向警予写信时，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思考着社会改造的新途径，在静夜里吐露心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绝望、看透了，不意味着消极和放弃，而是意味着要推倒重来，从根本上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920年11月25日和26日两天，是冷雨淅沥的日子，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许多，结论和想法也清晰起来，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的来信拿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读，并挥笔一一回复来信者。

运动军阀，借助军阀倒军阀——这条路是不行的。

于是，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

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另辟道路”“另想办法”“旗帜立起”，具体所指是什么？

后来，他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于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中，进行了直白的解说：“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在萍乡期间，毛泽东思绪如潮，一连写了八封回信和一篇按语。

毛泽东曾说过，他参加共产党是被赵恒惕逼上梁山，也就是说，本想通过别的途径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这时只能扯起造反的旗帜了。

萍乡与安源，这是毛泽东的新的起点。后来，他举行秋收暴动的基础，就是安源煤矿的武装工人。

在安源，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到大地的底层，他第一次下井，就是在安源。

当时的萍乡，是个“肮脏的城市”，在萍乡路上，他不断遇到运煤的马车，几乎每一辆车都被塞得满满的。黑色的煤，从四周的木板渗透出来，撒在刚刚下过雨的地面上，形成一摊黑色的污浊。

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参加革命之前，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连吃水都要别人挑来，那时，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是干净的，而工农很脏；参加革命了，与工人农民在一起了，才知道，工人农民虽然脚上有牛屎，但心是干净的。

安源老矿工们后来的回忆，记述了毛泽东第一次下矿井的情况：

那天，毛泽东换上短装，手提一盏油灯，来到巷口，决定到工作面去看看。

有工友看到毛泽东书生的样子，急忙劝说：“不能去！小巷道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滴水，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干活都不怕，我去看看还怕吗？”工友只好带路前行。

也许，当时脱下了长衫的毛泽东，他的内心有一些忐忑，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他迫不及待地想去井下看个究竟，工人们在黑暗的井下是怎么劳作的？

就这样，毛泽东身着短衣，腰间的绳子勒得紧紧的，手里举着一个外罩几乎是落满了煤尘的煤油灯。他朝着空旷的幽深的通向井口的小路，摸索前行，刚开始他还能透过模糊的窗户看见外面的阳光，阳光下的一棵棵挺拔的向日葵，它们金黄色的圆盘倔强地迎着太阳的方向绽放。过了一会，就剩下巨大的阴影，像是行走在皎洁的月亮的背面。他的手心紧紧地提着那盏黑色的油灯，眼前闪现一道惨白的光。

地底的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那一瞬间，他定然感到自己浑身被禁锢在一片厚重之中，被拖进深深的黑暗洞口，潮湿的岩壁，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朦胧的黑暗中，他听见水滴滴落在岩石的声音，清脆，绵长。

一股潮湿阴冷的风卷来煤尘的特殊味道，像是松林间飘落的松子混合着泥土的味道。长长的巷道铺展开来，跟地面的丛林一样的宽阔。清冷幽暗的油灯在每个人的头顶处闪烁着。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这自然和人类血肉凝成的历史——巨大的能量，最后凝成的只是一小块，诗人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想象着。脚下踩着的硬邦邦的黑色煤田，几千年以前，是一片森林，茂密的森林。

一万年太久，一亿年之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的春天必定是蓝色的。湖面如镜，映着天空的蔚蓝，令人心动。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冻土已经苏醒，笔直高大的树枝上舒展着嫩叶，阳光照在分叉的小径上，随着光线的移动，伸向不知名的远方。鸟儿开始叽叽喳喳，一只小鹿在奔跑。有几只动物的尸体横躺在草丛之中，它们大概是没有挨过这个寒冷的冬季。

一亿年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改变了。震动、翻转、覆盖、掩埋、发酵。然后，蓝色是怎样一点一点，变成了现在的黑色，凝固的，可以燃烧的黑色。

井下的土地更加坚硬，那是被放逐的黑色，却激起他极度的兴奋。窒息的闷热让这种兴奋更加猛烈，使它消磨人的意志，让人感觉到极限。那也是垂死的大地，它那火热的张力，它的烦躁，还有它的气馁和消极的闷热，仿佛在热烈的火焰之中，无情地映射出几千年以前的小鹿，死亡，映射出爱、人生以及时光的终结。

无边的黑暗笼罩他的全身，无论哪个方向，触手所及的都是黑色、黑色。

他走在一堆人的后面，大步地跨过井下的倾斜的台阶，从一个入口穿过另一个入口，像迷宫，又像一个黑色的魔幻世界，变换着不同的空间和方向，潮湿阴冷或闷热如盛夏。

毛泽东惊叹于井下变换的空气，而工友对一切似乎都已习以为常。覆着厚厚一层煤灰的管道，衔接处露出光滑油腻的黝黑。然而始终保持不变的，依旧是黑色。

什么是上等人，什么叫下等人，什么叫阶级，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这些过去抽象的名词，一瞬间便恍然大悟。

