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祝家麟，男，1943年8月出生于重庆市，汉族，中共党员。1961年9月至1968年1月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现任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专员，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计算数学学会副理事长，重庆欧美同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校友会理事，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杂志编委。

1968年3月至1968年11月，任成都地质学院教师。1968年12月至1972年1月，在四川省地质局205地质队下放劳动。1972年3月至1974年7月，任重庆凤鸣山中学教师。1974年8月至2000年5月，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建筑大学）工作。1980年1月至1982年3月于法国巴黎第六大学程序设计学院留学，获巴黎第六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8月至1989年6月为美国特拉华大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访问教授。1991年5月至1996年1月任重庆建筑大学副校长。1995年7月至1996年1月为法国巴黎高等理工学校访问教授。1996年1月至2000年5月任重庆建筑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2000年5月至2006年1月，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曾任中国数学学会理事，四川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数学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重庆市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数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兼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第五届咨询委员会执行主席，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二届党代会代表，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重庆市第二届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

冬季的山城，常是雾蒙蒙的。川流不息的车辆、依山而行的轻轨、忙碌不停的轮船以及两岸间的过江索道，给这个西部城市增加了动感。这里记录着祝家麟校友工作四十多年的心路历程。四十多年来，这位67岁的北大人为这片热土奉献了无数辛劳和汗水。

心系北大

“我到过国内外很多大学，可以说这些学校都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对于北大，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也是最引以为自豪的。”

1961年，祝家麟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对于北大，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美，数学力学系办公楼在一院，系图书馆在北阁，还有矗立在未名湖畔的德、才、均、备四斋，古色古香，高贵典雅，无声地诉说着过往，也托举着未来。绿树环绕，未名博雅，美得让人心醉。问及北大的生活，他回忆道:“我们在北大读书的那个年代和你们现在相比是很遥远了，很单调。每天就是 ‘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校园生活很单调，不过也好，这样就可以专心念书，没有那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分心了。”

对于在北大的生活和学习，他有很多感触，也从中得到很多收获。首先是同学之间深厚的感情，他进校不久便深切感受到北大是一个强者聚集的地方，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都汇集于此，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当时他就读的年级有位高考状元，16岁就考上了北大，他就是全国名师邱维声老师。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李未院士、集美大学校长辜建德都是他的同班同学。他认为，身边的同学都是很优秀的，要虚心向别人学习。他一进大学就担任了班长，在他看来，既然别人相信自己，自己就应当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为同学们服务。他组织同学们郊游、拍照、爬山、劳动……“同学关系是一种奇特的社会关系，很奇妙，同学是一世的朋友，一生的回忆，一辈子的牵挂。”他动情地说。在重庆时，他曾有几个月没收到单位寄发的粮票，一位在天津工作的同学寄来几十斤粮票才使得他渡过了难关。

回忆起北大的老师，他的记忆也很深刻。丁石孙、萧树铁、丁同仁、章学诚等老师上课不用讲稿却能侃侃而谈且思维严谨，主讲数学分析的邓东皋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到十三陵劳动，晚上同睡一铺炕。其中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教英语的老教师，“英语老师是个很严厉但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可惜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当时学生嘛，比较穷，买不起大字典，一般都买个袖珍小字典用。老师知道了很生气地说：‘这种东西就是误人子弟，下次再带来我就给你们撕掉了！’不过她也只是说说而已。后来我觉得大字典和小字典确实不一样，大字典内容翔实准确，要学好外语真的要用大字典才行。”

“很感激在大学的时候打下了很好的数学和英语基础，”他如此总结自己大学时代的收获，“加上大学时候培养的自学能力，让我日后受益匪浅。”走出校园之后，他感觉无论学习什么都很快。“我在学校学的是微分几何专门化的黎曼几何学，工作后改学了计算数学，后来又学习当大学校长，学习当党委书记，这要归功于在北大学习奠定的扎实基础和养成的自学能力。”

2006年初，走下学校领导岗位的祝家麟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感情担任了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会长。几年来，重庆校友会的发展越来越好，参加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活动并为校庆献礼；举行“百名北大校友与重庆农民结对子”活动；举办每年一届的新老校友座谈会；举办促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江论坛”；种植“北大重庆校友林”、为“森林重庆”添枝加叶……这些不仅加强了北大校友之间的交流，还对社会有所贡献。

