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正当我即将从北京大学英语系硕士毕业的时候，系里的三位老教授李赋宁、杨周翰和赵萝蕤先生首次开始面向全国招收博士研究生。也许是当时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大多数同学都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所以最后系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参加报考。经过了政治、专业课（英国文学）和外语（拉丁语）这三门例行的考试，我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李赋宁先生的，也是英语系的第一位博士生。 其实我当初上北大，也就是冲着李赋宁这个名字来的。1974年，原本调皮捣蛋的我从杭州市第十中学高中毕业后，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在母校当英语教师。于是便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在当时的文革背景之下，学习条件是无法跟现在相比的，但幸运的是，学校一个小图书室里居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一些解放初的英语课本和文革前的期刊。我便充分利用了作为教员的特权，在一年的时间内，自学了1952年由林汉达编写的中学英语读本，并将《英语学习》、《外语教学与研究》、《文学研究》等期刊上有关英语学习和英国文学研究的文章都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京大学李赋宁先生和杨周翰先生等人学问渊博，才华横溢的文章，并在心底暗暗萌发了想要去北大求学的梦想。尽管当时形势突变，我们这批留校任教的文革后首批高中毕业生因未接受过工农兵再教育而一年后被重新分配去当工人，但我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大概是在1976年，《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只有几十字的短消息，内容是有关李赋宁先生在北大给工农兵学员上英语课。这条消息给我的自学英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心中的梦想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果然，第二年便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高考制度，去北大学习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可惜当年北大的浙江招生名额中只有法语专业。于是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将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专业列为第一志愿，而把杭州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列为第二志愿；并且在只是在业余时间自学了两个星期法语的情况下，同时参加了英语和法语这两个不同专业的笔试和口试。由于杭州考区的英语试卷成绩比较突出，北京大学后来临时增加了英语专业在那儿的扩招名额。我终于如愿以偿，在23岁那年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成为了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 七七届学生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当时国内英语界的一些元老们，如陈嘉、朱光潜、王佐良，周珏良等，都曾经在北大给我们做过讲座；而作为北大西语系主任和后来英语系主任的李赋宁先生更是与学生朝夕相处，不仅经常给我们做各种学术讲座，而且还亲自执掌教鞭，给我们上过“英国文学史”、“英语语言史”、“莎士比亚”等一系列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在学生时期，李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平时在校园里偶尔碰见，他都会停下来跟我聊一会儿，问长问短，完全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另一点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勤奋。有一年我暑假没有回杭州探亲，每天都去俄文楼的自习教室看书。有好几次我发现李先生居然也在那儿看书。平时在教师和研究生的开架工具书阅览室也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李先生上课时说话慢条斯理，循循善诱，思想条理非常清晰，凡是听过他课的学生无不啧啧称羡他惊人的记忆力。他对于教过的学生都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上课时虽然备有详细的讲稿，但却从来也不用看。各种人物、地名、历史事件、文学术语和流派他都能娓娓道来，因为它们都早已烂熟于心中；至于大段的引语、名言和典故，他也是随手拈来，似乎全不费功夫。在上“英国文学史”的时候，他总是能言简意赅地将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学流派和作者生平清晰地勾勒出来，使学生听过之后便难以忘怀。我自己曾经准备了一些似乎很刁钻的问题，在课间问李先生，但他每次都能从容释疑，轻松化解我的难题。根据我事后的查证，他所提供的信息全都分毫不差。 李先生上课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特别注重教学生学习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例如在分析作品时，他会提请学生注意文学作品在不同层面上的蕴义。每次考试之前，他会讲在复习和答题时必须注意的一些要点。如果学生课下向他提问时表露出对某一个问题有特别的兴趣，李先生就会不失时宜地给学生列出一些参考书，鼓励对方就该问题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英语语言史”本来是一门艰深而晦涩的课程，但李先生却能够将它教得有声有色，令学生学得兴趣盎然。我迄今仍记得上头一堂课时的戏剧性场面。