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挚爱物理的彭超站在憧憬已久的北大校门前，生活正向他缓缓拉开序幕。

像野草一般，彭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咬定根系，享受风吹日晒下的野蛮生长。

二十年时光足以令事物飞速迭代，通信技术领域已经从3G标准初成形进展到5G的普遍应用阶段。彭超却兜了一圈，仍然回到了北大，且仍怀着一腔依旧如初的极客精神。那个曾觉得自己不够“日常”的极客少年，依旧在黑暗的实验室里咣咣咣地实干，在他的一方世界里，看着令他沉迷的风景。

扎入土壤

十几年前，第一次走到北大物理系楼下时，物理系新生彭超有点“震惊”。彼时的物理楼在今天北大的学一食堂附近，当时适逢装修。“有点简陋到出乎意料。”他笑着回忆。

但对彭超来说，那个还在装修中裸露着一些电线的楼，却让他体会到了无可比拟的精神愉悦感。四年的生活留下了许多细节，而扎根进彭超灵魂的，是一种朦胧的氛围——和系里的同学待在一起，有种同频共振的感受，像是入了一群恣意横生的野草群。

“周围牛人好多、特别厉害。”在彭超看来，这个地方，他来对了。本科四年的物理学习和过往的学习一脉相承，塑造了他对物理的执着，“确实能够在相互的学习中成长很多：一方面是一些思考的方式、视角，最重要的是那种纯粹地为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因为它会建立一种非常纯粹的朴素的一种执着，一种类似宗教般虔诚的纯粹感。”

纯粹为问题争破头，这种行为很“极客”，有时也被叫做“怪咖”。出于某些原因，人们总在理念上推崇“极客”。尽管那些令人心神往之的抽象概念和名号，使大部分人认为天才式的“极客”是在任何土壤中都可以一夜生长出来的变异种，与培养没什么干系。但“极客”不是抽象概念，不是“创新型人才”“引领者”“高智商”或别的高大上词汇的化身，而是一种具体的对真理的热忱，以及由此驱动的每一天每一步扎扎实实的工作。强大的好奇之心与改变之力总是首先显现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铸就一派不拘常格的举止，一些显得不“日常”的人。

他们也彷徨。彭超有时候感觉自己“踩在正常和诡异的边界上”。他曾真诚请教系里的一位老先生，表达困惑，先生答曰:“你现在先别管那么多，不管多诡异，你学就是了，到时候总会明白的。”

于是他又乐呵地当怪咖去了。靠着兴趣，在物理与技术的世界里蒙头大学。

2001年，他们又卡在时代节点上，国际形势风云突变。2000级的彭超们切实面临的是，出国深造形势陡然困难。彭超选择继续留在北大，未来的道路仍是值得犹豫的：他已经在物理系待了四年，有点儿想呼吸新鲜空气，也有点儿纠结将来的研究道路是做偏理论科学的还是偏技术实用的。

反正彭超从物理系极客变成了电子系极客。

饭蔬食饮水

实验一天天做下去，彭超也陷入经典的“天问”：做学术，还是去业界？

跳出一个地方，反而更觉它的存在。极客需要自由的环境，而北大是“极客”的乐园。

这片神奇的土地能容忍奇特，并将那些禀赋非凡之人的才华放大十倍百倍，给予一粒种子成长的最初养分。不唯如此，作为北大人，只想你想去试，总有一个机会，总能展开一条道路。

作为典型的北大人，彭超选择都试过一遍再说。他进过IBM、英特尔等业界公司实习，又混迹小型创业公司做产品，干过技术岗也待过事业部，并很快陷入西装革履冒充本司懂技术的外国专家外出谈合作的境地。尽管一口英文，对方还是识破了他的真身——因为那双破破烂烂的球鞋。具体的境遇彭超其实不在意，他只是想亲身下水探上一探。

2009年，这种漫无边际的自由探索正式划上休止符，博士毕业的彭超暂时落脚在爱立信。这一年，也是中国通信发展史上的3G元年。

随着工信部对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技术的政策利好，中国移动迅速铺开TD-SCDMA终端产品线的营销，联通与电信通过iphone与WCDMA、CDMA制式抢夺市场份额地左右夹击。当时，爱立信不支持中国的TD-SCDMA技术，也没有相关的技术积累，刚入职的彭超几乎全天候打飞的，穿梭在北京、成都、南京的研发管理部门和一线工厂之间。

从乐园踏入社会，他发现世界发生了一个变化：“它会把你放到一个瓶子里，这个瓶子就盖上了，甚至于这个瓶子很小。它不会由于你的主观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你不能那样任性。然后它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瓶子里的事做完了，其他瓶子是什么状态和你没有关系。”

