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初心-亢慕义斋的课堂辩论会

文/陈斓

蔡元培说：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化，中国的思想与学术都深化了，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相比，对于什么是知识，正确的知识究竟从哪里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深之学问”——对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北大人的思考加深了。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之争，而且更暴露出经验性的知识与主体性的知识之间的分歧。李大钊认为，思想与真理都离不开信仰，怀疑主义不能构成思想与知识的坚实基础；而张君劢则认为胡适的知识论不过是经验主义，这是因为胡适这个“理工男”对于主体性的知识完全无知，所以，“他还不配谈哲学”。

梁启超、梁漱溟则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解释了知识与文化的关系，甚至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心理结构，西方的宗教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差距很大，脱离开文化传统的抽象的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是不存在的。

问题主义之争，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而且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北大的建设提供了契机——而这是蔡元培为北大、为中国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化百家争鸣，为学术分科；以分科大学、专门化研究促进百家争鸣，这样的工作，只有主张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才能做到。

胡适希望自己，也希望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的“过激”撇清关系，但这与坚持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十分不同。今天看来，如果当年北大就是坚信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的胡适当权，如果北大只有胡适这么一个“山头”，那么，起码北大的文科，就很难建立起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北大的文科也就是搞搞考据，进行些无关紧要的实证性研究——正如后来胡适主政北大时那种死气沉沉的模样。

幸而那时的校长还是蔡元培。

那个时候，究竟怎么处理信仰与知识的关系？如何处理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看待主体性的知识与经验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就摆在了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的面前。

蔡元培知道——这些问题，不是当年那种简单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是现代知识内部所发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不是靠只手打孔家店的振臂一呼，靠提倡白话文就可以解决的。

不破不立，北大如今更需要进行建设，需要树立真正的“高深之学问”，这是五四之后，北大最重要的任务。

就在那时，张申府在《少年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美国亚里士多德研究会开年会的情况。文章说，现在美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是行为主义问题，批判的就是经验主义，即认为人们的行动，受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偏好、阶层偏好的影响，行为主义的研究重点在人的心理偏好和主观偏好，并不认为知识的来源是客观的经验。

对于美国学术界的争论，张申府介绍说，他们不是要彼此打倒对方，而是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办法，把各种不同的知识与学问，放到不同的学科里面去，以形成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

用学术分科，来实践兼容并包——这个想法，深深地打动了蔡元培，他认为，北大要研究精深的学问，就一定要进行学科体系的建设。要化解李大钊、胡适、张君劢、梁漱溟之间的争论，也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成立宗教学系、心理学系、哲学系，即根据对于知识的不同理解，划分出文科、理科与工科，把宗教、心理、哲学、文学都作为不同的学科知识来研究。

最为重要的是，蔡元培提出，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与学术体系。即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那个时候，蔡元培对胡适的弯弯绕绕是有所警觉的，他对于李大钊的光明正大，一向是推崇的。于是，蔡元培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李大钊——北大应该做学问，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堂堂正正的学问。

正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得以公开成立，马克思的著作研究与翻译，得以展开。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马克思学说进入了北大课程，选修者给予高学分。

如果要蔡元培对“问题与主义”表态，那么，这就是校长的表态。

胡适以为借助杜威的牌位就可以打击李大钊，而他的嚣张气焰，就这样被蔡元培打击下去了。

蔡元培究竟要下什么棋，胡适明白，李大钊明白，甚至张君劢、梁漱溟都明白，但是，对于蔡元培如此的智慧，当时的北大学生一时还看不明白。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秘密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名字就叫“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学会设有书记2人，由王有德和罗章龙担任，王负责学会内部组织事务，罗负责学会对外联络责任。学会开始是一种秘密团体，因为当时社会上嫉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主张“过激”，形同“洪水猛兽”。他们刚开始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当警察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