湿热的工作面，几个如原始人一样只遮盖私处的工友，默默地干着活，遮羞的白色已被浸染成黑灰。毛泽东看到有的汗流浃背的工友在用力地铲煤，还有的工友黝黑的肩上扛着沉重的三角铁，长长的、圆粗的铁棒，被用来支撑井下的顶板。汗水流过的地方，渗出一道道雪白的皮肤。它们在矿灯的闪耀下显得那样白，像是黑压压的森林里一条条蜿蜒流动的、被太阳照耀着的亮晶晶的小河，这些河流静静地流淌着，流向大海的方向。

浓热的空气充斥着巷道。干活的矿工像动物一样，气喘吁吁地伸出又厚又干的舌头。眼睛被不断流淌下来的混着煤灰的汗水遮住，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不断地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去擦拭。吃饭的哨子吹过，一个个浑身汗水，紧闭着嘴唇，唯有眼球是发白的黑色身躯，停下手中的活，靠着洞壁或者随便什么工具上坐下，打开白色的袋子，爬到稍微凉快的洞口，吃那雪白的有些冰冷的米。尽管手上的煤灰在米饭上留下一道道黑印子，他们却全然不顾，依旧狼吞虎咽。

他们在沉闷、潮湿的井下喘息，让人忘记地面上摇曳的花朵、清凉的雨水和夏日的绿荫。好像这世界从来就是有着这样一张黑色的大口，在布满黑色煤尘的巷道之中，这些滴着汗水的男人，目光呆滞地缓缓挪动着黝黑的身躯。

他的面前又浮现出那些矿工们的身影，每天天不亮，他们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哈着白气，摇摇晃晃地进入井口。那扬起的层层煤尘，那光着膀子、吃力地扛着三角铁的煤矿工们，流出的汗水都是黑色的污浊。

在井下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木然，全然不知反抗。被煤灰覆盖的褶皱的皮肤，在闪烁的矿灯的照耀下，依稀还能分辨出大致的轮廓。他们木然地钻着、铲着、扛着，无声无息。像黑暗中的舞者，更像伏尔加河畔上的纤夫。或瘦弱或强健的臂膀，被勒紧，脚步艰难地向前挪着。

夜幕降临的时刻，他们满脸乌黑，缩成一团，从井口涌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一大半醒着的时间，都在地下的深洞里度过。有时，身子弯曲成一团，扒拉着角落处的煤块。有时，肩膀上压着沉重的三角铁，额前的汗珠滚落在黝黑的身体上。还有的三三两两推着装满废弃工具的手推车，一脸的茫然。这些矿井里黑色的身影，像是蚁穴里进进出出的蚂蚁，为了食物和水，爬进洞穴，又涌出洞穴。

一直到下午3点多，毛泽东才从井下出来。

一群结束了早班的工人，木然地走在长长的巷道中。衣服上的煤灰成了颗粒状，紧紧地依附在衣服上，也许皮肤上也落满了。他们簇拥着往前走着，那些背影依然那样亲切。巷道里的风凉飕飕的，像是傍晚从海面吹来的风。他们明亮的眼白，在全身的乌黑之中，总显得那样突兀，像猫的眼睛。

到达矿工的工作面时，毛泽东全身是煤，满头大汗。毛泽东走过去，在一根坑木上坐下来，一个工人忙解下毛巾为他擦灰，毛泽东拉住工人的手说：“不用擦，没关系。”毛泽东问工人们每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工人们说，除进班出班时间外，每天要做12个小时，干一天有8个毫子（铜钱），有的12个毫子。毛泽东同情地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生活真苦哇！”有的工人在一旁说：“没法子，只怪我们自己的命苦哇！”

毛泽东说：“你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

说到这里，他顺手拣起一个小石头打着比方说：“一个小石头，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小石头堆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了。我们工人只要团结起来，就是有座山压在我们头上也能推倒。”

在冬日的火炉旁，一家人温暖簇拥的时刻，他们是否还会想起在洞穴里的攀爬？人们知道自己现在的温暖，是这样苦役般的劳动获得的吗？

此前，毛泽东一直在寻求火种，现在，他看到了光明的源头。

毛泽东这次在安源住了一个星期，走遍了安源矿区。

日后，一些安源工人回忆起毛泽东到井下考察的场景时，仍然历历在目。毛泽东询问工人的生活情况，有的工人说“命苦，没有饭吃，老婆孩子顾不上”，毛泽东告诉工人们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

毛泽东去的那个巷道叫总平巷，是安源煤矿的主井口，矿工由此出入矿井，煤炭也由此运出。总平巷口有一个醒目的标志——一把斧头与一把铁锤相交，斧头代表井下工人，铁锤代表机械工人。

直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才离开萍乡，那时，距离他的28岁生日，只有不到一个月。

据统计，从1920年至1930年，毛泽东先后10次到安源。

究竟是什么迷住了他？这是今天的人们需要深思的。

安源，就是日后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的地方，党在安源的革命实践创造了党史上的许多第一，安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中国共产党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诞生，标志着党的组织第一次建立在产业工人之中。

这一切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246页。

[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240页。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245页。

[4]《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 —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