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泽园中有一棵高大的古树流苏，据说是北京市仅存的两株之一。这一株200多岁了，它静立在进入中心教室的主路边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与它擦肩而过。关于承泽园的故事有很多，1998年至2008年，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曾经坐落在这里，是孙小礼老师与她的老伙伴们开创的事业。

恩格斯曾经说：科学与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与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曾详细地研究了技术史，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对何祚庥、龚育之、孙小礼这些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们来说，科学与革命是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由于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学都具有重要意义，1961年北大在哲学系成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组，孙小礼为首任组长。文革结束后，填补自然辩证法教材空白的问题被摆上议事日程。1977年孙小礼受教育部和人民出版社委托，着手主持编写高等院校自然辩证法教材。40多位编写组成员大多都成为自然辩证法教育教学领域的骨干。《自然辩证法讲义》（总论）于1979年底完稿，首印十万册，后又连续加印13次，发行35万余册。十个专题分论以及一本《名词简释》至1984年春陆续出齐。这套自然辩证法教科书近120万字，不仅是我国自编的第一部自然辩证法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更是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孙小礼和龚育之伉俪情深，在我们中心学生的眼里既是鸳鸯也是仙，中心每一位师生都忘不了龚老师的儒雅和孙老师的气定神闲。龚育之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他与孙老师相识于清华园，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孙老师来到了北大数学系，龚老师赴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宣部科学处是新中国规划科学事业的重要部门，它的工作任务之一是研究党的科技政策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同时调查研究中国建国初期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将龚育之介绍到中宣部科学处的是何祚庥。何老师与龚老师既是校友也是同事，更是革命友人。何祚庥院士今年98周岁，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于光远看重进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后来还曾为于光远补习过物理课。时至今日，何老师谈起很多党的理论的关键问题、难题疑点，还会说：我早年与龚育之“了解过”“商量过”“探讨过”“确认过”等等。三位在清华结缘的老朋友，有共同的教育理想，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要打通文理、兴办交叉学科、促进文理交融。

1986年，贯彻了老一辈科学家在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以及现代化人才培养上“融会贯通，兼收并蓄”的思想，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应运而生，时任北大校长丁石孙对科社中心的创办给予了很大支持。中心对大学本科生文理兼收，既可以授予学生文科博士学位（哲学），也可以授予理科博士学位（理学）。孙小礼作为科社中心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付出了大量心血。经过20年的开拓和求索，中心不仅培养了大量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和教学管理人才，而且将哲学与自然科学深度结合，践行了育人中的唯物主义。

龚老师2007年去世后，有一年的时间是孙老师带我做民国科学史的研究。孙老师家住在二层，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楼道里回音很大。每次去看她，孙老师都会早早地把门打开，听着我咚咚咚地跑上楼的声音。孙老师特别爱笑，她有时候边说边笑，有时候微笑着静静地听你说。她的声音并不洪亮，音调却很平稳，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从不局促也不拖沓。她的笑，特别纯、特别真。与她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生活中值得欢乐之事如此之多。她成为独眼女侠的经历，某次由于电脑突然死机消失的那许多心血铸就的文字……这些旁人眼中的波折于她而言都是生活趣事。我来到深圳工作后有时会寄一些荔枝给她，每次孙老师的阿姨回复我“收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有人知是荔枝来。

我离开承泽园已20余年。现在想想，年少无知，才会与老先生没大没小，才会以为静就是静、笑就是笑。像那棵流苏，你与她擦肩而过，她却在包容你、期待你。

2023年，96岁的何祚庥院士向中科院提出了《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建议。90岁的孙小礼先生在为学生的著作做的序中写道：“呼唤学人们回归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以使短时段的研究勿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相冲突，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真正的桥梁！”

深潭无波水空心，古木不言气定闲。在承泽园的时光滋养着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