罗章龙等人担心在尚未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时，立即公开学会组织，会引来不必要的干扰和非议。因此，刚开始会员一致认为学会应为秘密团体。

经过一年多的秘密工作，研究会成员认为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组织状态，不能扩大影响，不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大家决定公开，在社会上争取合法地位，至少要在北大取得合法地位。最后决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个启事，以宣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为了争取蔡元培校长的支持，罗章龙等同学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当时，校长蔡元培在学校讲授宗教问题，罗章龙等人主动要求负责讲座的记录。他们事先研读了一些参考书籍，熟悉相关内容，所以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实易懂。蔡校长看后非常满意，对他们大为赞赏。从此，他们和校长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

既然宗教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讲吗？几天后，罗章龙带着拟好的研究会启事找到校长，希望他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发成立启事。罗章龙没想到——蔡校长不仅答应了这一请求，还表示将出席研究会成立大会。

就这样，1921年11月2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1. 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2. 讨论会；

3. 讲演会；

4. 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发起人：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1]

研究会成立后，迫切需要活动场所。罗章龙出面找到蔡校长，希望能找一间房子作图书室和办公室。为了说服校长，他还当面背诵了当年蔡元培校长《劳工神圣》中的话：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听了很高兴，他立即决定给予支持。

从此，这些学生们真的要以劳工自诩了，于是，他们纷纷畅想着美好新社会的到来——

“我要当个作家，写有思想的小说，像鲁迅先生一样！”邓中夏兴奋得像个孩子。“你呢？君宇？”罗章龙问。“我想回家乡当老师，中学语文老师，还要把我在北大读到的好书都带给家乡山沟沟里的穷孩子们，这些书他们肯定很喜欢……”高君宇羞涩地说。“君宇，到那时就是新社会啦！你们家乡的山沟沟通上大汽车，孩子们就能读到各种好书啦！”罗章龙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

看到蔡元培如此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蔡元培身边的蒋梦麟不禁提醒说：“来了马克思，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蔡校长则说：“我正因为学校要安宁，才要安置他们哩！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学问，放在哲学社会科学之下去研究，有什么不好？”言下之意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问，只要学生研究学问，未必他们就真的要去当劳工，与劳工结合了。

就这样，经蔡元培同意，在北大西斋为研究会拨两间房子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

从此，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办公地址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北大二院（今沙滩后街59号），研究会的图书室起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Communism”的英文音译，意为“共产主义”，“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

罗章龙回忆说，蔡元培拨给他们使用的两间房子很宽敞，应有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值勤。

邓中夏、罗章龙等人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晚上聚在一起学习讨论，总要到深夜十二点钟后才就寝。

“亢慕义斋”的经理，就是时任北大学生会评议部总务委员的范鸿劼，1920年初，他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游行示威前门讲演时，遭到军警驱赶殴打，又一次被捕入狱。范鸿劼的同学李荟棠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诗歌《欢送范鸿劼君入狱》，其中写道：

我承认你这次是为人类的“自由”和世界的“和平”而入狱！

“自由”与“和平”在这乌烟瘴气中已经露出些光明，送到我们的眼里。

在北大学生中，范鸿劼坐牢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这次出狱后，范鸿劼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因办事认真、负责，有组织能力，被会员们一致推举为“亢慕义斋”经理。范鸿劼不负重托，想尽办法搜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方便会员学习研究。他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批图书充实“亢慕义斋”，还号召会员自由捐款购买。

范鸿劼于1925年10月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然而两年后——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范鸿劼便被张作霖逮捕入狱。这是范鸿劼人生中最后一次入狱，20多天后，也就是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范鸿劼等20名革命志士，被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看守所，送往绞刑台。而7个月后，即将迎来30岁生日的范鸿劼，就是这样——“自送刑场至就刑，未尝发言，寂然受死”。

研究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图书，为了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员们筹集了120块大洋，购买了第一批马克思学说著作，其中英、德、法3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各一套。过了一段时间，又筹集了部分资金，由李大钊利用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便利条件向国外购买书籍，如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等经典原著。

