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教育工作者做“大先生”既是高尚的职业追求，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民族复兴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深刻指出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在隆重庆祝第四十个教师节之际，我们要继续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定地把总书记的指示方向作为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在我国古代，好老师被尊称为“人师”“良师”“国师”直至“至圣先师”。梁启超大约是我国最早在文献中提及“教育家”的学者，1901年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论及大教育家，应“品行方峻，威仪严整”。梁启超的论述，既有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又有对时代变局中知识分子责任的把握，那就是“教育家”要和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紧紧相连，担负起拯救国家社会的时代使命。

民国时期，曾有词典收录“教育专家”条目，“于教育学术，具有一得之长，能任未受专门训练者所不能胜任之事者，皆得称为教育专家”。但教育专家和理想中的教育家仍有很大的差别。

理解“教育家”的本质，归根结底是要科学把握教育是面向人、为了人全面发展的文化传承与精神交往活动。教育工作者不能自满自足地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还要有深切的自知、自觉、自省意识——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古今中外的著名教育工作者都有过深刻的论述，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这些教育箴言不约而同地指明了教育无法离开人、无法离开人伦间的温馨、责任与全面关怀。脱离了“人”，教育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育从业者就也不能算作兼具教育家资格和教育家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家的重要论述，精辟凝练了古今中外教育家的人格风范，高瞻远瞩地站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为铸就“大国良师”给予殷切嘱托：“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为教育工作者成长为教育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即教师要努力成为将“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在具体实践中就要做“形神兼备”的教育家：既具备成为教育家的客观条件——获得拥有精湛专业技能的教育家资格，但更要拥有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心怀高远宏阔的教育家精神。教师以教育为志业，把教育看做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和生活幸福的根本实践，在自觉践行“人师”之道的过程中具备“教育家精神”，从而达“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要求，成为令人敬仰的“大先生”。这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对已经具备从教资格、掌握精湛教育技术的高校教育工作者尤为重要。

做“大先生”，要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体现了教育家“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折射出“奉献小我、强国有我”的自觉意识，展现了“终生不懈、矢志不渝”的精神风貌。这样一种坚定砥砺的理想信念，不仅源于大爱，更是源于责任。1917年梁启超在《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一文中勉励时人争做教育家：“一人所不能做者合全世界人为之，一时所不能为者合千万年为之，其能达到与否均不得知，然却不能不抱此目的以行。”这反映了教育家一心报国、公而忘私的精神。做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教育家，就要把自己的教育工作与更好的人性和更好的社会相联系，在点滴实践中探讨教育应当作出的正确选择，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

做“大先生”，要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致良知”是“大先生”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最鲜明的底色。教育家的“良知”就是要永远把学生的人格精神发展看作第一位，将德行的实践贯穿于教育的实践；就是要始终把实现教育的终极价值视为己任，严肃地探索教育的意义并将之具体化为教育的理想；就是要时刻以坚定的信念、高尚的人格、真诚的行动维护师道尊严，维护教育的神圣、价值与荣光。在上述崇高精神的指引下，教育家自觉自愿地以清醒、敏感的认知对言行予以道德约束，将教育活动升华为一种价值关怀行动、一种道德情操实践。铸魂者先铸其魂，教育家以自己的精神人格进行教育，就从“单纯说教”升华为“以身立教”“不言之教”，践行了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操守传承，继而实现教育的终极价值。

做“大先生”，要涵养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教育家的育人智慧，正体现在他们以敏锐的价值判断力和事实判断力将教育理念与复杂现实图景相结合。这要求教师不仅“专研”学问，还要“钻研”学生。百余年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时就曾强调：“教师要研究学生个性及品性，不是取冷静态度，是要使学生的品性有陶冶的能力，这就是教材在精神上的要点。”教师在复杂的教育过程中，选择创造一个与学生的尊严和需要相一致的教育环境，才能在心灵相通的默契中鼓舞学生闪耀出智慧的光芒，在人伦关怀的互动里启迪学生摩擦出思维的火花，才能保护教育的精神。

做“大先生”，要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评价教育家的根本标准在于行动。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王充“闭门潜思”、张载“终日危坐一室”都是在完善“为己之学”。教育家要先通过学习加强自我修养，才能提升“经世致用之学”，实现平治天下的理想抱负。做教育家，更要向社会、向人民群众学习，即“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在科学研究中保持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在实验探索与田野考察中丰富更新自己的经验。此外，教育家还要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时刻保持创造性，从而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及时更新固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正如陶行知所呼吁的，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努力成长为在实践中创造教育环境和教育方式的创新型教育家。

做“大先生”，要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领导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颗闪耀的明珠。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迫在眉睫，照搬西方进行现代教育的尝试显得杯水车薪、“水土不服”。当此之时，教育家们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大爱奉献到乡村教育实验的伟大事业中：黄炎培深感中国农民“贫困第一，病次之，至于教育乃是有饭吃以后的事”，于是在苏浙沪创办乡村教育实验区；晏阳初认识到“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于是开展“四大教育”为国家锻造崭新的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教育事业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教育家们的理想终于逐渐走进现实。做担纲民族复兴大任的教育家，要学习前贤“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胸怀立足新时代，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赤诚追求，奉献中国大地。

做“大先生”，要树立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古之圣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学即其政，政即其学。”自古以来，教育家都是怀着积极入世的精神投入到教育实践中。这源于教育活动具有“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的使命责任。教育家在开展教育实践时，要胸怀“化民成俗”的大志向。作为“今日”的教育家，要自觉肩负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加强有组织科研；作为“北大”的教育家，要坚定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肩负起北大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使命担当，继承好服务国家、引领社会进步的光荣传统，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北大人的智慧和力量。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到2030年左右，北大将实现“学校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顶尖学科行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的奋斗目标，以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坚实的北大力量。我们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不负时代、勇担使命的“大先生”，以世界一流的水准，有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