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杨承运，1936年生于天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1958年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入学后，转地质地理系学习，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副主任，元培学院导师暨元培计划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主要从事地质学研究。

懵懂少年情

我出生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天津也被日军占领。回想起那个屈辱的年代，我不禁想到了那些闯到家里的宪兵，想到那些冰雪路上的饿殍……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似乎总是生活在阴霾的雪暴寒冬，从来就不见那春天的暖笑，也从没有那丽日的光照……大家闷着，气着，憋着，盼着。

1942—1947年，我在天津培植小学学习。培植小学是当时天津小学中的名校，据说梁启超的孙辈们也曾在此就学。这个小学是个信奉天主教的美国人创办的。学校的校长是王云章。他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撤出天津以后被委任的代理校长。

记得我还在培植上预备班幼稚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日本宪兵突然到我们家清查户口、翻查信件，还把全家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一个挎着大洋刀的宪兵头子问我：“小孩，学日语了吗？”“我是中国人，干吗要学日语？”我毫不思索地大声回答，吓得我婶娘赶忙捂着我的嘴，把我带到了一旁。这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培植小学一直是有英语课的。后来日本人命令改学日语，王校长一直顶着没干。

不久，日本投降。我们个个快乐地蹦跳着，充分感受到了“有国才能有家”。

抗战胜利后，美国军队进驻天津。对于美国兵的到来，王校长的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起初他很兴奋，真情地欢迎“盟军”的到来。可是没有多久，美国大兵就现了原形：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在胡同里欺凌妇幼……种种恶行激起人们的不满。

最使我们气愤的是，他们还常常耍弄小孩子，用一些小玩意儿、口香糖或是小块巧克力逗弄他们取乐。这些事真是惹怒了王校长。他召开了全校大会，大声说：“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有自己的尊严！”说着，他还伸出手，做出那种乞讨的样子模仿着：“Hello! Hello!”随后他愤慨地说：“如果我们学校有人这样，就请他再也不要来了！他丢尽我们中国人的脸，培植不要他！”

师长的授教，使我懂得了何谓“国家”、何谓“尊严”。

后来，我考进天津津沽大学附属中学(原为教会学校，现为天津市实验中学)。在此我曾两次病休，故前后在校10年。在我们走出那腐败的旧社会、走进光明的新社会的时期，恰是我从童蒙受教进入启思明智的阶段，是我人生悟学的十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场道津沽大学的钟楼——那时我们天天都注目仰望，不光是看钟点，还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气势，它和旁侧的附属中学教学楼边墙上竖写的恭楷大字“为祖国而学习”相互托衬，一直铸就在我们的心田。

青年时期的杨承运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记得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中学经历了一次震惊全市的“盖斯杰事件”——盖斯杰是在校的法国神父、学生教导处的教师。他从集体宿舍里三个学生的衣箱里翻查到被认为是“禁书”的巴金的小说，于是就把他们关锁在学校北疆博物馆的一间房子里，不给饭吃，门口还拴了大狼狗看守。这件事轰动全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愤，在学校挂出了要求惩办盖斯杰的大标语，继而引起了全市各界的关注，引发了抗议盖斯杰迫害学生的示威行动。后来，天津市政府对盖斯杰进行了严肃处理——拘禁7天，遣送出境。这可是大快人心的事呀！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义和团庚子拳乱，想起了火烧望海楼事件，还想起了此前日本兵在天津的暴虐和美国大兵的骄横。在饱受列强欺侮的天津，这回可真是扬眉吐气、大快人心呐！由此，我们极大地加深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感、归属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北大情义深

1956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入学后患病辍学返津，医病疗养。1958年，我跨类考学：先被录取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琴专业)，随后接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通知。在北大报到时，我当即被通知：根据国家需要，转系到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六年制)学习。我一走进北大，就燃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服从需要，理所当然！

我入学第一年就进入北大学生文工团，这是缘分，也是我终生的幸运。1958年建立的北京大学学生文工团，当时经常活动的有300来人。文工团下设3个分团，10个分队：戏剧分团有话剧队、京剧队、地方戏曲队、朗诵队；器乐分团有钢琴队、管弦乐队、民乐队、手风琴队；歌舞分团有合唱队、舞蹈队。文工团编演、创作排练节目，都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有针对性地反映广大同学的思想动态，或是歌颂伟大祖国、支持全世界劳苦大众进行解放斗争的。

比如，1958—1959年，话剧队编写和排演了四幕话剧《时代的芳香》，描写的是化学系师生研究提取“香豆素”的动人故事。当时在北京部分高校巡演，引起了广泛的好评。第三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戏剧分会上，田汉主席专门提到《时代的芳香》，将其作为业余剧作的代表予以表彰。话剧队还编演了北大中文系同学集体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创举(陆平校长题名《新兵新史》)。

合唱队排演了全场《洪湖赤卫队》，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对此给予肯定和鼓励，还盛情邀请我们参加电影《洪湖赤卫队》部分歌曲的合唱配音。合唱队还和部分系级同学联合排演了《毛主席诗词大合唱》，中央乐团总指挥严良堃亲临指导。