李大钊既然是图书馆主任，对于主要买什么书，他是有发言权的，北大图书馆大批购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此胡适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面对大批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会的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3个翻译组，并广泛吸收外语系的同学，帮助部分看不懂英文的会员学习，为翻译工作提供便利。其中，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德文组有李梅羹、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法文组有王复生、王茂生。

北大法语系的王复生，就是五四游行时把标语旗帜翻译成外文的人。

研究会负责人之一、德文翻译组长罗章龙对翻译小组的工作有详细的回忆：

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2]

由于受条件限制，罗章龙当时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为油印本，并没有正式出版，仅在内部传阅。他们在翻译作品时，先反复通读原著，甚至将一些精辟段落背下来。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一起激动地背诵《共产党宣言》的结尾：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

第二次赴京的毛泽东，曾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密切交流，阅读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包括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全文。

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4]

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从此，毛泽东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次大飞跃。

号称“小马克思”的刘仁静那时读的是英文本的马列原著，今天看，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刘仁静后来却谦虚地说，自己读的是英文，而不是德文，也不是法文。《资本论》第一卷有法文译本，那是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出版的，当时蔡和森是读法文的，所以，人们叫蔡和森“小马克思”还有点道理，至于自己，虽然读了，却常常提不出什么问题来，也谈不到什么深入钻研，更谈不到如何联系实际。那时，他认为只要基本上克服了文字障碍，明白了大意，就自以为差不多了，读懂了，读完后更喜欢以自己年轻的热情到处宣传，言必称马克思，俨然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实际上，同样一个概念，在德文、法文、英文之中，意思是有差别的，这是研究马克思的人，必须注意的。

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值得敬仰的。

刘仁静自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

记得当时给予我印象较深的著作，多半是一些解释经典著作的英文书，诸如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布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等，这说明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通过第二手资料了解马克思主义概貌的水平上，但在当时，即使是这样也要算不简单了。记得那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知之不多，研究会要组织演讲报告之类活动是有困难的。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虽有研究，但不可能把讲演的任务包下来，其他教授也无力经常接受邀请。为了开展工作，我这个低年级的学生会员也曾滥竽充数，登台讲过一次。现在我已记不清当时讲了些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我当时能讲的，充其量不过是复述内容，或者再加上一些自以为是的注释和体会，这原是十分肤浅的。不料由于这一讲，有人竟戏称我为“小马克思”。这当然是无意义的玩笑，本不值得一提，可是我觉得在我目前残存的点滴回忆中，只剩下这件涉及个人的戏谑能说明当时的一些情况，所以就不避自美之嫌，将之作为一个表现时代特点的笑谑提出来。[5]

五四后期，正是在蔡元培的鼓励下，通过推动北大的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新的学科，而且具有跨学科的色彩，北京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教育教学和图书收集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这表明——在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教学与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支持蔡元培的学科建设，李大钊除了发表文章之外，还通过讲演、课堂教学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对学生进行讲授，就是在北大从李大钊开始的。

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开马克思主义研究课，他说：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把历史、经济、法律和政治这四个学科打通，这是因为唯物史观把经济结构的演进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和线索，从而为历史学科奠定一个全新的学术基础。同时，过去研究经济的不过三派，一派是斯密代表的个人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一派是研究经济组织的社会学派，一派是研究社会互助的人道的经济学派，彼此对立。而马克思主义则包纳了这三个学派，因而是对一切经济学派的综合，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经济史的视野，这就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

至于法学，过去我们研究法律，往往不注意经济的决定作用，空谈法条而没有实行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主张，法律是经济利益的体现，这才说到了根本处，其实，政治也是如此，一定的政治是争夺经济利益的学说，离开了经济谈政治，也属于空谈。

