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的大智慧和大教养

3月9日中午,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政治学讲堂”第七期在政府管理学院207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辛教授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主持。约50名师生参与了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大智慧和大教养”。北大政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可追溯到189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专门讲堂。中国一向有着国家大于社会的政治特征,治理政府不仅是政治实践的重点、也是政治学理论关注的重点。《论语》这部经典对现实政治有怎样的意义呢?

所谓政治,说到底就是治人,治社会,治天下,包括治国家。《论语》的宗旨就是“如何为人”。成己才能成人,“内圣才能外王”。做好人是好社会,好国家,好天下的基础。四书之首《大学》所谓八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达得很清楚,“上至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而我国现行国民教育体系则是一个西化的,知识性、专业化的体系。也就是把课堂教室变成为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做人。于是,必然造成一个直接结果:知识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少;能力越来越强,修养越来越差;专家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

一、国学经典体系中的《论语》及其读法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精粹的、经典的、学术的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的最伟大贡献。

时下国学日益加温,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内因,即在于国学的基本精神、价值和意义。国学的基本精神说穿了只是两个字:人学。即如何做人。其二外因,即当今人类出了状况:异化。也就是说,当今人类正在不可遏止的朝人以外的方向转化,即物化:要么器物化,要么动物化。

所谓器物化,就是机械化、工具化、模式化。人类生活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呆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单一和雷同,越来越少了温度和情感,越来越被某种外在的模式所规定和制约。于是蔽于用(被实用所蒙蔽),役于物(被物质所奴役),迷于客(被客观所迷惑)成为当今人类的基本状态或时代特色。

所谓动物化,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把动物界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原理推广到人类社会。于是人际社会贯穿一个字“争”,竞争、斗争、战争。于是社会走向无序,走向疯狂,甚至走向罪恶。于是人类社会的运行成本一天天增大。

国学者,人学也。其基本点有两个,其一人是什么,其二如何做人。这与其他民族文化有所不同。基督教文化基本说来是重神文化,佛教文化基本说来是重“鬼”文化,科学文化是物文化,中国文化是人文化。

人类是什么?即我们常说的“你是谁”?我们先圣先贤有着独到而高明的见识。1、人类是身、心、灵的生命共同体,而心属“大者”,是主宰。这由孟子首先发明;2、人类是有限的存在。因而必然有所不睹,有所不闻,有所不知,有所不能。

由其一决定了人生是情感,不是智能。人类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生活,而是心灵生活,精神生活。“从大者”做“大人”(内圣)乃是人生的高尚境界,大哉孔子!孔子有“圣贤气象”(河南程氏遗书),孔子是古代中国的圣人;

由其二则决定了人类必须心存敬畏,“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慎乎其所不睹”(《中庸》句)。而敬畏之心是宗教情怀的前提,宗教情怀则是人类所独有的高贵的品性。

国学的基本精神、价值、意义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道、礼、和。

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发生发展的途径和内在根据,一句话是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论;礼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表征和运行的外在准则或规范;和则是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道字的本义就是一条道,既为道,那无论大小、宽窄,必备五大基本元素:主动者、起点、根据、途径和归宿。“礼”是外在准则,是保证走好“道”的基本准则,因此其基本精神是“序”。“和”是最终目的、理想状态,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也就是说,礼的基本功能和指标是“和”。率性行之谓之道,各行其道谓之礼,各得其所谓之和。道、礼、和三字包罗万事万象,大到宇宙天体,中到人类社会,小到人类个体生命以至于每一个具体行为概莫能外。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这三字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构成一个知行合一的有机整体,这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集中体现。

国学的主要构成也是三个字:经、传、子。

经,即文本、元典,诸如《易》、《书》、《诗》、《礼》、《春秋》;传,解释文本、元典者,诸如《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实践、落实文本或元典者,诸如《论语》、《孟子》、《孝经》等。而以孔子为代表,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子之流,释子最后参入,于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华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即由之生成。

《论语》是中国最早的子书。是“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赵歧语),是“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杨泉语)

这里,有必要揭示一下《论语》读法,我认为基本有四点:

1、“学者欲潜心于圣人”(朱子语)。“读其书想见其为人”(韩愈语)。就是说,我们要与经典作者,与先圣先贤有同情心,要了解和认识经典作者所处时代背景,要联系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去考察。具体说要首先要了解孔子其人,孔子生于“礼崩乐坏”之时,“轴心时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述而);“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述而);“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汉画像上作“磬折”状;由《乡党》篇可想见其形象。

