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杨茂通过“北大-耶鲁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于2017年春季学期前往耶鲁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交换学习，成为该项目的最后一届受益者。由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和耶鲁大学史景迁、金安平教授夫妇发起的该项目肇始于2005年春季学期，到2017年7月，北大先后派去了13届29名博士研究生，专业领域分布于世界史、中国史、哲学史、宗教史、科技史、政治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学、艺术史、法学史等方面。参与项目的研究生们普遍反映，此项目对提高他们的培养质量产生了良好效果，对他们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有重大影响，对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借鉴美国博士人才的培养模式、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改进研究生培养机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为杨茂参加交换学习后的心得体会。

二零一七年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难忘的一年，因为我有幸前往耶鲁大学交换学习。伴随着激动与感动，紧张而又充实的半年留学时光犹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然而，回过头去看，这段记忆却是如此漫长，令人回味无穷。耶鲁大学史景迁先生和蔼的目光与微笑，金安平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东欧史专家施耐德教授精彩的演讲，美国内战史课堂的拥挤不堪，Helen Hadley Hall公寓里的友好辩论，里根总统图书馆馆员们的热情服务，那些人和那些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二零一六年十月下旬左右，历史学系网站上张贴北大-耶鲁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通知，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与导师牛大勇教授商量是否可以申请。牛老师立即表示支持，并让我认真准备材料，因为这个机会十分难得。经过提交申请材料、专门委员会面试、耶鲁方面最终审查三轮筛选后，我与意大利留学生窦安德（Andrea）被选上。听说一些落选同学议论：“为什么留学生都能被选上？”我将此事反映给牛老师，老师反驳道：“留学生为什么不能被选上？”在牛老师看来遴选范围不能仅限于中国学生，留学生也是北大的学生，理应享受与中国学生同等的待遇。在筛选程序上，牛老师是公平公正的。由于我是候选人，牛老师自觉回避参加专门委员会，由王立新老师主持面试。因此，落选同学的微词根本站不住脚。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穷学生，出国对于我来说十分遥远，可谓是可望不可即。当牛老师告知耶鲁接受了我的申请时，我十分兴奋，立即给家里打通电话，报告消息。家人都非常高兴，母亲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对于她来说，自己的儿子能够前往耶鲁访学是莫大的荣耀。母亲要我珍惜这么好的机会，不负老师的一片苦心。我一一应诺。

十一月上旬，安平老师给我发来第一封邮件表示祝贺，并且细心交代东亚研究中心的Nick老师尽快为我们办理相关手续。Nick老师办事效率令我吃惊，基本上是给他发邮件当天就能得到回复，而且非常耐心地为我解答问题。不到两个月，我完成了从申请护照到办理签证的所有手续。除了Nick老师的努力，我想这种效率是离不开安平老师在幕后推动与协调。这从侧面体现出耶鲁大学的行政机构全力服务于师生的宗旨。

在我出发之前，牛老师郑重地嘱咐我访学三大任务。第一，搜集大批档案资料，不仅是博士论文资料，还应包含整个研究职业生涯的材料。第二，磨炼语言，极大地提高英语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为达到此目的，尽量“远离”中国留学生，多与美国同学为伍。第三，结交本专业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打造自己的“朋友圈”。后来才知道，这不仅是牛老师对我的要求，也是对所有访学者的期待。牛老师所提的三项任务是他对如何培养博士研究生长期思考的体现。牛老师曾指出，培养研究生的首要目标是学会搞研究。那么，怎么培养会搞研究的能力呢？对于历史系博士生来说，就是会找材料，会看材料，会与同行交流。尽管出国机会越来越多，但很多学生出国访学的目的并不明确，虚度光阴的大有人在。正是在牛老师三大任务的指引下，我才充分地利用六个月的时间，不枉耶鲁之行。

我与窦安德于一月九日凌晨飞往纽约，到达肯尼迪机场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已准备好了专车接我们前往纽黑文。纽黑文刚降大雪，一片白茫茫之中，几幢巴洛克式建筑在灯光的照耀下更加耸立。原本当天晚上，安平老师与史先生就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餐。但是，由于飞机延误，很晚才到达纽黑文，为了让我们好好休息，安平老师将晚餐改到第二天晚上。第二天下午，史先生与安平老师亲自驾车来到我们住所，带我们前往纽黑文最富盛名的比萨店Modern APizza吃晚餐。晚餐间，安平老师非常热情地照顾我们吃披萨，询问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史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精神矍铄，谈吐思路清晰，偶尔还不忘开个玩笑，丝毫没有我所揣度的距离感，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紧张和尴尬。整个晚餐过程十分和谐融洽，我想这也是二位老师有意为之，照顾我们刚到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难免的拘束与不安。

