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 ，教授

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核心力量。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数字经济，要“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这阐明了今年政府部门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要通过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引导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为什么要对数字经济进行监管？

数字经济是新生事物，它出现时所面临的是包容审慎的宽松监管环境，随着资本无序扩张、限定交易、垄断等现象的层出不穷，亟需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由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业态和运行规律逐渐被打破，无论是在基础设施、权益保护，还是消费模式、税收方式等其他方面，这种新业态新模式与传统产业活动存在较大的不同，需要加强规范监管。

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由此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而政府的有效监管有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只有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平台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如何对数字经济进行有效监管？

首先，加快出台数字经济规范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等数字经济基础性制度。为了营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应构建适宜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体系，提升我国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和治理能力。同时，还要健全数据产权交易、争端仲裁等机制，推动数据资产评估、交易撮合等市场运营体系的健全发展；建立相应法规条例以规范互联网平台、数据交易平台和相关市场主体行为，避免垄断、不正当竞争、数据滥用或泄露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其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一体化监管。根据业务类别和企业功能，对照传统经济活动、新业态新模式里面的市场功能部分，仍然可以采用市场化监管，鼓励自由竞争；企业功能部分采用科层式监管，如公共研发、大数据中心、地理定位技术、云计算，可转为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公共规制。也就是说，应在已有监管规范基础上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做出优化调整，把营商环境建设从线下延伸覆盖到线上。通过线上营商规则的规范，改善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此外，还要提升一体化监管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从“人力监管”向“技术监管”转变。

最后，注重监管的常态化、前瞻性和动态性。无论是在政策制订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政府都需要提前了解和预测社会变化和公民需求，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积极开放数据、公开信息、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和发展阶段，考虑相应监管内容的优先等级、先后顺序等因素，实时动态调整监管的目标和手段，使监管步入制度化、常态化阶段。

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 教授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坚持发展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民营经济毫不动摇，对此我坚决拥护。由于市场有外部性，为了实现产业均衡、收入均衡，以及完成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成的重要工作等，必须发展国有经济，使之具有进行宏观调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正由于民营资本规模小，尽管有抵御危机能力差、随波逐流的弱点，但也存在管理成本低、效率高、灵活性强，更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生产需求的优点，这就是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存在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如何协调的矛盾。从理论方面看，国有经济从事的应该是民营经济做不了、做不成、做不好的事情，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难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民营经济现在做不了、做不成、做不好，未来做得了、做得成、做得好怎么办？显然国有经济应该退。但考虑到路径依赖，国有经济的退出是不容易的，这就会引发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冲突。二是国有经济一旦进入某个领域，初期确实做的是民营企业不容易做好、做成的，如在修路、架桥的工程领域，主要面向省城以上的高端市场，但随着高端市场的饱和，为了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或增值，势必进入地市级乃至县城等低端市场，这样又会引发和民营经济的矛盾。可见，如何把“两个毫不动摇”在实践中落地，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这很值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去研究。

郑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教授

民生保障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关注的重点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例外，在报告中过去一年工作回顾、过去五年工作回顾和今年几项重点工作等部分，都用一定篇幅谈到了民生保障问题。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缺失的中间层”。“缺失的中间层”是指既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上端的“社会保险”所覆盖、又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下端的“社会救助”所覆盖的群体。因为这部分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或社会保障体系的某类保障项目中，上下都“够不着”，处于保障缺失的状态，所以被称作“缺失的中间层”。在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如何将“缺失的中间层”纳入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成效显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仍有相当的缺失。三年疫情凸显了社会保障对保持社会韧性的重要性，也凸显了解决社保领域“缺失的中间层”问题的紧迫性。解决“缺失的中间层”问题，既需要有治标的应急举措，也需要有治本的长效机制。在推出应急举措方面，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是社保体系快速响应的典型案例，对于在疫情期间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设长效机制方面，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是社保体系努力将“缺失的中间层”纳入广义工伤保险框架的重要探索。“覆盖全民”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解决“缺失的中间层”问题是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一环，它呼唤社保领域与时俱进的战略设计、制度创新和管理提升。

李连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副主任，教授

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国内存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的挑战。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需要以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有利于物价稳定的经济体系。

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提升基础上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这是以往宏观经济调控的一条宝贵经验。财政支出需要有财政收入的支撑，将支出债务化的合理性仅存在于一个特殊阶段——从生产率提升转换为财政收入增长的过渡阶段。

加强资源配置和动员能力，在具有全局意义的关键领域适度超前发展，这是以往宏观经济调控的又一条宝贵经验。在当下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八万一千元、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阶段，中国超前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性、实现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均等化，体现了中国宏观上整合和动员资源的能力。

增加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提高获取外汇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主动进行差异化发展，为建立保持物价稳定的供给体系创造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抗通胀的经济循环格局。除了需要具备稳定的财政收入基础、发展生产并增强中国获取外汇能力以外，中国的对外投资体系应系统地为保证中国的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服务。

吴泽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经济学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

2023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以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以上”“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15.8％提高到27.2％”。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算法黑箱与平台垄断也为数字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全新挑战。因此，激活科技引擎，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在数据治理与监管方面下足功夫，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算法合谋泛滥所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

算法合谋主要包含以下四类：信使类合谋、轴辐类合谋、预测代理类合谋、自主学习类合谋。其中，前两类算法合谋与传统企业合谋无实质区别；而在后两类合谋中，企业均可能在缺乏明确沟通与协议的前提下，因使用相近算法而产生合谋行为。法律机关对后两类算法合谋行为难以直接取证并进行垄断判定。若放任上述算法合谋行为会带来经济效率损失、损害市场公平竞争。

