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门可能的专业或学科，国别区域目前都是国内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加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剧增，中国急需了解世界，就像世界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想了解中国一样。就此而言，国别区域的热门便应运而生。本文梳理了国别区域的实然状况，并讨论了应然问题。

国别区域研究的现状

第一，国别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崛起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特别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的人员、技术与资本伴随着中国的商品，也开始迅速和大规模地走向全球。与此相伴，中国对世界的兴趣和需求也同步增长。在此背景下，泛指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国别区域研究可谓应需而生。回顾世界历史，这似乎也是一个基本规律。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各国相继设立包括非洲学、东方学和汉学在内的外国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崛起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在与苏联争夺世界的冷战背景下，通过提供大量的经费支持和制度保障，几乎实现了区域研究领域的全球覆盖，形成了至今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区域学。有些学者因此称国别区域研究为“大国之学”。但实际上，只要对外部世界有需求的国家，不分大小，都会积极投身于此类研究机构的设立，例如在新加坡设立的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就属全世界东南亚研究的翘楚。

第二，国别区域研究已经受到了国内官产学研各界的重视。首先，在政府层面，教育部在20多年前就启动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其中专门设有10多个国际领域的基地。2012年又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区域和国别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遴选与培育建设，首批批准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37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为深入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教育部再次鼓励高校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到目前为止，近200所高校共设立超过400家专门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除此之外，教育部还通过诸如冷门“绝学”等课题招标，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加强国别区域研究。其次，在产业层面，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对外国情况的了解不仅仅是兴趣，更是一种刚性需求。很多公司不但主动求计于大学与科研机构，更是直接设立了公司内部的国际合作与研究中心。最后，科研院所和大学本身就是研究的承担主体，它们对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视自不待言。

第三，国别区域研究在中国有着雄厚的积累和坚实的基础。在机构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央层面有1956年成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的世界历史研究组；地方层面有厦门大学1956年成立的南洋研究所等。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成立政治学系，至今仍是国际政治学科的领头羊。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开设了包括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在内一批专门从事外国问题研究的机构，至今也都是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主力军。在学术成果方面，除了翻译引进的多种外国研究丛书，大批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也可谓汗牛充栋。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外交评论》《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东北亚研究》在内的学术刊物，每年都会刊登关于国别区域研究的大量学术论文。而诸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更成为此类研究的国际平台。在研究队伍方面，尽管目前没有权威的人数统计，但有人对过去10年来全国181所高校建立的国别区域研究队伍简单估算，显示已经涵盖了10多个一级学科，人数超过一万人。在每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中，国际问题常被列为等同于一级学科的类别，也从侧面反映了申报者的数量之多。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上述3点反映了国别区域研究的天时与地利，那该领域未来应如何发展？在笔者看来，人才培养在国别区域的未来谋篇布局和发展中应当成为核心任务。

首先，任何一项事业，无论创建者做得多么好，如果没有下一代的继承和发展，这项事业最多是昙花一现。就此而言，无论目前积累了多少国别区域的知识和理论、出版了多少国别区域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年轻一代投身国别区域研究，如果缺乏有兴趣、有能力也有意志接续研究的后来者，国别区域研究很难有未来。因此，培养出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后继人才，才是国别区域事业持续向前的基本保证。可喜的是，目前有些大学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例如广西大学的东盟学院、山东大学的东北亚学院等。

其次，如果要成规模地培养国别区域研究专门人才，那就要设立国别区域的学科，让国别区域研究变成国别区域学，而且应该是一级学科。尽管教育部鼓励高校创新，不少学校也通过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方式进行尝试，但对照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的标准和要求，学科建设的难度还很大。以暨南大学为例，多年前该校专门设置了一个针对外国学生的“中国学”全英硕士项目，性质是交叉学科，该项目综合了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5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目的在于让外国学生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但在最终颁发学位时却碰到了学位归口的问题，因为该项目不是一级学科，无法设置“中国学”的学科组和分委会，最终只能选择政治学一级学科的法学学位，这与外国学生希望颁发的“中国学硕士”（Master of China Studies）学位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一旦归口为一个学科，后续的论文抽审和学科评估，以及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写作、理论范式等都得限定在该学科领域内，这与当初交叉学科的追求有所差别。该案例显示，如果国别区域不能成为一个一级学科，甚至一个学科门类，未来在学生的培养中就会遭遇上述难题。因此，要想把国别区域作为一个长久的事业做下去，就一定得有国别区域学。

最后，从事国别区域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应当自强与合作。一方面，目前国别区域研究和教学涉及的一级学科有10多个，其中外语、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等学科较为积极。但因为单个学科所限，很多的交流还是局限在各自学科领域内部，因此应当主动打破学科藩篱，增加跨学科与多学科的协作。另一方面，为了让国别区域研究成为国别区域学，相关学科的人员需通力合作，设计出该学科的四梁八柱。现有的一级学科都有明晰的学科概况、学科内涵、学科范围、培养目标、相关学科等，只有如此，才能说服其他学科和相关机构同意设立国别区域学。

国别区域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只有把国别区域研究提升为国别区域学，才能确保这项事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院长

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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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链接：与中国区域国别学同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