胸怀祖国

“我觉得也不能说有多么崇高的想法，回国是必然的。出国留学是国家给我的机会，给我的助学金，如果不回来我怎么对得起国家？人要讲良心。”

1968年，他下放到地质队参加劳动锻炼，对于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磨炼，他难掩内心激动：“对人生中困苦的经历永远不要去后悔和伤感，那些经历说不定会教会你一种本事、赋予你一个进取的人生。”离开地质队回到重庆之后，他在重庆市凤鸣山中学任职两年半，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为了向学生传授更多知识，他补充大量授课内容、大胆组织数学竞赛，使得爱好学习的学生大大受益，其中很多人后来得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现在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感谢艰苦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体力。每当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时，就想起在地质队爬大山的情景，累得不行的时候，看看还那么遥远的山顶，只有低下头来一步一步地攀登”。

“艰苦的环境使我认识了中国的国情，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但走什么道路一定要符合国情，正如我们求解微分方程时，一定要考虑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一样。”

1980年，他赴法国巴黎第六大学程序设计学院学习，由中国政府提供助学金，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即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十多年间，他又多次出国讲学、访问，不时有国外学校愿意给他提供优越的条件和报酬让他留下来，但他总是如期归国。“因为第一次出国用的是国家的钱，没有这次也就没有后来，不能忘本。”当他漫步于塞纳河畔，看着繁华的圣日耳曼大街时，脑海中总是闪现出他在城口县地质队劳动时所看见的大巴山区贫瘠的山野和困苦的百姓。他曾站在金门大桥远望蓝天白云、港湾帆船，抒发眷念祖国的赤子之心，深情吟诵出“横跨金门眼望穿，大洋彼岸有蜀山，虽有风帆水难渡，还将思念付蓝天”的动人诗句。1989年，国内环境很不平静，他却始终坚定信念，回到祖国。“要报效祖国，还是回国实在，中国的振兴主要还是依靠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奋斗才能实现。”没有豪言壮语，朴实的话语里自有一番感动，“当时很多人都一心想着往国外走，我回国时乘坐的飞机空空的。但是我很坦然也很淡定，就是要回到祖国，不然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在国家经受考验的时候回来，是他必然的选择。

扎根重庆

“我回忆了一下。我这一生所有的领导岗位都不是自己求来的。不过我觉得，既然叫我当，我就要好好当，我就要当好！”

1972年，他回到家乡重庆，在凤鸣山中学担任数学老师，直至1974年下半年才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毕业八年后，他才真正开始学有所用，他在这里一边教书，一边观察工程专业教师的科研动向。拨乱反正后，科学迎来春天，他更加珍惜时光，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和工程计算刚刚兴起，有限元计算方法成为强有力的科学方法。他利用在北大所学的数学理论基础，很快就自学初通了这种方法，掌握了算法语言，成为学校里第一批开讲有限元方法和算法语言课程的老师。他和同事与成都西南水电研究院的工程师一起承担云南小龙潭火电站高边坡稳定分析的科研课题，直到接到学校通知，返回重庆参加出国留学考试。

1982年，他从法国回国。学校的老书记半夜到首都机场去等候迎接他，回到学校，系总支书记帮他拿行李。不久，他收到美国大学的邀请信，但想及领导的关爱，便打消念头，安心教书并担任了三年的副系主任，直到1988年下半年主动辞去副系主任职务，应邀赴美国特拉华大学作访问教授。1989年6月，他离开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回到学校，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领导提名他担任副院长，他却婉言推辞，因为当时他正在为科学出版社撰写专著。1991年，专著出版，他被任命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1995年，重庆建筑工程学校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适逢领导班子换届，他又萌生了回到教学科研岗位的念头，便申请到巴黎高等理工学校学术休假半年，学校也任命了一位校长助理接替他的工作。1995年底，在建设部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他担任重庆建筑大学校长兼校党委副书记，被评为1996—1998年度建设部优秀领导干部，1999年被中国教育工会表彰为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的优秀党政领导。

