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全面梳理中国古代诸多重要的文学概念、关键范畴和理论表述，建构起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还要认真总结中国古代涌现出来的诸多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法，建构起中国古代文学学术体系；更应重视具有悠久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史，尤其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以现代学科意识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学科体系建设的历史经验。目前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在历史回顾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使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化、现代化和自主化，形成一个内部自洽、对外联通，既有深厚历史意蕴和学科传统，又有鲜活学术生命和发展潜力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文件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深化改革任务：“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5年1月19日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要求我们“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党和国家立足完成新的文化使命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指导和引领作用。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大型的系统创新工程。其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要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结合起来，全面研究，统筹发展，协同创新，构成一个内部自洽、对外联通的，既有深厚历史意蕴和学科传统，又有鲜活学术生命和发展潜力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从上世纪初开始，学界就一直在尝试建构现代学科体系，且已积累了不少探索经验和理论成果，现阶段正可总结、提升并进一步体系化。因此，本文拟在回顾一百年多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学界现有成果，从理论话语体系、研究方法体系及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角度，对如何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谈一些粗浅的思考，以就教于海内外同仁。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文件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深化改革任务：“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5年1月19日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要求我们“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党和国家立足完成新的文化使命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指导和引领作用。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大型的系统创新工程。其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要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结合起来，全面研究，统筹发展，协同创新，构成一个内部自洽、对外联通的，既有深厚历史意蕴和学科传统，又有鲜活学术生命和发展潜力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从上世纪初开始，学界就一直在尝试建构现代学科体系，且已积累了不少探索经验和理论成果，现阶段正可总结、提升并进一步体系化。因此，本文拟在回顾一百年多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学界现有成果，从理论话语体系、研究方法体系及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角度，对如何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谈一些粗浅的思考，以就教于海内外同仁。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而建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前提，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范畴和术语进行理论阐释、关系梳理。用现代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术语和范畴进行理论阐释的工作，始于一百多年前。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铃木虎雄就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的一些重要范畴，如齐梁时期的“八病说”、萧统的文质兼备论、明清时期的“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诗学阐释。此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都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要术语范畴的理论内涵展开了分析。如罗根泽深入阐述了先秦以来的“文”与“文学”、“文章”、“文气说”、南朝齐梁以来的“音律说”、隋唐时期的“调声术”等范畴的历史内涵与理论价值，郭绍虞则除了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还陆续发表了剖析“神”“气”说、“文气”、“文笔”与“诗笔”、“永明声病”说、“神韵”与“格调”、“性灵”说、“道”、“意”、“六义”说的系列专题论文，为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一批新锐学者尤其是文艺理论、古典美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多以范畴为研究对象。如复旦大学汪涌豪的博论《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抓住“风骨”这一范畴进行专门研究，梳理了自魏晋至隋唐“风骨”的内涵，从传统相术到人物品鉴再到书法、绘画、诗歌美学评论的演变、引申和发展过程，尝试以点带面揭示中华民族审美结构的本质。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蔡钟翔主编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先后出版了袁济喜的《和：中国古典审美理想》、涂光社的《势与中国艺术》、陈良运的《文与质·艺与道》、汪涌豪的《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蔡钟翔、曹顺庆的《自然·雄浑》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重要范畴的系列专著。