于是，李大钊指出：要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分科的专门化研究自然是必要的，但是，学科的综合、交叉也是重要的，而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正是这种学科交叉和综合的作用。

这些观点，都为当时的蔡元培所赞成。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先后在各院系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讲座。他所授课程的公告，均刊登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而那一页，往往是刊登“校长命令”的地方：

“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政治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由于李大钊和蔡元培的设计与建设，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就开始具有了“通识课”“公共课”和“公开课”的特点。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与费天觉等8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1月15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校演讲。罗素在讲演时说，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不过，他又强调“社会主义不能行于今日之中国，资本主义为必经的阶段”。因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发展实业，中国只有发展起实业来，将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实业，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中国不可能不经历资本主义，就去发展社会主义。

为此，李大钊于1921年3月公开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表示不能认同罗素的观点。李大钊说，如果真像罗素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不能发展实业，那就是因为罗素没有看到苏维埃俄国是怎样发展实业的，今天的苏俄，实业发展得最快，仅就铁路来说，过去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建造铁路五千七百俄里，俄国广阔领土上的资源，因此就会得到巨大的开发，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俄国三年多造铁路，已经超过沙皇帝国时代的总和，而俄国马上就会成为世界上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这样的建设速度，是欧美做不到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以普及而提高，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之结合，开发共有土地之富源，哪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6]

那么，中国发展的真正阻碍在哪里？李大钊说，真正的阻碍，不是因为中国一般的缺乏资本，而是中国资本的散漫，中国少数有钱人，只会把钱存在外国银行里，最终不是被中国骗子，就是被外国骗子骗走了。如果我们中国像苏俄那样，实行平民专政，一举把这些资本强行集中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这难道不比被人家骗走要好百倍吗？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便宜，但是，正因为实业不发达，所以中国人才要么去外国打工，要么堕入贫苦，要么当流氓无产者。可见，中国最坏的地方，是一般游手好闲的官僚太多，而一旦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官僚的势力就会被打破，食利阶级就会被打破，所以，“我要说一句武断的话——中国实行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7]

1921年3月21日，李大钊又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文章指出——现在有人说，中国不是要鼓励无产阶级，而是要鼓励中产阶级，要鼓励中产阶级，就要发展资本主义——但这种说法，根本没有看到中国在现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处境。大家知道，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说过，如今中国的一个上等富人，日子过得还不如美国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日子过得不如美国的工人。孙中山的这句话，无非说明一个事实，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就是世界的三等公民。

中国为什么沦为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呢？这是因为中国人不但受外国资本和帝国主义剥削，而且受国内的军阀政权、国内的富人剥削，两层扒皮，我们不是无产阶级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里面，发展的趋势一定是这样的——中国的富人日益变成中产，中产日益变成无产，而这是必然的事实。可见，如果不改变世界的基本结构，如果不改变世界的根本制度，中国人注定要在世界上做无产阶级。

因此，罗素说要先搞资本主义，发展中产阶级，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却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果按照这样搞下去，一百年后，中国还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

中国要发展实业，究竟是采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再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必须先改变制度，从发展社会主义入手？李大钊与罗素之间，对社会主义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前途问题，进行了广泛评论，他们的演讲与文章，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把课堂讨论与辩论的方式引进了北京大学。

因为罗素在演讲时发现，中国学生非常谦虚，一般都不会主动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更不会主动去挑战老师和演讲者，这是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重大不同，因此，他积极鼓励在北大举行课堂辩论这种形式。

应该鼓励以讨论乃至辩论的方式上课，这一举措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于是，李大钊便率先在北大实行起来。

在罗素演讲之后，针对“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这一问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的一个教室里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辩论会。李大钊被邀请为评判员，辩论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

那天，李大钊穿着蓝布大衫，戴着眼镜，坐在一张桌子的角上，听大家讨论。听众很多，座位早坐满了，很多人只能挤在教室外面听。而辩论课的主持人，就是范鸿劼。

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也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按照后来的说法，那时的何孟雄还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缪伯英就经常与他一起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主义书籍，一起讨论研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值等革命理论。何孟雄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缪伯英起初一时还是不能说服何孟雄，于是，他们俩一起参加了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希望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