应该说，当时北大同学有不少破先例的创新之举，体现出我们北大学生热诚、忠贞、开拓的青春情怀，也显示出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那时我们参加文工团的活动，不光是业余爱好，还认识到这是一种应尽的责任，因此在排演过程中都不辞辛劳、力臻完美，而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今天常说的“追求卓越”“团队精神”在那时似乎都自然地在活动中体现了出来。这就是“北大有责任”，而且这种精神真的能够延亘终生。

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64年学生文工团合唱队作为高校的代表之一，参加了3000人合演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参加大歌舞排演的以专业演员为主体，业余演员队伍主要是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等几所高校的合唱队。

在排练过程中，大家尊称“总导演”的周总理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八次，还在人民大会堂专门给大家做了长达5小时的报告，报告讲到长征，讲到艰难的革命历程，还讲到新中国成立15周年之际《东方红》演出的意义并做了思想动员。

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观看了《东方红》。10月16日中午，我们全体集合准备主席接见，下午1点准时到达人民大会堂。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就到了，他从我们站队后侧的门走进，走得很稳、很慢，微微地弓着腰，还不时招招手。我们都转过身，对着他鼓掌。

毛主席身后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他居中落座，两边是其他中央领导。他的身后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郭兰英、王昆、崔美善、才旦卓玛；少先队员们在前边簇拥两排。

照完相，只见毛主席侧身对周总理说了什么话，周总理摆了摆手，笑着回答，他认真地听着，随之也笑了起来，坐在旁边的领导们也都笑了。“他们说的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在想。

合影完毕，毛主席站了起来，离座、挥手，步出了大厅。其他中央领导也依次有序地随同走出。

没过一会儿，周总理就回到了大厅。他说：“主席让我把两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听了可不要太激动，一定不要跳，那可会把这大厅跳塌的呀！”大家都笑了起来。总理摆了摆手，大声地说：“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个好消息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啦！”大家随之热烈鼓掌，不过这个消息昨天就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掌声持续时间不长，大家就急切地等着听第二个好消息。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周总理拉长了语句，提高了声调，还有力地挥了一下手，“今天下午，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全场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喊呀，跳呀，拍手呀！嗓子喊哑了，手拍红了、拍疼了，想到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大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真是扬眉吐气啦，再也不用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欺侮了！

回校的车上，大家兴奋、激动不已，说不出话，眼泪还是流淌个不停，有人的脸都成了小花脸儿也来不及擦一擦。

我们到校之后不过20多分钟，全校就都沸腾起来了——北大学生文工团的管弦乐队自发地在校园里奏乐，并向全校师生广播，报告这一好消息。一向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北大人振奋起来了！我们要壮大，要自强，要奋进！那鼓声、那号声，仿佛就想把这发自燕园的心声迅速地传向全中国，传向全世界！

决断以辟新

1981年我被提名赴美访学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批(第一批1978年12月)，但是仍有非议。后来我听说，出国访学之事自打提出，在中央就有“不回来”的担心，是小平同志力排众议，一语决断定音：“回来10％就要得！”

这让我立刻想起1978年小平同志恢复高考招生、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等一系列活动。至今回想起小平同志“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箴言，也是印象深刻。可称：

岁月四十载，心暖寰宇清。

民富国强梦，转瞬喜天曚！

我出国前，暗自告诫自己：“我一定要做那10％！”

1981—1983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学和学术交流，同国际著名沉积岩石学家卡罗兹(Albert V. Carozzi)教授合作进行碳酸盐岩的系列研究。

卡罗兹在碳酸盐岩的研究方面是有世界级突出贡献的，著述和译作甚丰。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汇集了葛利普教授(A. W. Grabau，1870—1946)在北京大学的讲课文作——The Rhythm of the Ages(《时代的韵律》)，于1978年在美国出版，并特撰长序。我感觉，在学术研究的宽广深厚方面，老卡和葛利普是很相近、很相通的。

我在此学习交流的第一个项目是听课；第二个项目是参加研究生的高等沉积岩石学实验课教学；第三个项目是协同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岩石的薄片观察和分析是老卡的研究强项，他建议我们结合微相分析进行碳酸盐岩的分类研究。我想：相对于碎屑岩类的砂岩油气储层，碳酸盐岩的油气储层研究将是大有前景的，老卡此议很有分量。我还考虑，结合研究编写一部图文并茂的新作，这在沉积微相以及油气储层的学术研究和生产实践中，也是当时急需的……我们俩对这三项安排一拍即合，当即说定。我在伊大的学习考察就此开始了。

在履行“三项”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工作相当默契，进展也不慢；偶尔也有异议，但互相总是先沉默，再琢磨，后磨合。他还安排我们一起进行野外考察。这些使我进一步理解了碳酸盐岩微相分析在追溯海域古地貌演进、确查储层层位及其分布方面的价值。因此，在碳酸盐岩微相分析方面，我们的成果不少。