与此同时，徐中玉主编了一套《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也推出了《本原·教化》（王寿亨编选）、《意境·典型》（陈谦豫编选）、《比兴》（萧华荣编选）、《神思·文质》（侯毓信编选）、《艺术辩证法》（蒋树勇编选）、《才性》（陆晓光、黄坤编选）、《文气·风骨》（蒋述卓编选）、《通变》（陆海明、徐文茂编选）、《知音》（毛时安、谭帆编选）等术语范畴的资料汇编。汪涌豪的《范畴论》是20世纪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体系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作者在总结其长期研究单个范畴经验的基础上，扩大到对中国古代文学范畴体系进行整体考察。他不仅辨析了古代文学范畴的构成范式、主要特征，还探讨了范畴与创作风尚、文体的关系，并将古代文学理论范畴进行逻辑分类：“道”“气”“兴”“象”等属于“元范畴”，系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枢纽；其他范畴则可分为本原性范畴、创作论范畴、作品形态和风格论范畴、鉴赏与批评论范畴等。总之，他通过对“潜体系”状态下中国传统文学范畴的钩连，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批评范畴是一个尚未闭合、至今仍有无穷启示的系统，将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体系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在“术语”“范畴”的理论阐释与体系化建构方面成果迭出，尤其是有组织的科研也取得了重大突破。2023年10月，蔡宗齐主持的“中国文论关键术语”译介工程正式启动。虽然此前已有外国学者对中国文论术语和范畴作了大量的译介工作，编撰了《中国文学手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指南》等工具书，为西方国家的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更有一些华裔学者用西方文艺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范畴和理论体系，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就将之分为文学的形上概念、决定概念、表现理论、技巧概念、审美概念等等，开始对中西文学概念横向比较和打通研究。但是，蔡宗齐主持的这个新项目则聚合了国内外几十位中青年学者，由中国的古代文论学者与欧美的汉学家通力合作，著译联动，集体攻关。这个项目既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尤其是范畴研究成果的总结、集成和提升，更是向海外学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期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学体系，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基于上述如此深厚的研究积淀，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信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范畴作更深细的梳理，并使之进一步体系化。首先，可以按照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根据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将看似零散繁杂的古代文学理论范畴进行逻辑分类。比如，可以分成：无论古今还是中外，文学理论的原点都应是文学本质论，即探讨文学本质为何或何为文学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相关的概念范畴，就有“文”“文学”“文笔之辨”“文章”“辞”“词”“辞章”等。对文学艺术功能的认识，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与此相关的范畴和命题数量颇多，且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学家的侧重点之差异，如“诗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吟咏情性”“诗缘情”“赋体物”“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为时、为事”“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嘲风雪，弄花草”“怀时感物”“传道明心”“熏、浸、刺、提”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产生的与文学创作机制相关的范畴术语则主要有：“修辞立其诚”“论发胸臆，文成手中”“发愤著书”“应感”“应物斯感”“神与物游”“原道”“宗经”“征圣”“情动言形，理发文见”“不平则鸣”“取境”“诗缘情境发”“诗有三思”“诗有三境”“因事激情，因物兴通”“随物赋形”“江山之助”“诗外功夫”“穷而后工”“临景构结”“一师心匠”“熔意心神”“作曲三难”“幻中有真，幻而能真”“立主脑”“辞情”“声情”“化腐朽为神奇”“梦往神游，设身处地”“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我手写吾口”“意在笔先，神余象外”等。中国古代文学的体式形态丰富多样，与之相关的概念范畴纷繁复杂，但是每个文体概念又都处于这一文体系统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节点。我们不仅要恰如其分地对每一个相关概念范畴进行文体学的阐释，还要在文体系统中进行定位，最终根据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建构起动态变化的中国古代文学体式系统。如“文”和“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形态的总括和统称，但在每一历史阶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如曹丕《典论·论文》之“文”，陆机《文赋》之“文”、挚虞《文章流别集》之“文章”、萧统《文选》之“文”、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宋初官修《文苑英华》之“文”、姚炫所编《唐文粹》之“文”、吴讷《文章辨体》之“文章”、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文辞”等，都各有其独特的涵义。而且，这些著作所收之各种文类，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文学形态观和文体分类法。如南朝梁萧统《文选》中的“文”的概念下，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弔文”“祭文”等文类；而同时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将“文”分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谑”“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类，与萧统互有异同。总之，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的这些与文学体式相关的术语概念，在不同节点、不同层面互相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形态体式系统。