瓶盖在头顶落下，彭超尝试着另一种生存。

身板过硬的他并没叫苦，但生存感受令人无法忽视。当时的彭超还没成家，老板敲打年轻人道：“就在公司待着吧。”今天的彭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细节还很鲜明：“有一间专门用来吃饭的房子，然后一房子里面全是盒饭，意思是你别出去吃饭了，想吃什么就直接拿。晚上12点多钟加班结束之后，一辆车直接拉你到住处，早上8:00，车已经在楼下等着拉你去上班了。”高强度的工作让人无暇思考，无暇生活，甚至无暇为自己而存在。

做了几个月，彭超开始考虑其他出路：继续读博后、做科研，走学术之路。在公司工作，身体上的疲乏倒在其次：极客精神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生活上的自制，他们这群人其实相当能“自我压榨”。为想一个问题不吃不喝、为了头脑清晰训练自己少吃盐这类诡异的行为，这群为了问题的答案而忘记生活的人，从来做得出来。

但不思考、不“做点儿什么”，不行。理工男虽然写不出“油油的在水底招摇”的句子，而偶有“油油的在头顶招摇”的发丝，但他们有时相当真诚而实干地标举所谓的人文追求。

“饭蔬食饮水”的生活不在话下，但寻求那种纯粹而问题导向的精神存在的环境，在彭超心底的声音渐渐强烈。

清空、归零，然后疯长

没做过多的逗留，彭超决心“给自己一个机会”。还是2009年，彭超顺利拿到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后职位。

迈步之前，彭超把自己的“成长之路”想得很清楚。申请时，在与国外博士的履历比较中，他深刻意识到国内外学术风格的差异以及自己的缺失，“我几乎是清空自己的状态，不是将自己当作博士后，而是当作博士。我能提供给他们的是理论，我要去学习的是动手，也就是一些实验技能、设备操作。”

彼时，北大的研究成果多在理论方面，没条件引进“烧钱”的实验设备。最初看到日本的硬件条件，彭超不禁感叹：“比如电子束曝光机（EBL），京都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组当时已经有3台。当时北大电子系一台都没有。”电子束曝光机，一种用在芯片上描绘极精细图样的高端设备，这是制造所有微纳器件的起点。

不光是学习怎么用设备，彭超还想明白它的运行规则。这是在为回国后的工作做准备，他从来没想过要留在日本。一方面，惯性、认同让他对故土心心念念，回国顺理成章；另一方面，正因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他更坚定了要回来的决心。

落地的科研工作之余，彭超也打开每个毛孔感触环境与社会，思考中日学术风格不同的现象之下的内在原因。他推测这可能和现实有关，经济走过“失落的三十年”，日本人非常不着急；反观国内，房价飞涨，每个人都很着急。在彭超看来，日本人可能不是第一个发现和提出问题的人，但如果认定一项工作有意义、能做出来，他们可以投入长时间、高精力去沉潜打磨、精益求精。此外，日本学界和业界合作密切、链条流畅。从学界产生一个科研点子开始，公司就会派人和高校坐在一起，联动研究落地可行性；如果成熟到一定程度，公司直接接过进一步的工作，进行更工程化的开发和商业化落地。

“真刀真枪”地三年博士后科研生活后，凭借着期间的优异成果，2012年，彭超如愿回到北大电子系。他的话语还是那么朴素、但强烈：“客观上存在差距，但如果不回来做出些什么，难道要后来者一直面对这样的境况吗？你至少很清晰地认知到回国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这就够了。”

野草，回到他的乐园

电子系极客，回来了。北大电子系的特长原在光纤领域，已经做得颇有成果，整个系及实验室都很明确，下一步便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那就是芯片。

早及2009年左右，实验室就意识到，从前学术意义上要去解决的理论问题已经不是最迫切的，有更多短板更需关注。六七年过去，实验室决心向芯片方面转型，引入设备要有千万级的大量投资，需要各方集中力量、建立共识，这并非易事。

彭超抓紧时间融入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去，立即着手推进实验室的转向问题，补全测试条件，进行芯片平台建设。用自己积累下的技术经验和设备了解，他为北大电子芯片行业“知行合一”做着“一点”努力。

站在2022年回看，北大已经成立电子学院，ICP（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机）、EBL（电子束曝光机）等设备也吊装完成，这意味着北大光子芯片平台终于实现了完整工艺闭环。回顾归返北大这十年，彭超看到，所进行的工作至少是增长性的：“首先第一步是保证自己生存下去，然后第二步是你往前推了一点，每推一点、再一点，攒起来不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吗？”

