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纳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此次改革强化了科技部战略规划、体制改革、资源统筹、综合协调、政策法规、督促检查等宏观管理职责，是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高度重视的表现，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助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统筹力量推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一）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创新过程既产生不确定性，又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使得在研发创新活动中很难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所需基础研究的投入。在上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通过论文数量和科学家数量构建知识存量的代理变量，研究知识存量和生产力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然而近年来在增长理论的发展中，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知识是有使用门槛的公共品，任何国家都不能“免费搭乘”世界科学体系。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要想参与到这个体系中来，就必须具备理解他人所创造的知识的能力，而这种理解只能通过研究来发展。

国家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率超过13%，2021年达到了1696亿元。2012年至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近15%，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加强基础研究的决心。未来应继续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支持力度，全力保障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工程实施，加强科技工作的统筹力度，集中人力、财力、精力，对重点课题、重点方向、急需紧缺的项目重点攻关。同时也要大力支持基于学术好奇心和自由的长期知识积累，更加重视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投入，把国内人才留在基础研究领域，同时吸引海外人才到国内交流发展，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科学事业中来。未来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中稳定经费支持，提升竞争性经费的资助率，增加资助强度。

（二）优化基础研究人员激励机制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基础知识的生产和溢出作用。近年来，为了提升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一是逐步提升项目经费中间接费用提取比例和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的提取比例，为科研人员绩效工资的提高提供了合理的渠道；二是在杰青、优青、青年基金等项目中开展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三是改革绩效评价制度，实行中长期评价，破除唯数量论，降低易操纵指标的评价权重，形成轻获批数量、重完成质量、轻科研帽子、重学术能力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氛围，鼓励科研人员潜心开展高质量研究；四是简化事务性工作，让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这些都是优化科研人员激励机制设计的良好转变，未来如何使政策更好地以人为导向，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激励科研人员安心、专心、潜心科研也依旧是关键。

科研人员及科研机构受到多重因素的激励作用，经费分配、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学科评估等全方位的竞争形式成为了科研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也保障了科研资源配置体系的稳定运行。然而，近年来一些学科发展遭遇瓶颈期，学术界中越来越普遍的学术道德风险和科研不端现象的出现，引发对科研人员激励问题的讨论。政策激励导向就是科研活动的“指挥棒”。在制订科研人员管理制度时，应警惕政策设计初衷与实际执行效果呈现事与愿违的逆向激励。实证研究发现，增加经费投入强度可以产生正向激励，减轻兼项过多导致的时间精力分配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反向激励，致使项目申请时人才团队操纵比例增加，加剧科研环境竞争压力。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兼项和挂名行为分别对成果产出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科研竞争压力越大的依托单位和学科专业在资助结构改革后受到的正向激励越弱，负向激励越强，当竞争压力过大时，增加经费资助强度在边际上将无法对成果总数产生促进作用。

过去的科学评价普遍重视科学研究的科学价值，研究人员主要追求发表数、期刊和个人研究成果的引用分数。新的评价体系应该考虑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推动研究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将他们的发现转化为经济影响和社会价值，当然其结果可能意味着研究时间的减少。为了预防类似的行为，不仅需要谨慎设计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的激励结构，也需要优化资助机构和同行评议的相关规范，合理控制学术界竞争压力，缓解头部科研院所由激烈竞争导致的激励倒错效应，促使各级单位形成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氛围。

（三）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科学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复杂的结果可能因学科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受到相当大的时间滞后的影响。即使是“创新”“科学”“技术”和“研究与开发”这些在大众媒体上互换使用的术语，对科研部门和企业来说，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将“顿悟”的时刻转化为创新可能还需要一个协作良好的团队或组织，一个运转良好的专利系统，一个发展良好的企业生态系统，或合适的大学与企业的联系。经笔者统计，2007年至2014年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利转化率平均在13%左右，且增长趋势平缓。而相关文献显示，美国1926年至2010年的专利转化率近70%。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问题亟需解决。

产学研合作是最常见的科学知识商业化模式。然而，企业的利益与高校合作伙伴提供的价值之间的各种不匹配，例如不同的知识背景、战略目标、知识产权管理协议等，可能会导致粗糙的互动联系。要解决我国科研成果转化问题，需要细致关注异质高校与企业之间的选择，尽量使双方在合作的能力、目标和组织方式上进行正选型匹配。

总之，推进科技创新政策扎实落地，是支撑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重要保障。只有提高科技创新投入的效率，才能推动科技创新加快赋能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驱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我国宏观经济能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必要条件。

作者简介：

刘怡

国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财政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统战部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教育部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财政部政府债务咨询专家，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北京财政学会副会长，北京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税制结构优化与改革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增值税分享原则重构与消费促进创新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累进设计：个人所得税改革模拟研究”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机构委托课题30余项。2017年9月27日，作为学术界代表参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营改增座谈会并发言。2021年7月28日，作为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并发言。2022年1月5日，作为专家代表参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减税降费座谈会并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