与古代文学作品思想境界和艺术成就高下优劣相关的概念术语，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诸多文学家的文学价值观，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艺术评价体系。如，肯定类的范畴和命题主要有“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至乐无乐”“天籁”“辞达”“情欲信，辞欲巧”“温柔敦厚”“阳春白雪”“诗人之赋丽以则”“发乎情，止乎礼义”“风雅”“辞达理举”“穷形尽相”“尚巧贵妍”“为情造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芙蓉出水”“凌云健笔”“正声”“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气盛言宜”“文从字顺”“言直而切，事核而实”“韵外之致”“思与境谐”“本色、当行”“文道合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言志为本，咏物为工”“自然为上，精工次之”“文章本色”“气从意畅，神与境合”“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独抒性灵”“真趣”“哀乐中节”“物我无间”“无我之境”“不隔”“诗外有事，诗中有人”等。否定类的范畴则有“郑卫之音”“巧言令色”“奸言”“下里巴人”“辞人之赋丽以淫”“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为文造情”“淫文破典”“错彩镂金”“以文为戏”“绣绘雕琢”“绘面目而失神情”“模辞拟法，拘而不化”“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隔”等。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类的范畴也很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观和艺术思维的结晶。有形容艺术风貌的，如“绮靡”“简要”“凌云健笔”“沉郁顿挫”“雄浑”“冲淡”“自然”“含蓄”“绮丽”“疏野”“平淡”“枯澹”“优游不迫”“沉着痛快”“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质实”“清空”“激越”“慷慨”“雅洁”等；有指某一作家或者作家群体创作风格的，如“大谢体”“小谢体”“宫体”“徐庾体”“庾信体”“上官体”“长吉体”“白体”“西昆体”“台阁体”等；也有指某一时代文学特点的，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元嘉体”“齐梁体”“盛唐之音”“元和体”“长庆体”“元祐体”等。当然，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分类举例既不全面，也未必合理，只是意在说明我们不能满足于对个别文学家文学观点或者理论范畴的诠释，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范畴系联方面，使之一一进入古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其次，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已经对某些文学问题、现象进行过理论阐发和规律总结，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我们今天更要善加利用。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系完整，结构严密，前五篇为“上篇”，是“文之枢纽”，系文章之总论，涉及文学的根本问题如文学的本质与起源；“下篇”则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研究法论等等。再如，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则是对中唐以前中国文学理论和创作经验的文献汇编，其中天卷主要论及诗文创作中的声律问题，地卷、南卷主要论述诗文创作的立意、体式，东卷、北卷则介绍了诗文创作中的“对属”法，全书也颇具系统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南卷《论文意》所引王昌龄《诗格》对“体”“格”“律”“调”关系的论述：“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意谓诗歌之“体”（体式），是“格”（诗意表现）和“律”（声韵调谐）的有机组合，只有二者皆臻其妙（即“格高”“律清”），才能呈现出高妙而独特的艺术风貌（“有调”）。这一论断，比不少现当代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体”主要指形式和体制要全面和中肯得多。又如，李渔的《闲情偶记·词曲部》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浑、格局六个方面，分别对戏剧创作的原理进行阐述，体现了李渔“对戏剧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典型化、创作方法、独创性、主题思想、戏剧的主要矛盾冲突等一系列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看法”，已在有意建构古代戏剧理论体系。这些看似零散的概念范畴以及初具系统性的理论表述，在历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中还有很多，都是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时，最应挖掘、利用和整合的宝贵资源。我们应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和研究对象本身，提炼概括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学术范畴，不断增强古代文学理论在现代人文学科体系和世界知识话语体系中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除了理论话语体系，研究方法体系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先秦以来，历代文学家和理论家一直在探索阅读、欣赏和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总结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学诗如参禅”“以禅喻诗”“妙悟”“熟参”等极具中国特色和民族传统的方法和理论，这些历史资源当然是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重要基石。中国古代较早具有自觉文学研究意识的先贤是孟子。他明确将“说诗”与“论史”区分开来，而且提出了“说诗”之法，即“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孟子·万章上》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即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是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孟子的“说诗”，以认识诗语的特征为出发点，最终回到诗歌的本身。为了发抒情志，诗歌当然会有语言上的夸张、修辞中的想象，这是文学特性，因此，“说诗”要尊重文学表达法，不能用“论史”的方式。孟子所提倡的另一法——“知人论世”，原系论“尚友之道”，然对后世的文学研究影响亦深：“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他建议，在欣赏、吟咏文学作品时，应该深入了解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认识他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与作者成为心灵相通的好友。