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具有如此“圣人气象”？又何以“从容中道”，“一以贯之”？则须进一步联系其特定时代背景，联系其在如此背景下之“容色言动”来考察和体悟。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阳货），“觚不觚”（雍也），“天下无道也久矣”（八佾）的时代。放眼世界，其时正值西方所谓“轴心时期”之始。此间人类终于理性发育，精神自觉，终于拥有了自己主宰自己生命的能力。于是告别了神权，实现了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进入人类新的历史阶段：人权时代。所谓轴心时期，在中国就是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在西方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东南亚就是释迦摩尼，在两河流域就是那些所谓先知先觉者。具体时间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年，准确地说就是距今2570多年。这2570年正是孔子的岁数。因此孔子的历史定位可以确认，孔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觉悟者。故伏尔泰《哲学词典·中国》说：“孔子为人类揭露了理想之光”，“启示了人心”，“是世界的智星”。休谟《随笔与论文》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孔子本为宋国人，其祖父率家东迁，搬入周公之子伯禽分封地鲁国。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执御”，助丧，作“委吏”。但“敏而好学”，“学而不厌”，且“下学而上达”。“三十而立”，学问和见识渐成体系，于是开始有人追随，收录颜无繇（颜渊父）、冉耕、仲由等第一批弟子。之后复出国至洛阳等地游学。“知天命”之年，开始了从政生涯，当过“中都宰”、“小司空”，位大夫，“攝相事”，且多政绩。五十五岁周游列国，乐天安命，“温良恭俭让”，甘为“木铎”。十四年后受季康子召，“自卫返鲁”（子罕），然拒绝继续为官，而正式收徒，“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同时“闵王道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别传》），“雅、颂各得其所”（子罕）。最后不计“知我”，拟或“罪我”，而“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五经”终于编纂成功。七十三岁去世归天。

《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生长于鲁，“言必称周公”，坚持以恢复周公所为礼乐制度为己任。然而如上所揭，周公之“制礼作乐”毕竟是借鉴，损益夏、商制度体系之作。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见《庄子·天运》）展开来说，经典乃是我们的氏族先王，包括尧、舜和夏禹、商汤、周文武周公以及《论语》所见“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伊尹、伯夷、柳下惠等先圣行为之最有意义和价值部分的追述和记录。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载：“子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孔子由通灵、明数而达德，“合内外之道”（《中庸》）启示了人心；由巫、史而儒，开创儒家学说；由幽赞、祭祀而礼乐，成就礼乐文明。孔子把此类追述和记录，即所闻所见大量史前神话、传说和夏商二代“典册”中检索出《易》、《书》、《诗》、《礼》四种，通过“论”（取舍）、“次”（排序）和“修起”（修复残简、断简，删繁就简），“知来藏往”（《易系词上》），返本开新，使之升化为经典。创生“五经”是孔子师生集团对中国民族做出的历史性大贡献。

“五经”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中华元典的核心构成，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伟大理论体系。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无不由此生发。“五经”内在构成有三：一、《易》；二、《书》、《诗》、《礼》；三、《春秋》。一、二部分，即前四经是“先王之陈迹”，属于“知”；第三部分《春秋》是孔子自己的创作，是史，是史证，属“行”。孔子将自己所经历，所见到和所听说的事物，以鲁国编年形式记录下来，并“微言大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三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欲通“五经”须有两大前提，首先诸经是什么，其次何以成经？群经之首《周易》乃占筮之辞，属“天”；《书》、《诗》、《礼》三者属“人”，是“先王”，是“圣人”。《书》是“圣人之言”，《诗》是圣人之志，《礼》是圣人之行。《春秋》“属辞比事”（《礼记·经解》），“道名分”（《庄子·天下》），“正是非”（《春秋繁露·玉杯》），为例证，记历史事实。

五者何以成经？《易》之成因在于四字：天道可知；圣人三经之成因也是四字：圣人能及。人道源于天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极者则也；高明者，上天。何人极？“巍巍乎”、“荡荡乎”之圣人尧等是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尧、舜是人，天下人亦然是人。尧、舜能成为圣人，天下人一旦了解了圣人之言、圣人之志和圣人之行，而像圣人那样“为而不厌”，一步步去做，一步步提升生命境界，必同样可以成为圣人。《春秋》，虽不是先王经典，但不可或缺，因为它“微言大义”，是史记、例证，旨在引证上面所言“天道可知”和“圣人能及”，说明四者之所以成经的原因和根据。总之，“五经”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

《论语》正是孔子在编纂“五经”过程中教学，与弟子交谈，相与问答、切磋等有价值、有意义部分，亦即所谓“微言”、“善言”、“圣言”的记录或撰述。

班固揭示得很正确：“《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

赵岐比较笼统，曰：“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辞》）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叙》所言相对具体，曰：“《论语》者，是孔子殁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皆夫子应机作教，事无常难，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词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相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

总之，一如东汉赵岐所归纳：“《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南朝梁杨泉《物理论》所言：“《论语》，圣人之至教。”清儒陈澧所结论：“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具体而言，《论语》是圣门善言，而主要是“圣言”，即孔子语录，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为何称名《论语》？宋邢昺疏证曰：“论者，伦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论语疏证》）汉郑玄曰：“答述曰语。”（《周礼注》）可谓不易之论。

至于《论语》究竟由谁撰定，何时成书，又何以流传以至成为“显学”？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玄认为是由“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周礼注》）。柳宗元作《论语辩》，推定为曾子门人。二程亦推测：“《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见朱熹《集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集结为四书，作为“通五经之阶梯”。后人随之把其中定义“立其根本”的《论语》编者置于孔夫子最得意弟子，“不违如愚”（为政）的“复圣”颜渊名下。各有道理，然均不失其旨。

曾子地位在孔门仅次于颜渊，称“宗圣”。《论语·泰伯》记有“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子比孔子小46岁（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时曾子28岁。而据《颜氏家训》载“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故其卒必古稀之后，即孔子殁后四十余年。而鲁国执政孟敬子乃仲孙捷之谥号，比曾子小一辈，曾子临死前去探望，是其卒在曾子之后。故有人推测《论语》成书时间至少在孔子殁后50余年。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说：“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这是今文经学派的观点，很有见地，指出了治经一条重要门径。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年，大家公认，一无疑义。最早出现《论语》之名为《孟子》和较晚的《礼记·坊记》等。由于“秦火”原始版本已无从考证。西汉初复出，引用者众多，但不见《论语》其名。汉文帝时，《论语》与《孝经》、《孟子》、《尔雅》同置博士，称“传记博士”，故《汉书·扬雄传》有：“传莫大于《论语》”之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十三家，其中有《论语》21篇，传者为孔安国。

《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昭宣时传《论语》者三家：一是出孔壁之古文《古论》21篇；二是今文《齐论》22篇；三是今文《鲁论》20篇。成、哀之际，今、古融合。东汉《论语》大流行，集大成者即郑玄《论语注》，其以《鲁论》为主，参以《古论》、《齐论》，是为如今流行本。《论语》之广泛流行，成为显学是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成果。《论语》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世界做出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