在辩论会上，何孟雄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一方面说，因为生产力在发展变化，所以历史就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法则存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说，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法则，马克思一方面说历史不断发展变化，没有唯一法则，但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是唯一法则，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阶级斗争是唯一历史法则，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斗下去吗？难道蔡校长说的互助，就不是法则吗？

这是十分尖锐的问题，也是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共同的疑惑。

对此，李大钊的回答是：我们既然身处在阶级社会里面，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法则，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因此，马克思说迄今为止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马克思还说，通过阶级斗争，最终要消灭阶级，达到无阶级的社会，而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的法则就是互助，要知道，互助的社会，不是等得来的，我们要达到互助，必须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达到互助共产社会的手段，共产互助是目的，阶级斗争是手段，因此，阶级斗争当然不是一直斗下去，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就是先把主张互助共产的人联合组织起来，为了消灭阶级斗争而斗争。

在李大钊的引导和缪伯英的帮助下，何孟雄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因此也成为一对革命夫妻。

这时，又有人站起来说，听说——苏维埃政府把克鲁泡特金枪毙了，这是真的吗？

李大钊回答说：现在关于俄国的谣言很多，其实克鲁泡特金活得好好的，不但没有被枪毙，他还有发表的自由。现在俄国的银行雇员、技术人员，还是在新政府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待遇也没有改变，甚至许多有产者，也开始积极地配合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俄国的工业正在恢复，未来肯定有大的发展。

在讨论中，又有人提出：马克思的学说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但马克思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的学说，何以对于文化宗教之类，一律排斥？这样的学说，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总是感到隔阂。

李大钊回答说：西方的社会，长期以来就是宗教的社会，所以，马克思的学说，他的唯物论，即使在西方也是异端。但是，自近代以来，西方产业和工业、贸易突飞猛进地发展，一下子把宗教给打破了，西方的一切问题，迅速地由宗教、种族、文化问题，变为经济与产业问题，信仰的分化，立即为阶级的分化所替代，马克思主义正是紧紧抓住和呼应了这种重大的变化，你看——过去的教士，现在变成了知识和文化的劳工，都要在市场上讨吃了。这正如中国过去的家族社会，全为经济变化所摧毁，诸位谋食，将来也是出卖知识与脑力，这不是因为马克思排斥文化和文化人，而是今天的文化人，已经不得不是资本体制下的劳工了。

在讨论中，大家特别围绕着“集产”与“共产” 展开辩论。一些人认为，苏联目前的“集产”，其实就是把产业集中到国家手里去。此举固然一时实现集中的发展，而其结果必然造成国家的集权，最终国家是发展了，但地方未必发展，反而造成中央与地方不均衡。所以，中国最好还是要从地方发展入手，如果从国家集产入手，那难免把资产集中在国家官僚手里——张国焘当时就是这样的观点。

其实，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会议上，代表北京的党组织作的报告中，也是谈到了他对“集产”的认识。他说，北京的厂主和雇主，北京的那些铁路银行，就是政府本身，政府就是唯一的资本家，他们说，为了国家富强，就必须剥夺、剥削，难道我们爱国，就是爱这些资本家吗？不行，我们爱国，是爱劳动者，不是爱资本家！

因此，张国焘认为，我们要的是“共产”，而不是苏俄那种“集产”。

对此，李大钊解释说，俄国的所谓“集产”，是把产业集中在社会，而不是集中在国家。社会就是指劳动者的社会组织，一般地讲“共产”，似乎是要把财产分给每个个人，分光吃尽，那就不能发展产业，那就是倒退。所以，共产一定是以劳动者的组织的扩大为前提，没有劳动者的组织，空谈共产，那就是回到小生产。