由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法，不仅切合研究对象——以“言志”和“兴、观、群、怨”为主要功能的“诗”，而且对后世表现题材更为广泛的文学作品也颇为有效，所以，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不二法门。如果说孟子主要是以《诗经》为主要对象谈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和具体方法，那么刘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则涉及以诗赋为主的更多文类，探讨也更为精深。他在《文心雕龙》的《知音》篇中专论文学研究之法。首先，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艺术鉴赏力，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要靠平时多读熟读各类作品：“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其次，文学研究者在分析、评价作品时，要有公正的态度：“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至于具体作品，则可从六个角度依次进行观照：“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若能全面考察作品的文类体式之所属、遣词造句之匠心、传统之继承或创新、写法之正宗与否、内容表达之深广度、语言音韵之谐调性，则作品之高下优劣自可立判。另外，刘勰在此篇中所提出的“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等法，也为历代文学研究者所沿用，当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从先秦诸子之文一直到清末桐城派的古文，传统的研究法是“评点”。马茂元曾云：“评点之学乃吾国文学理论批评之特有形式，由来尚矣。片言居要，一语破的。其精深透辟，启发人意之处，往往有逾于解说者。”对此法的自觉运用，起于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正如俞樾所评：“先生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此法经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规范》、周应龙《文髓》、真德秀《文章正宗》的效仿，蔚然成风，至明清诸家手中则进一步系统化。虽然“评点”法自明清以来即被人讥刺，谓为“非圣无法”“八股选家的流毒”，但不可否认，此法实为中国古代文章学之一大传统，而且诸家的评点中还涉及到文道论、文气论、文境论、文体论、文术论、文运论、品评论诸多文章学理论。对之，我们自当去芜取精，用以建构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方法论体系。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的研究法亦以“评点”为主，而对小说戏曲“评点”的具体方法、“评点”者应具之素质和态度，当时的批评家们也有所思考和理论总结。如金圣叹对袁无涯本《水浒》评点的批评、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所谓李卓吾评点《三国》的批评、张竹坡对崇祯本《金瓶梅》评点的批评、周昂对于金批《西厢》的批评，都已有理论自觉。尤其是文龙在批《金瓶梅》时，针对张竹坡的评点方法和态度所提出的批评，尤具方法论意义：“夫批书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几始可以落笔也。”即“评点”者应具四个条件：一、平时已经储备才、学、识的全面修养；二、临批时保持主客观的交流与平衡；三、批评要准情度理，坚持原则；四、态度要公正、情绪应稳定。文龙的这些论述，已跳脱之前和当时小说“评点”多“六经注我”式的阐释性批评的窠臼，将小说“评点”之法上升到客观批评和还原研究的层面，当然也是建构既有民族传统又具现代学科意义的小说戏曲研究法体系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当代学者也在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方法不断进行方法论的总结，尝试阐发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批评机制和内在的体系性。相关的集成式的代表成果，主要有刘明今的《方法论》和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刘著基于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层次理解，从批评意图、批评关注点、批评思维、批评体式等角度切入，首先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文化历史意识、人物品鉴意识、审美超越意识、自觉自主意识，继而分析了古代文学批评的体用不二、整体直觉、通观整合、圆融不执等思维问题，还从发生学的原理，对知人论世、附辞会义、品藻源流、明体辩法等方法的形成契机及其在具体批评中的作用进行个案研究。全书论述全面，系统性强。张著则系作者十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体系的研究成果，内篇着眼于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内在精神，总结出最能体现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的三种方法，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并以此为支柱，建构起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独特结构；外篇主要针对古代文学批评的外在形式，分别探讨了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等六种批评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体用兼备。全书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整体把握与研究，将其隐而未彰的体系重显出来，并将这一体系不断完善、丰富的历史呈现出来，在重显与呈现的过程中，努力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研究方法体系建构过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我们今天要建构古代文学知识话语体系，除了应挖掘和整理古代的文学研究方法范畴和理论，还要关注近百年来古代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梳理和总结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观念，用一代代学者学术智慧，来建立既有鲜明民族性又有国际先进性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体系。从清末民初开始，随着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体系的废除，在西方学术思潮和学科体系的影响下，近代大学在我国纷纷诞生。各大高校文学专业的设置和文学课程的开设，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变得更为专业，研究方法也更为丰富。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文学被单独设科，下分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目。