2、“读书必先识其字”(韩愈语)。汉字是记录和表达中国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的书写符号体系,是中华经典的主要载体。不识字何以读书?不读书何以明白道理、道义,不明白道义又何以为人?所以识字不仅是读书的前提,也是做人的前提,是自觉生命开始的前提。然而今天国人识字居然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原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展了汉字的“改革”。要知我们的汉字大约在东汉后期已经实现了它形体结构的现代化,已经可以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因此这次改革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即中国人不认中国字,读不了中国经典。而所谓“识字”的完整理解是:识古字和知本义。于是经典日益走出了国民的生活,远离了国民教育体系。

3、要重联系性,全面解读。不能孤立地解读一字、一词和一句话,要通篇联系起来解读。比如读到“君子不器”时我们一定要联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守死善道”(泰伯)和“人能弘道,道非弘人”(卫灵公)。以至要联系《礼记》的“大道不器”,甚而要联系老子所说的道。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掌握孔子思想。

4、重言外之意,作形上考察。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孔子怎么说,更要了解孔子为什么这样说。比如马厩着火,孔子问:“伤人乎?”很简单而具体,但其实表明孔子爱人、重人而不是马,不是厩,不是物,体现的是孔子的人文关怀。

张辛作讲座

所谓《四书》的最后一书是《中庸》,其开篇是三个“之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上天赋予每个人以性命,却没有赋予人完成此一性命的才能和本事。怎么办?孔子告诉我们要“学”。学什么?孔子说要学“文”;学“献”。所谓“文”,即古籍、经典。所谓“献”,则指人物和文物。《论语》是中国最早的子书;孔子是“真正的智者”(伏尔泰语),是先圣先贤的代表人物;传世或考古发掘的文物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二、孔子的大智慧

“半部《论语》治天下”,据传是北宋开国功臣、宰相赵普所说。我们不必在意这句话的真实出处,事实是一千多年来他已经成为了一种群体意识。这句话直接道出了《论语》的非凡价值和意义,标志着孔子的大智慧。

有两个日子或两个事件大家可能知道,这就是1988年1月28日,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所达成一个共识:“回到两千五百三十多年前汲取孔子智慧”和2009年10月28日美国四十多个众议员向国会提交一个议案:纪念孔子诞生2560年。

两个日子和事件一个指向:孔子,孔子智慧。什么是孔子智慧?我常说孔子智慧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关于孔子的智慧我们可以概括为三点:

1、“孔子揭露了人类的理性之光”,“孔子启示了人心”。

孔子所处时代是西方所谓“轴心时期”。孔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觉悟者。孔子第一次把人神作以分别,进而把神送归上天,自此人类开始了从非理性的神界走向理性的人际社会的历程。其主要表现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爱人”思想:“仁者,爱人(颜渊)”,“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节用而爱人”((学而),尊重生命,热爱生活。但孔子同时也理性的指出:“祭神如神在”(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2、孔子揭示了人类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心的世界。

人类面临三个世界,或曰人类社会有三种路向,即神、物和心。

前面我们讲过人类是有限的存在。而这种有限性在人类童年时期尤为突出,无知、无力、无助、无奈,没有主宰自己的能力。但童年有一种得天独厚的能力和特点,就是富于幻想。童年人类总幻想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来帮忙,来支持。于是这种力量,这种无限的,高尚的,超社会以至超自然的力量于是就被人类创造出来,这就是神。神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是人类社会的起点。于是神帮助人类走过了她

最困难、最无助、最危险,同时也是最漫长的的历史时期,即康德所划分的“神权时期”;“神”是人类此一时期,即人类浑沌时期及文明初期的主宰;轴心时期之后,“神”仍然是一种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超然的存在,是社会一种制衡的力量,一种监督的机制,是人敬畏的对象。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八佾》)孔子视上天为神,明言“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其所谓“三畏”之首“天命”即“圣而不可知之之”(孟子语),人力不可企及之神。故而孔子说:“死生有命”(《颜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神功德无量,没有神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人类的今天。然而“唯神”,人类永远生活在神的世界可以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两个:一,神毕竟是人类生命之外者;二,神的功能毕竟有限,她只是指向人类的“灵”,而无关乎人的身体,无关乎现世。因此任何神学或宗教都有不可否认的先天缺陷:出世。任何神学或宗教都有一个共同表现,就是对身生活的轻视,甚至摧残。

