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质量年 | 贺桂梅:面向中国特色和世界顶尖的中文学科建设

世界顶尖学科突破方向的凝练过程

作为国内历史最为悠久、学科建制最为完备的中文系,北大中文系114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不断自我突破、寻求新兴学科发展方向的过程。自建系以来,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北大中文系已经建成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11个教研室,1个语言学实验室和中国文学讲习所,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2个轻实体研究机构,涵盖了中文学科的所有发展方向。这14个单位是全系教学科研工作的基础。近年来,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以教研室为单位、强调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体制对于跨学科人才培养,尤其是创新型人才培养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在2019年首轮“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中文系在教研室基础上建立了四大虚体性质的跨学科平台。

首先是中国古典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游国恩、浦江清、林庚、吴组缃、陈贻焮、褚斌杰、赵齐平、袁行霈、葛晓音等古代文学名家蜚声中外。由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对全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影响深远,进入新世纪后,袁行霈先生又担纲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其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编纂思路获得学界广泛认可,2023年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等奖。1959年,经中央批准,中文系创设了古典文献学专业。60余年来,魏建功、周祖谟、阴法鲁、金开诚、倪其心、裘锡圭、孙钦善、安平秋、李零等著名学者先后在此任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古籍整理、研究的专业人才。

第二个学科平台是现代思想与文学,涉及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民间文学等多个专业。杨晦在20世纪50年代举办了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班,王瑶则在同一时期创建了现代文学学科,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等在这一学科持续耕耘。1977年,中文系在全国率先成立当代文学教研室,谢冕、洪子诚、曹文轩等在这一领域内引领风气。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中文系创立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严绍璗等学者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

第三个平台是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北大中文系本就有深厚的语言研究传统,随着20世纪50年代来自中山大学等高校的语言学科的加入,学科方向更为齐备。王力、朱德熙、袁家骅、林焘、高名凯、岑麒祥、唐作藩、郭锡良、徐通锵、 陆俭明、蒋绍愚、王福堂等几代学人前赴后继,他们编纂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纲要》等教材涵养了数代学人。由刘复先生在1925年创立的语言学实验室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语音学实验室,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部首批认定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也成为本系新的学科增长点。

2022年,在首轮“双一流”建设收官之际,中文系又依托北京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建立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平台。这四大学科平台的建设,旨在突破专业壁垒、鼓励跨学科研究和教学。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方向有效推动了学科内部融合。进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后,为了进一步实现世界顶尖学科的建设目标,我们又在这四大平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以凝练,最终形成“中国文学与文献”和“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这两大突破方向。

从人才储备的情况看,目前“中国文学与文献”和“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分别拥有国家重大人才计划入选者7人和3人,拥有国家重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3人和5人。有全国中文学科仅有的两位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外籍院士袁行霈先生和李零先生,袁先生同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陈平原教授、陈晓明教授均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省部级科研平台来看,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处自成立始即挂靠本系,于2021年获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2023年又获批唯一的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将在教育部教材局的指导下,统筹全国高校的文学、语言学、文献学教材建设与研究。中文系有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两个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语言学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计算语言学实验室入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文系也创办了一系列学术刊物。比如,由袁行霈教授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蔡宗齐教授担任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JCLC)于2019年创刊,已经入选A&HCI(艺术与人类学文献)国际权威核心检索。2022年,以学术集刊形式出版六十余年的《语言学论丛》获批正式刊号,标志着我系在语言学期刊建设方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此外,我系还主办《中国古典学》《中国语言学》《新诗评论》《跨文化研究》等十余种学术集刊。

应该说,中文系已具备了冲击世界顶尖学科的人才基础和平台支撑。2013年以来,这两大方向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分别达到15项和7项,获得的高校文科优秀成果奖分别为18项和13项,其中一等奖共3项,显示出明显的学科优势。

学科突破方向的关键着力点

首先是中国文学与文献研究。北大中文系的目标并不限于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学科范围内建成世界顶尖学科,而是要在国语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取得全球领先的地位,这就要求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中文系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与中文学科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关系。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最初建立是在西方式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是在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中逐渐形成的,强调虚构性、抒情性,在文体上以诗歌、戏剧、小说等为中心。这种以西方文学发展的历程为基础形成的文学观和文学研究方法,也构成了中文学科的建设基础。因此,最初是俄国、英国和日本的学者在19世纪末编撰了第一批中国文学史。1904年,京师大学堂文学教习林传甲编纂了第一部中国人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受到日本学者的很大影响。一百多年来,从世纪初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到1950—1960年代王瑶先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游国恩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严家炎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1980—1990年代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代学人在文学史叙述体例与研究方法、文学文献的史料整理和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北大中文系在先秦两汉文学、魏晋隋唐文学、宋元文学、明清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断代研究领域,在经学、诗歌、词曲、小说、思潮、日记、报刊等部类研究领域,在文学批评史、文学文献学等学科方向,均有突出的成果。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已经感觉到,源自西方的文学观念与理论体系无法解释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现象,也遮蔽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因此,在本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当中,我们提出要实现“基于本土文献传统与国际前沿理论”的中国文学研究。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中国古典学、现代思想与文学两大平台的整合能力,将自具中国特点的本土文献传统、文学概念与作为国际话题的文本生成演变相结合,在多语种、跨文明的语境中,在对中西古典学共性、文学普遍性原理的讨论中,深化认识中国“文学”的文献特征、文本机制与文化精神,发掘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我们会更加关注书写文化与中国著述传统的形成,关注“载道”与“抒情”这两大传统在历史演进中的交互力量,关注古今文体的演变,关注百年来文学发展和现代经验。我们的目标是真正建立中国语言文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并通过对中国文学与文献的研究,为世界文学理论、文献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中国话语、中国方案。

第二是关于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这一方向相对来说更具国际横向的可比性。目前法国科学院,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等海外顶尖的学术机构对语言演化、汉藏语起源和谱系关系都有相当的研究,它们的特点是材料丰富,并结合基因、数学等科学展开研究,有比较大的影响;但在方法的严密性,材料的可靠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关键问题往往得不到实证。我们的优势是将确定演化机制的各个环节的研究都尽可能严密化,重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基因、数学建模和考古证据,有比较高的实证性。目前,我们发表在该方向上的英文论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在国际上还显得不足。近年来,北大的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在QS排名中一般在第10名到20名左右浮动。下一步,我们将对语言的起源、演化、接触与病理机制,以及语音、语法、词汇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全面研究,厘清语言演化的机制和汉藏语的起源和谱系关系;同时借助实验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开拓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这一系列工作都将与服务于国家的语言文字战略紧密结合。此外,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与海外顶级科研机构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希望借此进一步提升本方向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中文系正围绕这两大突破方向开展调研,广泛吸取学界同仁和老师学生们的意见。5月,我们召开了学科质量研讨会,就学科建设发展的具体措施展开了讨论。6月,计划制定面向2030世界顶尖学科的学科质量发展“两张图”——学科质量差距图和学科质量路线图。在7月到9月,我们将利用假期开展一系列国际调研,进一步明确我们自身的差距。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工作,为未来5—10年北大中文系的学科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党委书记、教授)

本文原载于2024年6月15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报》第1666期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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