1982年冬某一天，伊大的中国办事处主任邀我在学校附近的中餐馆会面，主谈留美长驻问题，我以北大的教学安排——开学有课予以婉拒。

1983年春末，我返京回校。数年后，《碳酸盐岩实用分类及微相分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国家图书馆及美国联邦地调所图书馆专函求索收藏。

后来，我多年为长庆油田做过较多的基础地质研究工作(1983—1998)。最早参加过定边地区的定探1号井剖面的标例分析，还根据勘探开发进程开展专题研究，如“陕甘宁盆地中部气田马家沟组五段碳酸盐岩沉积—成岩微相研究”“鄂尔多斯盆地西缘巨厚层白云岩的成因及其油气储集潜能研究”等。30余年来，长庆油田(海相碳酸盐岩)年产油气当量跨越式增长。2012年，长庆油田年产油气当量跨上了历史新高点，达到4500万吨，成为中国内陆第一大油气田。在当前我国的油气还有相当比例依赖进口的情况下，长庆油田的跨越式发展是有战略意义的。

挚情在未名

1992年5月，我在学校教务处兼职，参与了学校教学的部分管理工作，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加强素质教育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后为教育部副部长)提出并倡导的。由此我们在学校的领导与支持下于1992年相继开设了素质教育通选课“名著名篇导读”“自然科学专题选讲”“人文社会科学专题选讲”。

“名著名篇导读”是1992年作为全校的文化素质教育通选课程首先开设的，在北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发自肺腑地说：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深感“理性的光辉不灭”；读了《孟子》之后，认为“应为崇高的理想不懈追求”；读了《史记》之后，懂得要“以史明智，以史鉴今”；读了《海陆的起源》之后，深刻地理解了“创新—求实—探索”的含义。他们说：这门课“有助于文明修身，报效祖国”“指导人生，启发思想”“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将影响我一生”……课程有全程录像，之后对照讲稿整理成文。1998年，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智慧的感悟——北京大学〈名著名篇导读〉》。

“自然科学专题选讲”从1993年起办了3期，共30余讲。讲座特请侯仁之教授做开篇首讲；王义遒副校长讲“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当代量子学介绍”……讲座听众累计3万人次，不仅有本科生、研究生、进修教师，也有校外人士，甚至还有科学院院士(自称“是来补课的”)，还有附中老师停课、带着全班学生来听课学习的。根据录像整理成文，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印出版。

“人文社会科学专题选讲”起步稍晚，主讲人有白化文教授、肖东发教授等名家，因故未能继续，也未能整理成文。

二是校园文化建设。我曾经把校园文化建设比作“第二课堂”，得到高校同仁的认同，《中国高等教育》和一些报刊对此也曾有报道。

燕园校区的文化景点建设始于1996年，最先我们分别请地质系和生物系给校园里的岩石和大树做上标牌。现在岩石嵌上的标牌尚有可见，大树挂的标牌有增无减。我们拟定了校园文化景点介绍的文字材料，恳请校党委宣传部协助把它登载在《北大校刊》的夹缝页处，广泛征求学校各方意见，得到赞许。再后，在各景点立上书写的木牌，进一步征询意见。1997年找专业的施工队刻字立碑，最开始立了22处，后来有部分拆除了。

我们组织录制了《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请侯仁之教授导引主讲，沈石岩等教授分别巡回参讲，由电教中心全程录像制作数十盘，1998年百年校庆赠发给校友。

我们组织编印了《古园纵横：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1998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在恩师侯仁之教授撰写《燕园史话》和编印校园图的启示下，我们摄影、集照、索图、文录、撰文，绘编“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点略图”附于书末。这本书自始至终得到了众老的支持和托衬：侯老提供米万钟《勺园修葺图》的复制件和他分别同夏仁德、赖普吾合影的珍贵照片，师母张玮瑛给书中部分照片写注；季羡林先生慨然为本书题名；张中行先生对本书精心审改；谢冕先生允准以《永远的校园》为本书序……书末，我以《献上我对校园永远的心》为结，因为我认识到：古园400年，积存和凝聚着几代人的心智，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精神的绵延和继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和无言的诉说，是课堂外的课堂，也是鲜活可及的历史！这本书被任教于美国的维思大学著名汉学家舒衡哲在所作《鸣鹤园》中引用；侯仁之先生寄赠了10册给美国哈佛大学暨其他院校的朋友们。

耄耋近米，思忆愈久。在北大60年的学习工作让我不断追忆起我感悟受教的历程和故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巡天的“北斗”、卫海的巨舰，使我们真正体验到了强军富民的国策所带来的欣慰和快乐！

我已是走在人生终局途中的耄耋老叟，已无智无力多做，只能衷心祈望国家大步前行，日渐兴旺，人民团结紧密，幸福安康！

谢谢众多倾心授教、深爱扶掖于我的师长；谢谢多年远志图强、互济互助的同仁；谢谢各届专注求学、学思不止的同学们。

祝福北大！祝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