电子束曝光机（EBL）在电子学院完成吊装

“北大电子系目前还要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重要的是清楚自己的定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彭超格外认真地想了下，说，“具体来说，目前我们的重点在于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特别在一些关键的对垒领域，要有实质性的变化。”

国外的经历对彭超影响很大，体会差异的过程中，他觉得总会冒出新的启发。2017年，他带学生去麻省理工学院交流，体会美国学界的研究风格。他推敲出来，日本人喜欢钻研，有工匠精神；而美国人则不做任何拖泥带水的事情，而用最大的想象力去探索最未知的东西。“他们打一枪就跑，没有包袱、充满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能有所突破。这样的创造力背后有胆识和资本的支撑，这个胆识体现在足够好的科学品味的眼界，蕴藏着对问题的敏锐感和对细节的充分把握。”

至于“科学品味”——一种对科学及学科发展过程及其细节的整体把握，以及对研究论述逻辑性的判断能力，彭超决定从学生抓起，而这种“抓”意味着志同道合。

彭超将自己定位为学生的“时空伴随者”：学生们只是处于同一个科研道路的时空早期，师生之间的范式、方向和秩序非常相近。“所以我们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下一起成长；他们会有他们的成长，我有我的成长。”

沃土给予野草的养分从来不单一，北大给学生的不只是职业的培养。彭超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个人意义、家庭意义、社会意义的结合点。”

一群矢志科学的人，从未指望探索的过程多么高歌猛进。彭超调侃自己几乎总是在克服困窘，但更相信只有走过弯路才会有经验。于是乎，他对学生的期待是：首先有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这是所有行动的基点；第二步是逐渐探索自己的动机，适合的风格。“然后，心态健全地走下去。”

站在山上看风景

物理学家费曼曾经饶有兴致地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宇宙中观察地球，并且假设建筑都是透明的，而可以观察到人的行为。那么，观测者会发现这样一个神奇的场景——在地球的晨昏线上，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个动作，刷牙。晨昏线也是“刷牙线”；随着晨昏线在地球表面缓缓移动，刷牙线也在缓缓移动。

在这个意义上，科研工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视野，常与众不同。彭超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位于北大理科二号楼，这栋建筑表面看起来和燕园其他建筑没有什么差别。然而窥得门径的门内人，看到的风景和门外人完全相异。

曾经有位电视台记者采访彭超，结果进到实验室里，发现其实就是一座小黑屋中有若干仪器，开灯会导致信号饱和测不到数据。记者抛出经典问题：“你们天天关着灯摸黑做实验，不枯燥吗？”

“当你沉浸其中去感受规律，就跟你在山上看日出、看日落一样，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彭超都很感慨。“我看到的那个东西是我想去发现、去感受或者去利用的一个抽象世界的抽象事物。虽然是脑补的，但是规律确实就在那个环境中。它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比看到的、眼见的东西更真实，因为你可以用你的测量、你的推理、你的计算去精确地感知到它的真实存在。它是无比客观和理性的，没有一丝一毫差池。”

在对研究对象客观性的无比笃定之外，人生道路不确定性持续地伴随着彭超。“我不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我倾向在过程中探索。我觉得我属于野草。”

某种程度上，在彭超貌若常人的中年壳子里，还是蓬勃着极客的灵魂。他为儿子庆祝生日的方式是，父子俩一起坐了一圈北京的所有地铁线路。

他一如既往地认为有些问题无解——平衡工作与生活。“因为有价值的工作一定是艰苦地做出来的。我觉得只要是在做的过程中别把自己整‘折’了就不错了。以‘享受’模式，喝喝咖啡、吹吹牛，嘴上说两句、大家和和气气地开个派对，工作就做出来了，这不可能。研究是要真刀真枪咣咣咣往前干的。”

2022年3月13日，筹划引进数年的电子束曝光机（EBL）在电子学院完成吊装。这是电子学院第一台125kv EBL；彭超为这件事发了一则朋友圈。

那时北京的春风正狂，野草回到他的乐园，继续野蛮生长。

个人简介：

彭超，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电子学系博士。同年赴京都大学开展博士后工作，曾任JSPS特别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2012年起回到北京大学电子学系，主要研究拓扑光子学与集成光子器件。在包括Nature、Science、Phys. Rev. Lett.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自然科学基金、863等项目4项，2019年获基金委优青基金项目资助。现为北京大学电子学院信息与通信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链接：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