世纪之交，适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庆建筑大学的校长，他深感责任重大。当时，很多教职工对体制改革并不理解，工作上面临许多困难。他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努力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耐心做教职工们的思想工作、认真准备体制改革前的相关工作。2000年5月31日，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与重庆高等建筑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为新重庆大学，他被任命为新重庆大学的校党委书记。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由于管理体制和办学历史的差异，三所学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规律和规章制度。合并初期，新的重庆大学面临很多矛盾和困难：三校的管理体制各不相同，需要确定统一的规章制度；三校的组织机构重叠，需要精简干部；三校的分配标准、福利待遇、住房状况存在差异，需要妥善安排；三个学校的教学计划、课时安排、学位标准不尽相同；三个学校的专业需要调整合并……在他看来，新组建的校领导班子成员对新重庆大学的现状及问题、机遇与挑战、定位和发展达成共识是实现实质性合并的前提。党委第一次常委会的第一项议程就安排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等教育法》以及教育部领导对新重庆大学领导班子的谈话精神，按照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组织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财经、统一规章制度的“五个统一”要求，有序推进合校的各项工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还尝试运用数学思维方式。“在数学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准确解。数学上所称的‘近似解或最优解’实际上是按照某种选择的度量，在多约束，甚至是多目标前提下，综合平衡后得到的可行解。把这一思路用在学校事务的处理上，就要暂时牺牲一些利益或者忽视某些个体利益，不可能做到事事周全。有些问题只能随着事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来逐步解决，所以在工作中总要留下许多遗憾。”

“仅仅解决了融合中的矛盾问题算不了什么，关键是还要着眼未来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他们紧紧抓住重庆成为直辖市的机遇、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抓住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机遇，认真思考如何发展的问题，经过全校讨论、反复酝酿、专家论证，再次全面审定学科建设规划、确定学科群建设方案，制定“十五”期间重庆大学的发展规划。以重庆大学未来的前景凝聚人心，吸引大家为新重庆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

新重庆大学获得的最好机遇之一便是建设虎溪校区。在重庆大学的带动下，重庆大学城已聚集了14所大学，为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该园区已发展成为“西永综合保税区”，引进了惠普、微软、IBM、NTT、中国移动等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园区，基本形成了以茂德8英寸芯片线、中电科技集团2条6英寸芯片线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以HP重庆电脑生产基地为代表的PC制造产业，以惠普GDCC、NTT、中科院软件所等为代表的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以北大方正、科博达等为代表的电子元器件配套产业的四大产业格局。惠普和三大代工巨头——富士康、广达、英业达都落户于重庆大学城，使重庆直辖市的腾飞如虎添翼。外商愿意落户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看中了这里的教育和人才优势。

祝家麟感慨地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使人想干事业，能干成事业。”2005年9月18日中秋节，他到虎溪检查新校区建设工作，向坚持在施工现场连续作战的干部和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月圆之夜，他当场创作并吟诵了《中秋之夜有感》：

去年中秋夜，月光洒田园，虎溪静静流，难料景变迁。

今晚明月照，新城突兀现，梦境变现实，苦累心觉甜。

学校要发展，机遇不可延，都知创业难，心明志更坚。

感谢建设者，拼搏作贡献，团结加实干，重大好明天。

“这十年是重庆大学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这期间，三校合并、‘211工程’建设、‘985工程’建设以及新校区的建设，让重庆大学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谈及重庆大学目前的状况和今后的发展，他满脸笑容，“随着国家的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深入，重庆地位的提升，我相信重庆大学会越来越好！”

祝家麟还担任过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二届党代会代表，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重庆市第二届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等。问及他是如何适应这些不同的角色时，他风趣地回答道：“我把自己训练成多路开关，需要做哪方面的事情就把哪方面的线路打开。”善于学习、喜欢思考、努力工作是他适应各种工作的诀窍。

奉献教育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既要把学校的管理工作做好又要把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做精，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作为领导者，始终要把学校的工作放在首位。”

