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超:持续深化政治学基础研究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为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政治学的基础研究,包括基础概念、基础理论与基础方法的研究,是实现知识变革、提供思想先导的前提。持续深化政治学基础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者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基础研究这一概念来源于自然科学。范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提出了“基础科学→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商业化”的科技发展线性模型,强调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的源头。唐纳德·斯托克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四象限模型,其中“波尔象限”代表了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则代表既受好奇心驱动又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应用基础研究。总体而言,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主要由求知欲驱动,是能够为应用研究奠基的理论性与规律性研究。

政治学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分殊植根于古典时代的研究传统。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区分了“实践知识”和“理论智慧”,为后世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政治学以马基雅维利为分水岭,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政治思想家们建构了近代政治学的基础理论。

政治学基础研究的核心是对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涉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与研究方法。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强调,政治学的基础研究旨在提供独特的政治分析工具,揭示政治发展规律,助力未来政治趋势的预测。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持编撰的多卷本《政治通鉴》,聚焦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填补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工具性基础文献的欠缺,就是一项大型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也指出,基础研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理论研究,也涵盖实证研究。基础研究不仅是理论探索,更是为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奠定基石。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中,扎实的基础研究对于引领原创性与前瞻性的应用研究至关重要。忽视基础研究将导致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的浅薄,进而影响政治学的实践价值。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化政治学基础研究不仅是对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回应,更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要求。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不仅要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等基本问题进行探索,还必须深化重大理论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扩展研究领域与议题,创新研究方法,以及在古今中外的政治现象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规律与公理。

一是要增进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原创性探索。这不仅涉及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深入理解,更重要的是发现这些观点与当代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如19世纪马克思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对阶级问题的分析以及20世纪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讨论,都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研究潮流,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也应当在新的时空条件下重新厘清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经典政治学概念的内涵与边界。在时间维度上,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正在加速重构当前世界的基本结构,诸如新技术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边界、数字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实践与传统方式的差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亟待探讨。在空间维度上,如何将政治学的经典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不仅包括对理论本身的延伸拓展,还包括对这些理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性的思考。

二是要强化跨学科研究。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证实了其与哲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交叉学科的密切关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政治学基础研究应继续吸收这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和问题意识,同时也需要加强与信息科学、复杂性科学、系统控制论等学科的交流和互动。例如,从哲学中借鉴关于权力、道德和正义的理论视角,增进对政治行为和决策的深层理解;经济学的博弈论理论有助于分析国家间的战略互动;而法学中关于法律正当性和制度设计的理论为理解政治制度的运行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与信息科学的结合可以丰富对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和公共舆论形成的认识;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如系统动力学,对理解政治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变化特别有价值;系统控制论的原理可以应用于分析政治稳定性和变革的机制。这些跨学科的融合不仅夯实了政治学科的学术底蕴,也有助于政治学学者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政治社会现象。

三是要促进研究方法的革新。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从“新制度主义”到“行为主义革命”,再到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引入,都标志着重要的创新里程碑。新制度主义强调了制度环境对政治行为和结果的影响,重新引领了对政治制度和组织的研究。而行为主义革命则推动了对个体政治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促进了更为科学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学研究方法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例如,当前的政治学研究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来分析复杂的政治现象,这不仅能够提高研究的精确性,还能够处理以往难以触及的大规模数据。此外,网络分析方法可以用于研究社交网络中的政治动态,而包括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在内的模拟和预测模型则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预测政治决策及其结果。

四是要敏锐感知和及时回应现实政治中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基础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理论的发展,还要对现实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和趋势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开拓新的研究议题。例如,萨缪尔·亨廷顿对政治文明冲突的研究,以及弗朗西斯·福山对西方模式发展的讨论,都是对当时国际政治动态的深刻反思和理论化表达。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环境中,如科技政治学、宗教政治学等新兴领域的探索,不仅展示了政治学基础研究的新方向,也呼应了政治实践中的重要走向。例如,科技政治学着重探讨科技进步如何影响政治决策和权力结构,以及政治领导和组织模式如何影响科技发展;宗教政治学则关注宗教信仰在政治冲突与和解中的作用。此外,政治文化研究和帝国研究的复兴,也为深化政治学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政治文化研究深入探讨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政治行为的差异性和共性,而帝国研究则有助于理解国家之间的权力动态和历史遗留问题。

基础研究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并非对立的两极。通过探索理论创新、加强跨学科合作、推动研究方法变革和深入挖掘新的研究议题,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作者顾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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