正如加拿大谚语所说,人人都想见上帝,但是不死怎么见上帝?!因此不能唯“神”。“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其实正说明了孔子的明智。唯神的结果只能是理性的丧失、精神迷信,乃至于宗教迷狂。果不其然,中世纪终于来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危机和黑暗——唯神的危机,唯神的黑暗终于来临。神终于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于是逼迫人类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不得不做出新的选择。于是人类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进入的第二个世界——物的世界。于是瓦特的机械革命,牛顿的科学革命出现了,工业时代来临了,科学发育了,人类物质文明发达了,人类日益享受到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方便和舒适。

“物”及科学功德无量。但对于人类而言,“物”同样是生命之外者。同时,“物”的功能同样有限,它只指向人的身体,只服务于人的身生活,而无关乎人的心灵、情感等。因此“物”的世界亦然不能使人类得以最终的圆满的安顿。因此不能唯“物”。唯物的结果地球人正在经历着:理性丧失,物的迷狂,物欲横流。具体表现比如,六大污染(空气、水、土壤、热、光、噪音),比如萨斯、禽流感等等。而今,人们惊恐地发现,科技和资本这两个庞然大物的无情运作已日益超出人及社会组织的驾驭能力之外,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危机。于是,全世界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孔子智慧。于是“巴黎共识”应运而生。

所谓孔子智慧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孔子揭示了人类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心的世界。心是人的主要构成,从“心”到“心”才形成社会,“心”“心”相连才展开历史,才构成人类大生命。因此人类只能生活在人的世界,生活在“心”的世界。心的世界才是人类的应然的、适中的、理想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是唯心的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人类是身、心、灵的生命共同体。而“心”不能独立存在,必存活于身体(宋儒说腔子)之内,因此人类不能离开“物”;人需要精神家园,心灵需要安顿,人的存在不可能只满足于本能的需要,而必然或终究会实现超越,因此人类需要“神”。“人之生,其心能通于他人之心,能通于古人之心,又能通于后世人之心,则此心即通于天地而为神。因此所谓“心”的世界,即人类的应然世界不是唯心的世界,而是神、物、心三位一体,以心为主导的世界。

3、孔子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叩其两端”而“执其中”。

《论语》载孔子一句名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矣!”(子罕)“叩其两端”是孔子的大工夫,大本事。是中华民族的大工夫,大本事,代表了中国典型的思维模式,其意义重大。叩两端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把握事物的全部。但把握事物的全部也不是目的,叩其两端,把握事物全部的目的是“执中”,是找到两端中间的那个合适的所在。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义之与比”(《里仁》,“义以为上”(《阳货》),“义以为质”(《卫灵公》),而“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宜即中,即合适。适中、合适才是人类行为的终极追求。而那个合适的所在有可能是中心、中央、中点,但很可能不是中心中点,然而绝对不是两端。所以中国文化杜绝走极端。孔子说:“攻其一端,斯害也已。”(《为政》)如果只顾事物的一头,不顾另一头,那就祸害无穷了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显然孔子“叩其两端”或“执其两端”的目的是“执中”、“用中”。而在兹一点,无论孔子、老子、庄子等,甚或释子都出奇的一致。《周易豫卦》六二爻辞曰:“中正自守,其介如石”;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第五章),庄子讲:“得以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

实际这里的“叩其两端”和“攻其一端”正代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不同的运思模式。前者是中国的,即整体的,综合的;后者是西方的,即分析的,拆零的。托夫勒说:“我们太习惯于拆零,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学会综合。”科学分析,即拆零解析固然有助于对事物的构成具体元素的准确认知,但却无助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无助于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而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正好弥补了如此缺憾。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叩其两端”,即整体思维的价值和优越性,并善于接受和吸取西方科学思维的优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这就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引进“德先生”、“赛先生”的时候就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走向偏颇,一味地西化、科学化,体用不分,本末倒置,背离了先圣先贤的教导,走向了极端,一味追求速度、强度、高度,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

三、孔子的大教养

所谓孔子的大教养实质上是《论语》的宗旨所在,我们也可以概括为三点:

1、指示了一条人生所应行、可行、必行的生命之道;

2、规划出人生“进德”之阶梯;

3、指明人生的理想目标和人格境界。

时间所限,我们只能概括地来讲。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孔子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把“仁”纳入“礼”的概念体系。礼以分为基点,以序为核心,以“仁”为本。“仁”的字形作“二人”, 《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心之安宅也。”汉代郑玄的解释最根本:“相偶也”,这是对的,成群配对才成人。既为人都不能离群索居,独立为生。都只能生活在关系里,群体里,社会里。所以“仁”主要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但要处理好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离不开外在的自然环境,更离不开内在的生命依据。因此“仁”是一个大概念,是使人与人之间,乃至天人之间、人的身心之间关系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即和谐状态的这样一个大概念,大准则,大手段。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标准”,仁是“儒家所说的最高精神境界”。具体讲,所谓“仁”有三层次:敬畏、感恩、欣赏。