次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对文学科进行调整，下设“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门”所开课程主要有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等，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化的开始。《奏定学堂章程》中的“文学研究法”课程及其规定的“研究文学之要义”，打破传统学术和“诗文评”混融的格局，突出中国文学自身的特色，彰显中国文学文章的独立品格，代表了当时文化精英对高等教育文学科中国文学门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认识。其学科意义正如陈国球所云：“我们或者可以不同意《奏定章程》的‘致用’‘尚实’，甚至‘保守’的文学观，或者可以批评其中的‘文学’定义过于偏狭，但必须承认《章程》于知识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边界的规划、知识生产的取向、知识传递的操作方式等等，都有基本的构思，可供日后作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文学’或者‘词章’之学，在《章程》的规划下，已经奠下专业学科的基础。”后来民国政府教育部所制订的大学课程体系中，文学门下亦有中国文学类，开设的课程则有文学概论、文学研究法、词章学、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课程为主干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更为成熟，并延续至今。一百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用现代学科意识，借鉴国外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法，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蒋寅曾将现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划分为四代人：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又入大学深造，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其共同的特点是学问贯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素养，兼擅辞章，对文学本身有较高的鉴赏力和艺术修养，在考据、义理、批评各方面的成就比较平均；第二代学者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进入大学，主要靠高等教育积累学科知识，其中的佼佼者师从名师，直接继承前辈文史哲结合的传统，具备良好的史学、文献学基础，学术品格比较朴实，颇有学科建设意识，古籍整理与考订、作家生平考索、研究资料汇编，是其最引人瞩目的成果；第三代学者主要是改革开放初期培养出来的硕博研究生，重视方法论，热衷新观念，在选题和角度上有意回避传统学术领域和热点问题，学术理念由逻辑向历史回归，多以新课题与新角度出奇制胜，作家研究是其主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研究方式，注重对作品主题与艺术形象内涵的揭示，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文学史运动的轨迹；第四代学者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本科生群体，视野比较开阔，较少思维定势，系统论和多元论的思维方式是其基本学术理念，根据问题的性质确立理论模型和研究角度、操作方式，重视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和考据工作，有较强的清理历史事实的意识，不满足于描绘文学史发展的过程，还要揭示其间蕴含着的范式演变，研究方式多元立体，从文本考订注释、传记研究直到风格、流派研究，都有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学术名家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和体系的自觉探索和深刻思考，于今尤具方法论意义和学科建设启示。如郭绍虞从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尤其专精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成果卓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和该领域名副其实的权威。他除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经典作家、重要文献和理论问题有深细的专题探讨，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等专著，到晚年还对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进行了总结。郭绍虞曾经自述，其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一般学者方式有所不同，他是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写，围绕问题去追溯本源，找寻演变的始末；把这些问题解决后，即可驾驭全局，纵的成史，横的成论，纵横交错，左右逢源，自然就形成了既有理论性又有历时性的独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架构了。另外，他还自觉思考如何建构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问题，先后发表过《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等理论文章。他认为，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亟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去粗取精，把符合文艺规律的东西肯定下来，给予科学的阐释，使它们进一步对新文艺运动发挥影响；还应该扩大研究领域，更多地发现材料，整理材料，如以前较少注意的小说、戏曲理论、近代的理论、兄弟民族的理论、其它古代学术著作中的文艺见解等等，用正确的方法去对理论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然后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还指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写作中，还应注意处理好纵与横（即总论与专论）、古与今、中与外、窄与博、专与通等关系，对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仍有启发。又如程千帆，青少年时期既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系统学习了经、史、子、集，又得以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师从黄季刚、胡小石、刘衡如、胡翔冬、吴瞿安、汪辟疆诸名师，钻研朴学、诗学、文学史、目录学等，后来在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校雠学等领域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校雠广义四编》《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等著作。