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济南市邀请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作了一场《城市化及其规律性》的专题报告。针对报告中提出的健康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问题，记者又对周教授进行了书面采访。 　　记者：自从城市化被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并确定之后，城市化率甚至像GDP一样被当作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指标之一，城市化被当作拉动经济特别是拉动内需的主要手段。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城市化是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要有一个指标来跟踪过程的发展。世界通用的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强调的是，这种指标是用于衡量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高低的，它不是指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我们在城市化率上的一个误区就是单纯地用行政手段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简单地就是变更行政区划，乡改镇，县改市，县市改区，把乡镇变成街道办事处，把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可笑的是，现在全国90％以上的人口已经在市长管辖之下，可以说中国的“政区城市化”已经完成了。 　　按照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但相互影响的重点前后不同：前期，主要是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发展；后期，高度的城市化水平推动着经济发展。目前在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是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种说法不全面，在工业化发展早期阶段勉强可以这么说；二是城市化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这样的数量关系是不确切的，如果确实存在上面的数量关系，反过来说，即“经济每增长1．5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可能提高1个百分点”可能更接近真理。 　　记者：您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要追求健康的城市化，该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呢？ 　　周：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协调的城市化。有两种不协调的城市化，一种是过度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如贫民窟、高犯罪率及城市环境越来越恶化等，这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另一种是低度城市化，会导致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及一系列“农村病”等，也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 　　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仍处于低度城市化。有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前，在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用政策人为地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推行非城市化的工业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和城市化水平都增长很快的同时，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策略发展乡镇企业，带来了乡村地区的就地非农化，造成城市化和非农化的严重脱节。 　　从微观上讲，健康的城市化至少意味着人口聚集、经济非农化、城镇建设等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农民的非农化，没有非农化了的农民向城镇的集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不但浪费土地资源，破坏环境，而且丧失了很多第三产业发展的机会。如果没有经济非农化，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却找不到工作，就会出现贫民窟，犯罪率上升及治安恶化等。如果只有城镇建设，盖了很多楼，结果却没有人去住，农民要么不去住，要么住不起。这些都不是健康的城市化。 　　记者：您在报告中还提出，大城市现在就应重视对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现在城市化正方兴未艾，突然听到郊区化这个概念，不少人觉得有些突然。 　　周：郊区化是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从城市发展动力的空间集中与分散的规律看，一种是向心型，也叫集中型城市化；一种是离心型，也叫分散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又包括两种状态，即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国外经历过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几个阶段。中国在经历快速的集中型城市化的同时，在大中城市已经进入郊区化过程。 　　所谓郊区化，是指人口、工业、商业等经济要素先后在城市里作由内向外的离心迁移。怎么判断？典型的指标是城市中心区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 　　中西方郊区化相通的背景是市场机制，城市土地存在着级差地租。不同点在于西方郊区化的具体动力一是中产阶级逃离环境、社会问题丛生的中心区；二是家庭小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完善；三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如鼓励铲除郊区破旧住宅、低息住房贷款等。中国的郊区化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展开的，触发因素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推动郊区化的直接动力来自一是城市土地功能置换，二是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心区危旧房改造及郊区新住宅建设，三是城市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四是大量外资和内资的投入。 　　郊区化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应给予重视。人口和工业、商业迁出城市中心区迁入郊区，以及联系二者的交通等，都产生一系列有利有弊的新问题。城市规划和管理都要适应这种变化，要去认识郊区化的规律性。山东如何？这没有见到相关研究。 　　记者：中国城市化的反复性和曲折性是世界少有的，可以说大起大落。您在研究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的同时，却将更多的关注目光投向了农村和农民。 　　周：我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城市化不是伴随着农民破产，城乡矛盾的严重对立而展开的。这是中国城市化区别于西方城市化的主要之处。但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不和谐现象开始让我怀疑和重新考虑这一观点。现在城市化侵犯农民利益的很多，中国的城市化应该避免或者说不应该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随着乡镇企业就业弹性的下降，城市化必然成为将来相当长阶段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目前在推进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进城问题上，存在着城乡居民的利益冲突，但矛盾主要方在城市。因此要建立统一的无歧视的劳动力市场，不要夸大城乡就业竞争矛盾，对城市居民的补贴要由暗补转为明补，以至最后完全取消。 　　寄希望于山东在城市化方面能有体制上的创新。比如如何让农民土地流转起来，因为土地制度的背后实质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户籍制度虽已不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但也没有完全解决。至于长期以来关于大中小城市谁应该是发展重点的争论，思维的局限性太明显了。大中小城市各有其功能，需协调发展。山东要加强城乡一体发展，而不是分割和对立；城市宜大则大，宜中则中，宜小则小，效益好坏是发展的主要依据；要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协调城市规划，用协调来代替过去的控制。 （记者　晁明春） 　　（周一星，我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主持人。）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