初到耶鲁，一切都很陌生，生活也有很多不便。还没来得及发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安平老师已经为我们考虑好了一切。她亲自给我送来了生活用品，包括床单、被子、枕头、餐具等，还开车带我们去超市购买其他用品，甚至给我们买一些零食。这些都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小事，她完全可以不管，让我们自己去解决。更让我感动的是两位老师邀请我去他们家过春节。我是一月九日到达纽黑文的，一个多星期后就是春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在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节日的氛围，一切犹如往常。虽然理解风俗的差异，但在除夕夜，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可名状的失落。没想到，安平老师打来电话，邀请我去她们家过初一，这一消息让我既感动又紧张。感动的是史先生与安平老师的体贴，紧张的是第一次去史先生家里做客，万一失礼怎么办。结果证明这种紧张完全是多余的。我与窦安德一同打车前往西黑文（West Haven）史先生的府邸。抵达后看见两位老师站在门口迎接，进门后对我们嘘寒问暖，还热情地为我们倒一杯酒，让我们仿佛有种回家的感觉。宴会是美式的派对，除我们之外，也邀请了一些华人朋友。安平老师亲自准备了很多中国菜品，其中有一道叫做“罗汉斋”，非常美味。宴会期间，史先生与安平老师仔细询问我们的学业情况，并给我们推荐耶鲁精品课程，由此而开始一场“学术评论会”。据安平老师讲述，当年史先生与美国内战史专家布赖特同台讲授太平天国战争史与美国内战史通选课，课堂座无虚席，在耶鲁一时传为佳话。彼时，窗外的雪花越下越大，寒风时而呼啸，时而拍打着枯枝。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位史学大家引领的热烈讨论的氛围。回想起来，这种情景简直是享受。

除了生活上的关心，史先生与安平老师还在学术问题上给我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我在耶鲁大学交流期间选什么课程，怎么有效地利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来做研究。得益于二位老师的指导，我选了耶鲁大学著名教授蒂莫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的《东欧史》以及大卫·布赖特（David Blight）教授 的《美国内战史》。这两门课程让我亲身体验了美国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课堂，了解美国大学历史系课程教学的开展过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课堂设计与课外阅读。课堂设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教授讲演，另一部分是课后讨论。教授讲演部分一节课四十五分钟。课后讨论则一般是一小时，每个小组大概15-20人，由助教主持，学生根据阅读材料和问题自由发言，基本上要求每个人必须发言。课外阅读的内容是教授在每次讲演之前布置的阅读材料，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阅读量大；二是与课外讨论部分挂钩，作为课外讨论发言的依据。一般情况下，对于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而言，一学期两门课程就足够了。如果超过两门，那么就意味着每天必须熬夜和超负荷运转了。但是，坚持下来之后会发现，这对自己知识的增长与语言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

史先生与安平老师还鼓励我拜访一些名师教授，这也是在耶鲁学习的“特权”。我访问了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高级助理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政府任职结束后，希尔转入学术界，与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教授在耶鲁合作开设冷战史相关课程。为了让采访顺利进行，我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包括如何提问，如何引导他回忆。然而，百密一疏，在实际采访过程中，我只顾着思考如何进行下一个提问，如何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却忘记了做笔录。幸亏事先准备好了录音设备，才避免让这次采访功亏一篑。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舒尔茨上台后对其前任黑格的对华政策有什么调整。他的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两者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没有什么政策变化。学界普遍认为，黑格下台后，舒尔茨主导的对华政策开始降低中国的战略地位，重视日本的战略价值。但是，希尔教授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读。这让我感到十分有趣。采访结束后，希尔教授微笑地将我送到门口，还祝福我博士论文获得成功。这次采访的经历不仅让我接触到里根政府时期对华政策的内部知情者，还让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进行口述史研究，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在耶鲁访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了大批珍贵的档案材料。作为中美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掌握第一手档案材料非常重要。经过事先的调查准备，我决定将档案材料搜集范围集中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后。即使这样，由于相关档案数目庞大，时间依旧十分紧迫。首先是耶鲁本身的资源。耶鲁大学有大小十几个图书馆，藏书量在全美乃至全世界都是前几位。交流学生与本校生待遇一样，可以同时借阅两百五十本，时限是半年。如果耶鲁没有馆藏，还可以通过Borrow Direct系统从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借阅。如果特别着急，可以注明，工作人员会优先帮助解决。一般三天就可以在就近的图书馆取书，特急的话最快一天之内送达。如果搜索遇到困难，只要提交申请，工作人员会帮助搜索并且直接发送PDF版到你的邮箱。总而言之，整个图书馆系统都会全心全力帮助你找到想要阅读的材料。我在一个学期内借阅了将近一百六十本纸质图书，下载了两百多个电子图书资料，包含历史、政治、外交、军事等学科。在所有馆藏资源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基辛格档案第三卷。这部分档案是由基辛格私人捐赠的，由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是否开放。因此，在借阅之前需要提交申请，并且要接受相关工作人员的面试。虽然过程繁琐，但是完全值得，因为很多材料都是首次公开的，包括基辛格的一些手稿和自己保存的部分档案。此外，耶鲁还藏有卡特时期的国务卿万斯档案。这些私人档案对于研究中美关系解冻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除耶鲁大学的资源外，我还计划前往其他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更多的资料。二月底，我便按计划在周六与周日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因为纽黑文有直达纽约市的火车，因此我一般是早上六点钟出发，赶在图书馆开门前到达，然后下午闭馆后赶火车回纽黑文。哥伦比亚大学馆藏大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口述史资料，但最吸引我的是中国学专家鲍大可档案。鲍大可不仅在学术界闻名，在政府中也十分活跃，自尼克松政府开始多次前往国会就中美关系问题作证，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收集了鲍大可有关中国学的课堂教学、学术研究与活动、论文与研究报告手稿、与其他专家学者的通信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合作项目记录。这些资料对于深入了解鲍大可的学术思想，探究美国中国学家对政府政策如何产生影响具有重要价值。随后，我又前往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收集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的私人档案。由于时间仓促，一些资料没来得及拍照，工作人员还热情地替我拍完然后发送邮件给我。