敬畏是人类的属性,是人类理性、智慧的象征,同时也是人类教养的体现。因为只有理性的人类知道自己认知能力、行为能力有限,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知道“死生有命(颜渊)”,非自己能力所及;知道“天生德于予,”(述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故孔子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于是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敬畏的落实是感恩,感恩是人与动物,君子与小人之分野,是人类教养的主旨。我们理应学会感恩,善于感恩。感恩宇宙大自然,感恩万物生灵,感恩祖先,感恩父母,感恩他人。为何要感恩?原因就是孔子所谓“天生德于予”(述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为仁之本与”。荀子所谓“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一言以蔽之,即张载所云四字:“民胞物与”。所谓民胞,即天下人类是同胞,各种各族人类都是大自然的造化,都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没出过国,曾经望洋兴叹。如果今天孔子出了国,回来他一定会说,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人。所谓物与,就是人类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万物的给予,所喝羊奶,是羊的给予,所食猪肉,是猪的给予,人类的免疫力是是细菌病毒的给予,等等。

感恩的提升是欣赏。欣赏是人类生命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即心灵愉悦,心灵愉悦才是人生的目的所在。而艺术的基本功能就是欣赏。一旦人类学会并善于欣赏,欣赏宇宙大自然,欣赏万物生灵,欣赏他人,欣赏自己的个体生命,那将是多么和谐美好的世界!一个人如果看山山可爱,看水水可亲,看人人可敬,那将是一个多么好的教养!

孔子说“礼本于仁”,“仁者爱人”。但爱并非仁的主要内涵:爱属自然,为天性,是本能,与动物同然,是感性的,有等差,有时限,讲占有,可拒绝,故爱只是上天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用爱是不可能处理好天人、人人、身心三大关系的。佛家也说:“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仁”的主要内涵是敬。这就是孔子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属社会,是修养,是理性的,平等的,无时限,重分享,是互相的,并不可拒绝。故孔子说:“无敬何以别(犬马)乎?”。如何落实?孔子明言:“修己以敬”(宪问);“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礼主敬。”(《礼记》载);《左传》讲:“敬,德之聚也”,“敬,礼之舆也”;二程说:“人道以敬为本”;朱子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具体讲,所谓敬,就是崇本(天),互敬,自重。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三大关系。崇本、互敬、自重就是孔子大教养,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敬有二义:一是积极的,即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忠,朱子说:“尽己也。”尽心尽力之谓忠,正面而积极地处理天人、人人、身心关系就是忠。“忠”以“信”为基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因此人类应有三个基本信条;信天、互信、自信。

二是消极的,即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并进而推人及物,就是对他人他物要理解、宽容。《中庸》讲“天地之大也,人有所憾也”。老天爷也要犯错误,有时狂风骤雨下冰雹,还有海啸、地震,还有萨斯,新冠。因此对上天大自然,对万物生灵都要有忠有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是有限的存在,谁都会犯错误,谁都有缺点和短处。而且缺点和错误都是相对的,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因此对他人也要有忠有恕,要理解和宽容;对自己个体生命也同样要忠要恕,不能苛刻地要求自己,不能挑战所谓生命极限。最后还要说的是,忠、恕相较,更有价值和意义而又最难做到的是恕。所以孔子在回答子贡所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时,不加思索地说:“其恕乎”(《卫灵公》)。《孟子》也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尽焉。”(《孟子·尽心上》)故最后曾子总结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至此我们可以做出总结:礼——仁——敬(以爱为基础)——忠、恕,就是孔子所揭示的为人之道,是每一个人所应走,能走,必走的生命之道。然而人人都能走到底,都能做到忠恕吗?几乎不可能,孔子明确讲自己做不到。那怎么办?孔子告诉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明白比不明白要好,做一步比不做要好,只有坚持做,努力做,尽量做,就一定会达到生命理想境界那一天。

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礼的功能和指标即实现和谐: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和谐是人生的理想目标和道德境界,是人类的终极追求,是人类世界的理想状态。

最后我要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字面上有似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治”无非是治人、治社会、治天下,这属于传统意义的“外王”。但今天所讲,则主要或偏重于“内圣”。但并不离题,因为“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和前提。“成己才能成人”。只有一个人“内圣”,有修养,也就是成为了一个好人,才能很好地执政。我们的公务员教养的提升,势必会大大提升其执政效果。孔子所说:“政者,正也”(《颜渊》)的终极意义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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