祝家麟是国内率先从事边界元计算方法研究的学者之一。但是，在担任学校领导的15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放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从事学术研究、教授课程、指导学生。直到现在，他依然坚持指导研究生，最近完成的专著《边界元分析》也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与行政兼顾的工作强度很大，但他却觉得很充实，他说：“行政管理和党务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发展，是大局，我肯定要先保证把这些工作完成好！至于自己原来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只要不太生疏就行了，能在某个领域做出点成绩就够了。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作为领导者，始终要把学校的工作放在首位，否则就辜负了上级和师生员工们对我的期望。”

在“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流‘软环境’”思路的指引下，他一手抓校园建设、教学设施建设等“硬环境”建设，一手抓学校的“软环境”建设。重庆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大学，1929年在成立宣言中就提出了“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祝家麟认为，这一宗旨与现在普遍认同的大学功能完全吻合。担任书记职务后，他认真转换角色，充分发挥党的建设的政治优势，和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起积极营造和谐氛围、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继承优良办学传统、倡导现代大学办学理念，使重庆大学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在国外访问、讲学期间，他参观过很多知名大学。除了学习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知识外，他还很注重了解国外的办学制度、教育思想等，并加以学习借鉴，将之运用到领导管理工作当中。他认为，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的管理经验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中国的大学是一个小社会，大学校长要操心的事远比国外的校长多，怪不得大学有这么多副校长，是因为大学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需要人去管。大学要‘去行政化’，必须要把大学不该承担的职能划掉才行”。他并不迷信国外的大学排行榜，“不要让排行榜牵着鼻子走。有一个2009年的排行榜，前100名中，美国大学占50%，前20名中，美国大学占75%；中国大学中仅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入围，分别居第60、69、96名；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居第43名，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居第79名；俄罗斯的大学榜上无名。难道法兰西、俄罗斯灿烂的文明和先进的科技不是主要靠他们自己国家大学培养的人才创造的吗？同样，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也主要是依靠自己国家培养的人才为支撑，对自己国家的教育要有信心，不要贬得一钱不值”。他接着说：“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的教育不要改革，国外很多东西是好的，但并不是说国外所有的东西照搬到中国之后都能行之有效。我们要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把国外先进的经验、先进的做法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搞好中国的高等教育。世界是多元的，我们也应当有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在他看来，西部和东部的高等教育还存在差距。除了资金、政策之外，最大的差距是东西部的人才差距。由于历史原因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西部大学办学经费少、人才更少，全国大部分优秀人才都被东部和国外的大学所吸引，西部留不住人才。随着西部大开放战略的实施，西部逐步形成了一些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条件，但是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关注西部教育。可以说目前在西部工作的人才大多数还是靠西部的大学来培养的，或者其家乡是西部的。必须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到西部来，才能提高西部的科技水平，促进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近几年，他还担任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专员。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和学习其他大学的办学经验，同时可以反思自己过去的工作，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回顾祝家麟丰富的人生阅历：教过学生、搞过科研、管过行政、做过党务，这些都和教育密切相关。“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充实，也很快乐。”此时此刻，幸福的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

采访手记

几个小时的访谈，时间很长却感觉很短，仿佛不觉得时间流过。祝家麟校友和蔼的态度、诚恳的笑容给人以踏实、坚定的感觉。言谈举止间，我感觉到了他的兼容并包，他的经世事洗练之后的豁达；成熟中，自有北大人的坚持；坚持中，却也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谈及北大，他言语间表露出深深的怀念之情；谈及国外留学，他时时强调自己对祖国炽热的思念之情；谈及担任重庆大学校长、书记时的工作，他眉宇间蕴含着执著的干劲；谈及西部和重庆大学的未来，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多彩的憧憬。

谈到对北大学子及立志放歌西部、奉献青春的青年的寄语，祝家麟校友笑着说：“恐怕现代大学生最反感别人说教什么寄语之类的话，我也只是从自己人生经历中得出了一些感想，从工作中得出了一些体会，算不上寄语吧。”他接着说：“北大学子要善于思考，敢于质疑，要多读书，多提高自己。”

很感谢这次采访，与祝家麟校友的交流让我的记忆中又多了一笔财富。而这财富与其说是源于一次采访，毋宁说是祝家麟校友用他的经历为我开启了另一个世界。（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08级本科生 时梦月）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