进入春假后，我开始有计划地搜集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三月初，我飞往加州西米谷（Simi Valley），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停留一个月。四月初，我又从耶鲁出发，先到马里兰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待两周，搜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的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美国国务院的文件。结束后，我从马里兰前往亚特兰大，在卡特总统图书馆停留两周。此后，我又从亚特兰大飞往德克萨斯州的学院城（College Station）老布什总统图书馆停留一周。行程结束之后，我感觉来美任务已完成一大半，顿时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五月中旬，我前往最后一站，密歇根州安娜堡福特总统图书馆待了一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馆中，搜集中美关系相关档案材料，拍摄了七万余页解密文件。这些政府档案资料大多数是没有公开出版的，但记录了自尼克松到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决策轨迹，对于研究解冻后的中美关系史来说必不可少。

在搜集档案过程中，里根总统图书馆馆员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由于里根时期档案刚开始解密，因此前来查档的学者并不多。当得知我将要待一个月时，馆员们非常惊讶。为了让我不枉此行，馆员Gina每天都提前为我准备好档案，并送到我经常坐的桌子旁边。研究助理Pinkney每天总是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帮我搜索已经解密的资料。一个月下来，我几乎拍下了所有已经解密的有关中国的材料。我想这离不开馆员们热情周到的帮助。此外，我也深深感叹美国档案馆管理制度的开明性。不论你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接受短期培训，就可以直接查阅档案。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且还提供免费的研究助理，甚至定量免费打印服务。所有档案馆的宗旨是开放而不是保密。这种制度可以帮助学者客观地总结政府在外交上的得失与经验，创造新的知识，最终服务于本国外交决策。相反，封闭性的制度虽然可以暂时遮丑，但是同时也丧失了吸取历史教训的机会，结果只能是重蹈覆辙。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路途遥远，饮食住宿艰苦，但是看到自己想要的资料全部都纳入囊中时，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牛老师到耶鲁访问，顺便看望并指导我的学习。史先生和安平老师在家设宴接待，我随从赴会。此时的耶鲁已经步入初夏，西黑文早已换上了绿装，幽静的丛林中不时传来蝉噪。席间，安平老师回忆北大与耶鲁交流项目的历史。当初，安平老师随史先生访问北大历史学系，牛老师作为接待人在介绍客人的时候，特意介绍安平老师并风趣地称“安平老师携女婿回娘家”，让安平老师非常感动。这也成为她积极推动创设北大耶鲁交流项目的主要原因。如今，在三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北大耶鲁交流项目持续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这幕后，多少的辛苦与努力鲜为人知。三位先生并排而坐于“呦呦亭”，我按下了快门，将这一历史时刻永久记录下来。那一刻，我感慨很多。我想真正的大家，应该是像三位先生这样的吧！既有卓越不凡的学问，也有落红的精神。继往开来，为千万个像我一样的后生搭建舞台。而我能做的就是不负先生们的期望，将学问做好，把人做好。现在，我正在依据从美国带回来的大量档案文件做博士论文。每当有新发现的时候，兴奋之余，我总是回想起在耶鲁的美好时光。我想这种记忆是永远无法消逝的，因为史先生与安平老师暖入心扉的关心，更何况还有大量等待解读的档案文件也永远烙着耶鲁的印记。

以其小者而观之，北大-耶鲁交流项目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一部分，惠及的是几十个青年学生；以其大者而观之，这个项目突出地体现了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百闻不如一见”，从社会关系角度讲，强调的是交流的重要性。中美交往已迂两百多年，但两国对各自的了解还是太少。就中国而言，这种了解的缺乏给了媒体宣传广阔的杜撰空间，导致人们对美国产生误解与臆断，甚至莫名其妙的敌意。这最终将会伤害两国人民切身利益。而只有增加相互之间的交流，客观地认识彼此，才能消除误解与敌意。正是因为两国建交后，各方面交流的扩大，才有今天中美关系的局面。在当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下，两国更应该增强交流。

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