随着辩论的深入，大家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刻，其中最为李大钊所赞成的是农村问题。

有同学提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很少，中国搞社会主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不行，因为中国有的是农民，中国要搞社会主义，不能靠工人罢工，最可靠的是发动农民革命。

李大钊回应说，他极为赞成，因为工读互助团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为城里的地价太贵，仅仅租房就需要许多钱，没有资本，就不可能与城里的资本家竞争，唯一的办法，是去乡村，那里的地价便宜，可以成事。

而较早提出中国革命要从农民入手的，是宣侠父。1923年，他以剑魂为笔名，在《民钟》月刊杂志发表《罢工与据耕》一文，其中指出：

中国的罢工，造成的只能是物价上涨，工人被裁员，长远看不能持续，而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农民，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把土地看做最大的生产资料，夺回土地这个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方才会在中国有基础，而与工人不同，农民人数很多，有着斗争胜利的成熟经验，所以，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从组织农民入手。[8]

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民钟》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刊），是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这篇极有预见性的文章，就是在这份刊物上发表的。

在大革命时代，宣侠父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因为反对蒋介石被开除——他也是唯一一个被开除的黄埔生，此后，他先后在冯玉祥部和西北军进行兵运工作，策划了十九路军福建革命政府的创立，在抗战期间被蒋介石秘密处决。

正是在为期两周的辩论中，北大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对后来的中国革命而言，可谓举足轻重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怎样处理阶级斗争与互助联合的关系？怎样处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阶级与人民、阶级与民众的关系如何？怎样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吗？思想、意识形态、文化、法律、政治是否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特别是，中央集权的产业道路，等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吗？苏联的道路完全适合中国吗？社会主义是否要有民主？尤其关键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还是要根据中国国情，从农村的土地问题入手？

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艰难寻路的过程，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探索、实事求是的研究过程，而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开始就要找一条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不忘初心。今天看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初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双方辩论完毕后，大家意犹未尽，但都想听一听李大钊的评论，顿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

李大钊缓步走上讲台，用平实的语言谈了自己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精深的学问，我过去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完全了解马克思的学说，那一定是欺人之谈。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的学说是以十九世纪的欧洲为基础提出的，在它刚成立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特定的夸大的内容，这些内容，不见得全都适合于中国，但是，作为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进步，究有根本性的贡献。

马克思正视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残酷和不可避免，但是，他坚信，通过阶级斗争，那个联合互助的社会，就一定会到来，如果我们不敢于进行斗争，不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靠空谈空说，共产主义不会自动到来。

因此，正是马克思的学说告诉我们——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被人的意志与感情所左右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发展必定要转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他用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常用的比喻来说明：譬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

李大钊特别强调：

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要斗争，社会主义就自动到来。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

李大钊特别指出，我们以前的种种努力，都不是白费的，马克思主义与学生运动、民众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打倒和放弃我们此前的民主运动、民众运动、地方运动、互助运动。恰恰相反，只有有了马克思学说的指导，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作，才会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最终凝聚为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辩论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告一段落。会后，教室里还挤着很多人在争论。

参加了此次辩论会的朱务善回忆说：

这次辩论延长数日之久，参加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守常同志被邀请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在辩论会上发言非常踊跃，争辩激烈。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守常同志说话时，声音不大，但在话语里却表现出一种最高度的自信心。[9]

辩论会结束已经是1921年3月，李大钊号召全国的进步团体实现联合，“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回忆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吴雨铭）、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劼、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成为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成员。

[1]《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9 页。

[2]《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 年版，第72— 73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35 页。

[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5]刘威立：《刘仁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58 页。

[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353—354页。

[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354页。

[8]宣侠父，《罢工与据耕》，《民钟》杂志第1期。

[9]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李涛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 —218页。

原文链接：“红楼星火”专栏〡第六章 初心- 亢慕义斋的课堂辩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