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给标题中的“作者”打上引号，是我意识到，AI正在给我们习以为常的“作者”观念带来巨大的挑战。

今年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人们惊讶地发现，它不仅在一般的对话中文采斐然，还能按照指令生成有模有样的文学文本，这方面的表现远超豆包、Kimi等其他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chatbot），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已经有学者和作家尝试用DeepSeek写作旧体诗词或网络小说，效果可谓惊艳。可以想象，人机协同的写作方式未来将成为文学创作当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不仅会冲击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的既有理念与模式，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如何理解和界定人机协同所生成的文本的“作者”？

事实上，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作者”观念也是一项现代的发明。文学作品是具体的、富于创造性的个人精神劳动的产品，它的价值及产生的社会效益（如版权）应完全归属于这个特定的“作者”，这样的观念及相应的制度，大致诞生于十八世纪的欧洲，背后是浪漫主义对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弘扬、印刷文化和出版市场的发展等一系列因素（参见金雯《作者的诞生》，《读书》2015年第2期）。在此之前，作者身份没有那么重要。史诗、传奇和悲剧无须了解其作者，仍旧广泛流传，众口称颂。它们即便被归到某位“作者”（如荷马）名下，也不会被认为是其个人创造力的产物。而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即已确立了圣人通过撰述经典来阐明和传递“道”的作者观念，诗文创作亦深受其影响，但这与现代意义上的“作者”相去甚远。至于戏曲小说领域，作者问题更加模糊不定，所谓作者往往不过是编次、整理乃至改写既有的文本，读者亦不关心它们的“原创性”（参见孙康宜《中国文学作者原论》，《中国文学学报》2016年第7期）。

到了晚清以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作者”观念才传入中国。即便如此，许多通俗小说的“作者”仍旧是流动多变的，显示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影响。他们变换笔名，甚至假托他人，这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小说是某种公共知识和情感的载体，诉诸读者的也是公共性的经验，作者个人的独特思考和创造性反而显得无足轻重。这也与通俗小说作为某种文化商品的自我定位有关，在这样的观念和制度下，作者会根据读者的趣味和需要及时反馈和调整，修改增删自己的作品，如张恨水对《啼笑因缘》的续写便是一例，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将这些小说看作作者与读者互动的产物，读者也参与到创作当中。中国通俗小说的这种写作方式，一直延展到当代网络文学的创作当中。网络这一新兴媒介破除了印刷文本的发表门槛，多个作者（读者）通过网上互动参与写作在线连载的网络小说成为常态，从而催生出超长篇类型化小说这一中国独有的网络文学门类（参见许苗苗《作者的变迁与新媒介时代的新文学诉求》，《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AI的发展为当代中国的网络文学又增添了新的助力和机会。理论上说，AI工具所调用的大数据和语料是基于人类以往创造的大量文本，其中汇聚的是人类的集体经验，而通俗文学的类型化和模式化又特别适合于算法这样的程序化的操作，因而借助AI大语言模型，不需要太多作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长篇网络小说的写作。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峰教授已经开始从事这种他称之为“智能写作”的实验，并且摸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通过精心设计和优化提示词并将其模块化，可以快速生成较高质量的小说文本，效果可观（参见王峰《提示词工程：智能长篇小说的核心驱动力》，《南方文坛》2025年第1期）。如今有了DeepSeek，想必更加如虎添翼。如果AI的功能仅止于此，那似乎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而且AI工具非人格化的特点，本来就与通俗小说针对特定受众、表达群体经验而无意凸显个人作者的定位天然适配，如此生成的智能小说在“署名”时，若注明使用了AI工具，应该也不会引起太大争议。

然而，AI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变化并不止于此。AI大语言模型所调用的数据和语料确实来自以往人类创作的文本，但在使用者的提示和算法的推荐下，它们被重新拼接和组合，往往能生成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文本，哪怕只是一些碎片化的细节，一些片断的新颖的意象和比喻。仅从文学品质上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们也表现出某种“创造性”，这让人不由得怀疑，作为现代作者观念之核心的“创造性”，真的是独属于人类的么？ 在我看来，这是对现代作者观念的最深刻的挑战与冲击。

由于AI工具（特别是Deep-Seek）这方面的出色表现，它不仅被用于网络小说的写作，也被一些严肃的写作者用来激发自己的灵感。擅长使用AI工具的写作者，不会等待这些创造性的火花随机涌现，他们发出指令来不断地调教和训练它，就像和一位熟悉自己的老朋友不断聊天一样，在频繁且对方绝不会感到厌烦的交流中，很可能就会获取足够的教益甚至智慧。作家蔡东对此深有体会，他“从年前开始试用DS，有空就与它对话，其表现令人惊讶。生成的文本中涌出动人的文字，哪怕只有一两句，也足以让人辨识出，AI有创作能力，而‘生成式’写作能产生文学性。其表现超越大多数写作者，只有最出色的那一类作家，经验和表达最独特的那一类写作，在它面前仍可保持底气和自信”（见高远东、高兴等《AI时代下的文学：面向DeepSeek的“人文学”之问》，“文学新批评”公众号，2025年2月8日）。