程千帆的治学特点，就是“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证基础上”。他在晚年总结一生治学心得时也明确指出：“要学好文学，一方面要注意文学理论，一方面要注重材料；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文艺学，一方面要注意文献学。文艺学能使我们看问题看得深，文献学能使我们看问题很具体、很扎实”，“文艺学与文献学两者有个结合点，那就是作品，首先要把作品弄得很清楚”。而且，早在20世纪上半叶，程千帆就针对当时整个东亚学术界“稗贩西说”的弊病，将“文艺学与文献学精密结合起来”，在《文学发凡》中以中国文论资料建立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努力为中国文学研究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程千帆的这些治学经验和学术观念，对我们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依然饶具指导性。再如陈贻焮，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后，师从林庚研治中国古代文学，又从闻一多、浦江清、吴组缃等前辈学者身上汲取学术养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著作有《唐诗论丛》《论诗杂著》《杜甫评传》等。他虽然没有念过私塾，但思路开阔，讲究辩证的研究方法；注意培养思考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善于在人所共见的材料中提炼出新观点；同时又重学力功底，重资料考据，力求对新旧之学融会贯通，治学路径相当宽广。“因而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人们纷纷向西方寻求各种新方法以求突破旧框框的时候，显示出既不屈旧以就新、又不绌新以从旧的气度，在学术上开出更宏阔的格局。”还值得注意的是，陈贻焮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了将义理、考据、辞章与时代、作家、作品结合起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六法”。义理、考据、辞章，本是桐城派写作古文的要义，被陈贻焮拿来概括研究古代文学的三个主要路径，很有学术眼光。因为现当代学者能够兼擅三者之长的并不多见，有的偏重资料考据，有的偏重艺术审美，有的偏重思想阐释，甚至还彼此轻视。其实，如果三者兼长，研究视野就会更为开阔，思考问题也会游刃有余。陈贻焮不仅立此治学理想，还用一生努力实践，不仅在对时代、作家、作品的考据、义理、辞章诸方面，都有了“第一义”原创性的研究，而且还在晚年推出了将作家个案研究与诗歌史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成果——煌煌三巨册的《杜甫评传》。正如葛晓音所云：“与以前的论著相比，这部著作的新意在于更重视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关系”，“能够令人在具体感受到杜甫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同时，深切地体会到这位伟大诗人的一切进步性和局限性都植根于它的时代”。其中对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处理，对我们今天建构古代文学史研究方法体系作用尤其重大。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想就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多重属性和当代意义，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思考。首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具有艺术研究属性。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广义上属于艺术学科。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体式、题材和艺术特征，与音乐、戏曲、舞蹈等艺术也密切相关，甚至某些文学体式的形态，确是受到其艺术母体影响而形成的。如《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南北朝民歌、唐宋曲子词等，都与音乐、舞蹈直接相关。而元曲、北戏、南戏等，本就是戏曲，与舞台表演艺术亦相关。研究相关文学体式和艺术特征，需要具有丰富且专业的艺术修养，用艺术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之进行研究和评价。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具有史学研究属性。对古代文学演变过程、规律和发展机制的探讨，要有史学观念，要有史识。无论是作品编年、作家年谱考订、作家评传撰写，还是文学断代史、文学通史和文学编年史的编写，本质上都是历史研究。这也要求研究者既要有文献清理、史实考据的功夫，又要有清通、辩证的历史观，善于归纳总结历史规律，实事求是地作出历史评价。再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具有人学研究属性。作家是人，作品反映的是人的思想性格和精神世界，是精神和思想产品。因而，研究者要能对古代作家的心态、性格、精神、思想进行阐释与提炼，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如果只见或者只关注作品的语言形式、艺术结构，甚至机械套用西方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解构主义来研究和分析中国古代的作家作品，与这一学科的人学研究属性是不符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具有世界文学属性，中国古代文学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遗产。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东亚文化圈或者汉字文化圈中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术视野大为开阔。接下来，我们更要在世界文学大背景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真正将中国古代文学视为世界文学遗产和艺术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寻找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共性，在跨文化视野中进一步提炼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艺术精神和美学范式，使之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学艺术一起滋养全人类。我们不能忽视古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文化属性。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成果则应为当代服务。我们今天总结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建构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中华民族文学在当代及将来的传承与新生提供历史启迪，指明发展方向。
原文链接：杜晓勤 | 关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回顾与学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