为解决算法合谋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的问题，一方面需要迎合时代所需，培养跨学科监管团队，及时调整出台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法律法规，比如延伸取证环节，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检查企业源代码是否会出现合谋行为。另一方面需要突破常规思路，创新常态化监管工具，如设计数字经济反垄断相关的“宽恕政策”，鼓励平台与算法设计者在启动调查前与市场管理者合作，共同打击算法合谋行为等。

面对科技时代的新挑战，要努力夯实跨学科人才基础、完善激励机制设计，实现算法常态化监管，为数字经济的腾飞保驾护航。

韩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长聘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开放，其中提到“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人民币国际化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对我国的外循环畅通和经济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过去我国政府积极与世界各国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民币跨境收付额度不断上升，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不断上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仍有不小困难。我国越来越处于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未来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靠货币互换协议等金融政策本身，还要做好其他政策的配合。这些政策包括货币总量政策，金融市场开放政策等等。这些政策要形成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定系统观念”，做好政策的配合，以更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开创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保证我国外循环的畅通，更有底气面对国内外各种风险与挑战。

季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长聘副教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国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和工业文明的反生态属性，以中国数十年的艰苦实践为基础提炼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机械论世界观的反生态属性，西方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后发国家在复制、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时面临着诸多的局限，也因此陷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发展陷阱。我们亟需探索一条真正有利于人类永续生存和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应该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其工具性价值的基础和前提。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一种不依赖他者之目的的客观价值。在个体层面，自然界中的有机物是自我维护、自我生长和自我再生的生命体，它在守卫某种使其成为其自身的东西，它的出生、生长和消亡并不为了他者的目的。在整体层面，自然系统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它能创造万物，其中包括有生命的万物。过去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盲目追求自然的工具性价值榨取和转换的现代化路径，必然地造成了目前人与自然不断激化的矛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在保障自然内在性价值永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下，利用现代化提质增效的方式开发自然的工具性价值。因此，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出发点。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政府宏观划定生态红线和市场高效配置自然资源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贾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长聘副教授

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及“金融”共19次、“保险”10次，突出强调了金融保险领域的两个核心任务，即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报告强调了增加对小微企业的信贷，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住房需求、为重大项目补充资本金、支持创新的金融政策工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次涉及保险的表述中，有五次是关于“失业保险”的，指明了失业保险在保就业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巨大潜力，包括稳岗返还机制，保障扩围，留工培训、技能培训等重要功能。

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报告涉及化解金融改革历史成本，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等内容。笔者认为，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短期要靠稳增长，平稳的高质量增长是实体经济、金融行业、养老保险基金稳定的重要支撑，是化解债务压力、改善金融行业资产负债状况、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根本。长期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还要靠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这一点报告中也有进一步明确，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是坚定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体系信心的根本保证，是金融体系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宋芳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金融学系教授

李克强总理在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是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这一部署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国当前金融环境和金融体系状况的精准把握和判断。

过去五年我国一直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风险，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艰巨性以及疫情带来的冲击，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面临复杂的风险和挑战。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确保金融体系服务好实体经济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的重点。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并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当前最重要的举措当属继续深化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我国经济和金融中存在的失衡现象，如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发展的不均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均衡是资金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的根源，深化改革是消除不均衡现象、理顺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根本举措。其次，应坚定不移地推进资金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减少对资金配置的干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金融风险。最后，应加强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监管协调，防止杠杆的过度使用，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和套利，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同时应加强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风险管理水平的引导，防止中小银行因扩张速度太快或者采取激进的经营策略所带来的风险积累，提高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效率，创新资本补充工具，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陈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教授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道，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1.4亿、覆盖10.5亿人，基本医保水平稳步提高。在制度层面，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连续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然而，我国出生人口近年来逐年下降，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新生儿956万，近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尤其在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

我国目前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仍然主要依赖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这在长期来看是十分危险的。“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曾经指出未来五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完善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2022年我国还推出了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发展第三支柱的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接下来务必要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基本养老保险为居民提供基本的退休收入保障，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规划提供额外的退休收入补充。个人既不能不信任政府，也不能只依赖政府。只有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配合下的完善三支柱养老体系才能让居民有充足的养老收入，拥有体面的退休生活。

王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助理教授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提数字经济，未来一段时期均有望成为数字经济的涌现元年。我国在促进数据要素大市场建设的同时，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经过三年建设已初具规模，为我国数字经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通道、促进数据要素在产业生态内的流通、重塑产业的价值创造模型提供了坚实的体制和技术基础。加之，在外部需求萎缩以及经济复苏期，数字经济可以成为压缩企业运营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抓手，因而具备较强的市场需求。此外，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并保持着显著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增速，这一技术相应的商业模式或应用创新爆发指日可待。

从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新兴技术的诞生往往伴随着较大的资产市场泡沫。这一点可以从资产定价理论出发予以解释：在新兴技术尚未成为主流生产技术前，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有限，因此市场对其超额收益率的要求也有限，导致新兴技术价格较高。一旦新兴技术被广泛采用，那么其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因此市场均衡超额收益率会上升，带来资产价格下降。这一资产价格的大幅变化也可以被视为资本市场泡沫的破灭。但融合实体经济发展的数字经济事实上不会产生“独立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从这一点上，融合实体经济发展不但能保证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具备抑制技术性金融泡沫、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