AI在文学写作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让我们开始反思“人”在文学中的位置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如果个人作者依旧是不可替代的话，这种不可替代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前段时间刘慈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从科学的角度去讲，所有人类作家的身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被AI所替代的”（《刘慈欣称DeepSeek完全可能替代人类作家》，“央视财经”微博，2025年3月29日）。我无法接受刘慈欣的观点，但是要做出有力的反驳却并非易事。我们一般理解的文学创作，可以粗略地分为形式技巧和思想情感两个方面。前者可以通过揣摩、学习和训练来习得，这正是AI的擅场。因而在对声韵格律有严格要求的旧体诗的写作上，AI表现出惊人的能力就毫不奇怪了。胡晓明先生曾经尝试让DeepSeek写绝句，结论是：“根本无须怀疑，AI写绝句，也完全可以写出各种风格，写出微至的意境与灵动的兴会”，但他同时也强调，“AI的角色是诗歌创造中的执行者，人机配合才见真章。因而人的立意，仍是诗歌之魂”（见胡晓明《DeepSeek可以写好七绝么？》，“心灵诗学”公众号，2025年2月1日）。“立意”关涉作者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与思想感悟，目前AI或许尚无法与人类竞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并无严整的形式规范可以遵循、更依赖作者个人才情的现代汉语写作方面，AI似乎还乏善可陈，无法直接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只能提供一些吉光片羽式的片断。然而，现在做不到不代表以后做不到，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也有大致的模式，通过反复的训练和深度的自我学习，AI完全有可能写出形神兼备的优秀作品（当然是在人的指令下）。

从读者的角度说，如果AI达到这样的能力，就可以按读者的需要来定制某种特定风格的文本。如果我钟爱加缪的作品，读完他的全部著作仍旧感到不过瘾，那么不妨将《加缪全集》“喂”给AI，再按照我的特定需求（题材、文类等，甚至可以提供故事框架）来生成加缪式的文本（甚至可以细化到加缪早期或晚期的风格）。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归到加缪名下，但显然也不是我或AI的创造，而是过往的加缪作品、AI算法和我本人的指令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有“作者”么？ 如果它不只是满足我个人的阅读需要，而被分享到公共的文学场域中流通，它的文学性和“作者”问题都会凸显出来，成为文学理论家无法回避的新的文学现象。

而从作者这方面来看，AI完全可以成为辅助创作的利器。有经验的作者会把自己的作品“喂”给AI，加上精确的指令，培养和训练属于自己的AI智能体。事实上已经有作家这么来做了，科幻作家陈楸帆早在2019年，就曾尝试把自己的作品交给AI作为训练数据，开发出一个“陈楸帆2.0”的小型模型，可以模仿他的文风生成新内容，虽然这些内容很多时候是“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但仍旧为他开辟了更广阔的写作空间。他已开始用AI辅助创作小说，并且以非常乐观的态度拥抱AI时代的到来，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拥有与一个异构大脑（机器智能）相互激发创作灵感的机会”（见《陈楸帆讲座：DeepSeek之后，创意写作走向何方？》，“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公众号，2025年4月4日）。随着AI的发展，“陈楸帆2.0”完全可能进化到更高级的“陈楸帆3.0”“陈楸帆4.0”版本，从而写出毫不逊色于作家本人的小说来。可以想象，未来我们读到的某位作家的作品，很可能是由他的智能体辅助乃至独立创作的，当这些文本都被归于这位作家的名下，我们所熟悉的“作者”观念已在悄然间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或许会对福柯在他那篇著名的《什么是作者？》（1969）中提出的洞见有更深刻的领会。福柯对十八世纪以降的现代作者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考察，提出了“作者功能”的概念，他指出：“作者的功能就是刻画出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的存在、流通和运作的特征”，“它是一套复杂的运作的结果，这些运作的目的就是要构建我们称之为作者的那个理性实体”（见普雷齐奥西主编《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300页），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不能等同于历史中具体的人，而是一系列话语和制度运作的产物。人机协同写作的时代必将到来，新的“作者”观念及相应的话语和制度安排也会应运而生，这将在整个文学场（包括创作、批评、研究和教育等一系列实践）中，以至在伦理和法律层面造成何种影响和后果，我们可能现在就要去思考并做好准备。

未来有一天，公认的最杰出的当代文学作品，可能都有AI的参与，都是人机协同写作的结果。我相信，个体的人仍旧会在这样的创作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和界定他（她）的“作者”身份。然而，这样的作品跟此前完全由个人创作的文学经典读起来会有差别么？但愿到那时，我们尚未失去辨别这种差异的细腻的感受力。套用孟子的话，“人之所以异于AI者几希”，这“几希”之“异”也许映照出的是人类不那么聪明和完美的一面，但愿到那时，我们仍旧对“人”之所以为“人”葆有最初的敬重与爱惜之心。

1759年，英国诗人爱德华·杨格发表了《试论独创性作品》一文，这是标志着现代作者观念诞生的一篇经典文献。杨格在文章中热情地为人自身的“独创性”辩护，当时他面对的是西方文学中极为深厚的模仿古人的传统。杨格承认模仿者可能会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而独创者只能依仗自己平平的天资，他如此鼓励后者：“要这样尊重你自己，宁可要自己头脑的土产品，而不要最华贵的舶来品，这类借来的财富使我们贫困。”（锡德尼、杨格《为诗辩护 试论独创性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在未来的AI时代，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类似的而又颠倒过来的情境，善用AI的作家或许会在技术的加持下写出更精彩的作品，然而我相信仍会有无数的“普通作者”，以质朴的、完全植根于个人经验的写作，默默守护着人的古典尊严。

（作者季剑青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

原文链接：AI时代，“作者”何为？（载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4月23日 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