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都市报11月11日文章 　　 11月10日上午，由《艺术评论》杂志社发起的“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张颐武、罗艺军、梁晓声等20多位中国知名文艺工作者、专家、作家在艺术研究院共同探讨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而受到邀请的张艺谋和新画面公司负责人无一到场。 　　这是中国文艺界第一次针对张艺谋电影进行集中研讨。 　　本报讯 张颐武是北京大学教授而且是一位研究张艺谋多年的专家。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张教授肯定了张艺谋电影在美国的影响力是中国现在所有导演都不能比。 　　■中国电影的标志 　　“我在美国那怕是一个小乡小镇的录音带店里发现，出租的亚洲电影一档里肯定有一档是张艺谋，其他中国导演像陈凯歌等都是一两个，你发现张艺谋真是世界级的导演。像谢晋那么大的导演也不行，张艺谋确实是中国电影很大的标志。” 　　另外，张颐武教授还特别强调，“张艺谋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导演。张艺谋抗中国媒体的能力最强，媒体越骂的厉害，他的票房越高。” 　　张颐武分析，现在媒体的力量是很大的，一般的规律是，媒体如果骂了哪部影片，大家都不会看好哪部影片的票房。但张艺谋的影片没有这个问题，从《英雄》开始他就是在众人的骂声中，获得了2亿票房，之后的《十面埋伏》骂声更惨，但也没有对票房产生太大影响。”张颐武教授说，“归其原因是因为张艺谋是一位全球性导演，中国媒体对全球性现象是很有局限的，张艺谋已经不在普通的新闻规律当中了。” 　　■三个阶段的电影 　　张颐武教授还将艺谋的电影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张艺谋初期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出口转内销”电影时期。利用双轨制的机会在计划经济体制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当时中国的电影是不太在乎能不能回收成本的，大家把拍好的片子送到外国拿奖，然后拿回来在中国市场上赚钱。张艺谋的《红高粱》是把这个事情达到了顶峰，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获了大奖，这种为国争光的影片回国后人们当然都要去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艺谋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红豆》，都可以稳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很多电影人也开始成批生产电影，那时候每一个电影节都获奖，可这时的西方开始了解中国是怎么回事了，并不是像中国那些获奖电影那样的。当然中国市场无鱼可钓之后，就转向另外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内销”电影时期。这个时候张艺谋重新回到了国内市场，后来拍的都是小故事，小品式的电影，像《幸福时光》、《一个不能少》或者《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针对国内市场。偶尔还能够在国外获奖，但获奖的浪潮进入了低潮期。 　　第三个时期就是就是《英雄》、《十面埋伏》的时期，张艺谋成为中国电影的最大的品牌，另外对中国来说一个是世界的象征，《英雄》表达的就是世界级的关怀。从张艺谋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已经从弱者转向强者，在这部片子里，张艺谋的认知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英雄》就是反映了这个变化，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中国本土的解释。 （小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