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 《给阿嬷的情书》北大放映会:一封信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5月19日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的暗处,我端着相机,和几千名师生一起看完了这部把真实揉进骨血里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个小时的光影里,南洋的烈日、潮汕的骑楼、漂洋过海的侨批,像细碎的潮水般将我包围。制片人郑萱轩笑着说,电影里十字路口的繁华和后厨的逼仄,都是剧组去各个村落“搜刮”老物件、甚至靠旧盒饭“手搓”出来的烟火气。

镜头推近,我把画面定格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平原的脸上。作为老一辈潮汕人,他谈起故土时有一种沉静的力量。当被问及为什么“情义”是潮汕文化的核心时,他说:“到陌生地方生存,只能抱团、互相帮。这是最底层的生存哲学,不是后来的英雄气概。”这句话直击我的内心。我想,电影正是褪去了下南洋的宏大叙事,将历史与真实还给普通人性命攸关时的生存本能,才如此精准地抓住了每一个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陈老师说他早年曾写过一句话:“先祖出海,衣锦还乡;我在外地,用文章还乡。”那一刻,取景框中的年迈学者和余光里台下青年的一张张脸,构成了一种跨越时间的同构。而“还乡”又何尝不是我的议题——离家千里来到燕园,在偌大的城市里,我又何尝不是“番客”呢?只不过今日的我早已习惯了用语音和视频平复思念,把乡愁默默消解在数字洪流的穿梭往来中;但先辈们的乡愁和生计,只能重重地砸在一封薄薄的“侨批”上。

电影里有一个细节让导演蓝鸿春尤为偏爱:阿嬷日复一日地洗橄榄、煮橄榄、熬橄榄。导演说,这是苦尽甘来,也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治愈。而我看到的是,阿嬷用这细碎的日常,填补漫长的等待;用平淡的坚守,抵抗岁月的遗忘;用泛黄的书信,守望绵延的思念。

我曾无数次在讲堂里记录下讲座、演出和对谈的光影瞬间。很多时候,记录已经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但今晚,当我在台下拍下那一束打在信笺上的追光时,我真切感受到:影像和文字,就像当年那些跨越重洋的“侨批”一样,是我们面对时间洪流时用来抵抗遗忘的执念。无论是泛黄的信纸,还是我在讲堂里定格下的照片,都是为了留住那些被时光淘洗过的情感,让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蕴含巨大力量的个体记忆,在百周年纪念讲堂里能有一个安放的角落,有迹可循,并等到属于它的回音。

对谈的尾声,饰演南枝的演员李思潼坐在台上,用温软的潮汕方言读出了电影里那封未能寄出的信。

“自从没有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有了故人。”

古人写诗好用草木起兴。淑柔,听起来似乎是《诗经》里“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那般柔弱温婉的细草,但在风雨里,她有着蒲草般千折百回的韧劲;南枝,总让我想起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越鸟巢南枝”,但她像是一棵在南洋烈日下撑开树冠的巨木。一草一木,两位素未谋面的女性,在艰难跌宕的岁月里,单靠着一封封薄信,撑起了各自家庭的体面与底色。尺素传情,见字如面,那落笔生根的,是两个女人之间最隐忍的共情,也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良知。

交流结束时,木生的饰演者王彦桐教了大家一句潮汕话——“平安当大赚”。确实无论有钱没钱,平安才是福。这句祝福平实,却也最为深重。走出讲堂。初夏的晚风吹过,山高路远,纸短情长。那封漂洋过海的信,终于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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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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