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为什么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

近日,美国反复以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被击落为借口,在国际舆论场上炒作所谓“气球事件”,使本来已趋缓和的两国关系再起波澜。近年来,中美关系备受全球瞩目,两国关系起起伏伏,美国对中国反复无常的态度反映了怎样的心态?这个答案,或许可以从美国炮制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入手,略窥一二。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美国的障眼法,用一个好像深奥无比、蕴藏玄机的新名词把人吓唬住,其真相如何反倒无人探究。为了不跌入“陷阱”,需要回归历史本身,揭示“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究竟为何。

“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

公元前431-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知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雅典日益强大,斯巴达人虽清楚这一点,但仍保持冷静,并不加以干涉制止。随着雅典势力达到顶点,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斯巴达人感到无法容忍,决定发动战争。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为历史学家所公认。值得称赞的是,修昔底德身为雅典人,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对战争的解释如此客观,难能可贵。

修昔底德的本意如此,但却被美国人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歪曲利用。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人士,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为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他援引历史,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称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且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战争。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最终导致希腊的毁灭。

以此来看,“陷阱”理论的多重弦外之音就清晰了:将中美两国嵌入,即中国挑战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弦外之音的第二声,在于调换了雅典与斯巴达两方的立场。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并不明确,因为那时没有现代统计学,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人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但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国家、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定位可能并不准确。

“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背离了现实: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一战时,指责的对象却是作为新崛起大国的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回归历史本身看一战,其本质却是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厮杀,将一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

在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后面,似乎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在一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逻辑的混乱开始出现了:按照艾里森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代表正义的雅典是挑战者,代表邪恶的斯巴达是被挑战者;而在一战中代表邪恶的德国是挑战者,代表正义的英国是被挑战者——那么是谁在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是挑战还是被挑战、是正义发动战争还是邪恶发动战争?如此混乱的逻辑不知从何而来?

事实上,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在作祟,艾里森真正的逻辑是:只要他定义为“民主”的一方,不管它是不是发动了战争,都是正义的。移位到中美关系的现实中来,他在说什么,岂不是清清楚楚?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近几年大行其道,因为它定义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是“挑战”和“被挑战”的关系,并将“挑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中国发展得好,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美国一些政客吃酸葡萄,是意识形态作祟,也是心胸狭窄的表现。然而大众传媒受美国宣传舆论的影响,不追求了解历史的真实,盲目跟风这一伪命题,不自主地陷入一个杜撰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效果恰恰是陷阱杜撰者希望看到的,世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不存在“陷阱”,何谈“跳出”

在现实的人类历史中,当矛盾与冲突发展到激烈的程度时,最强国家之间经常交恶乃至战争。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便成为国家的大事。以英国为例,观察其近百年来的处理方式,可以发现它从一个偏远岛国崛起为独霸世界的头号强国,得益于它的外交谋略,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

英国的谋略可归纳为三大原则:一是英国利益至上,二是没有永恒的敌友,三是打击最强国。三者间的关系为,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永远以英国利益为判断标准,无需考虑意识形态和道德义务;朋友和敌人都依据英国的利益来择取;最强大的国家是敌人,站在敌人对立面的都是朋友,英国要拉住所有“朋友”结成同盟,摧毁敌人。

几百年间,英国就是依靠这套方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自16世纪起,英国陆续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此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把矛头对准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冒尖的那一个,就是“打老二”,谁当老二就对付谁。19世纪中叶,英国把矛头对准俄罗斯,法国是它的盟友;19世纪末,德国成了封杀对象,英国与法、俄结盟,共同对付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由此可见,英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外交谋略。而美国作为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继承者,在同样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性的影响下,承袭了英国的外交谋略。

美国采取这一策略,也并非为中国量身打造,二战后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并以不同方式被整治下去。美国在历史中因该政策获得了很多好处,所以不可能主动放弃。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成为继美国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这个“老二”的位置似乎变成了中国。对此,要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国际地位到了这里。

“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利益杜撰出的理论,以意识形态作为障眼法,并将战争责任推给“老二”。该理论利用修昔底德其人与其著作,糊弄了一些不知底里的人。让人以为跳出这个陷阱才是正道。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陷阱,何谈“跳出”?所以,中国需要关注的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如何破解身为“老二”的困境。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态度,中国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事。

在应对外来挑战的同时,中国也要主动出击。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共同的价值取向出发,中国可在国际舞台上设置议程,用历史的教训说明结盟将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反对“经济制裁”,解散“军事同盟”,不允许将国内法用于国际问题等,相信这些议题会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一个大国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模式已经过时,世界应该遵循新的行为规范。

作者钱乘旦 系北大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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