李先生在开场白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向我们这些已经学了十几年英语的研究生问了一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英语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要加“s”或“es”，但谁能来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英语动词分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其中规则动词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要在动词原形后面加“ed”，而不规则动词则主要是靠元音的变化；这又是为什么？英语中名词的复数形式是在名词后面加“s”或“es”，但又有一些特殊的名词，其复数形式是加“en”（如ox-oxen），有些则什么也不加（如fish, sheep）；还有一些是把单数结尾的-on改成-a（如phenomenon-phenomena），诸如此类，五花八门；这些不规则的形式又应该怎么解释？还有英语中元音的发音往往很不规则，例如“bury”、“busy”和“but”这三个词中的元音虽然相同，但发音都不一样，其原因何在？这一连串的问题将我们这帮平时颇为高傲的研究生们问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但与此同时，我也对这门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很想要弄明白这其中的奥妙。 李先生经常向我们强调要过语言关的重要性，因为研究文学的人就必须读文学作品的原著，而大量早期的英国文学作品是用古英语、中古英语和早期现代英语写作的。如果没有英语语言史方面的扎实基础，正确理解作品原著便成了一句空话。他喜欢引用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王子在母后卧室中误杀大臣波洛涅斯后跟母亲的一段争吵中两人所用人称代词“thou, thee”和“you”之间的变化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985年，我在考取李先生的博士生之后，主要的攻读方向定为中世纪英国文学。从一开始起，李先生就为我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学习计划：他要求我在一年内基本掌握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并且读完从《贝奥武甫》到弥尔顿《失乐园》的大量早期英国文学经典作品原文。于是便开始了一段对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强化学习。凭借“英语语言史”这门课的基础，我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学完了《古英语基础》（The Elements of Old English）和《古英语入门》（Guide to Old English）这两个附有作品选的标准古英语课本。之后便一头扎进了早期文学作品原著的海洋。古英语学习是相当枯燥的，你必须死记硬背许多名词、形容词的变格形式，以及强式和弱式动词的各种变位形式，此外还有大量的生词。阅读克莱伯（Klaeber）编注的《贝奥武甫》便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古英语诗歌中的句子冗长，结构也比较复杂，再加上生词一大把，所以往往是读到后面又忘了前面。一个句子要来回折腾许多遍之后才能够勉强弄明白。花大半天功夫才能够读完十几行，二十几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其难度较大，古英语学习便具有了很大的挑战性，并且常常能够将学习者领入一个个新的领域。当最终读完了这首古英语史诗之后，仿佛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过去认为很难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人的作品忽然就变得容易多了。 李先生特别注意调动和发挥博士生的主观能动性。他在帮我录制了一段朗读古英语的录音带和指定了学习课本之后，便让我按照自己的进度去学。我则定期去见导师，汇报学习进度，问一些自己不太明白的问题，并每学期向李先生提交作为读书报告的论文。在头一个学期中，我就向李先生提交了两篇论文。其中的一篇论文，《“Discipuli”，还是“Đegnas”？──古英语用语初探》，后来还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并且获得了1987年的北京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在读博士生期间，由于李先生赴美国康乃尔大学讲学，便由我代他在清华大学和北大英语系教了两个学期的“英语语言史”。1987－88年间，我在李先生的推荐下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跟圣埃德蒙厅的布鲁斯·米切尔博士学了一年的古英语和英语语言史，对于这个领域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后，我又有机会赴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和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等中世纪研究中心进修深造，并在美国和加拿大数次参加了中世纪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李先生首先将我领入了中世纪文学研究的殿堂。 今年四月，我曾收到学校宣传部寄来的一份有关校庆宣传的调查表，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问，燕园中那个建筑最能代表北京大学的形象？我对这样的问题觉得很不以为然，因为燕园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如贝公楼、博塔、临湖轩和姊妹楼等，都是当年的教会大学所建，均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怎么能够名副其实地代表北京大学的形象和精神呢？对于我个人来说，真正能代表北大校训“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倒不是哪座楼，而是那些学生时代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们，而在我脑际中众多重叠的老师形象中，最清晰的一个当然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李赋宁先生。 可惜，由于日常工作繁忙，我没能来得及在校庆之际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现在再写出来，只能算是对于故人的追忆了。 于西三旗育新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