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世界中的国际公共政策”——北京论坛（2020）国际关系分论坛开幕

12月12日晚，北京论坛（2020）国际关系分论坛开幕。分论坛以“动荡世界中的国际公共政策”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聚焦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政策的影响及其响应。

会议现场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何亚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杰出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项目主席、前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阿查亚（Amitav Acharya），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Sir Danny Alexander，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贾庆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联合国粮农组织原副总干事何昌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涂瑞和，世界资源研究所驻华办公室首席代表方莉女士受邀发言。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北京论坛秘书长严军，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等参加会议。分论坛通过线上与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吸引了来自海内外高校的两百余名大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在线参与。

分论坛的第一个议题为“全球治理：挑战、机遇与响应”，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正毅主持。与会嘉宾围绕“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响当前及未来的全球治理”等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唐士其指出，“动荡世界中的国际公共政策”这一主题暗示的其实是人类面临的一大危机与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出路。世界的动荡，恰恰是因为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政策的缺失。从根本上讲，这种危机不可能通过每个国家独善其身来加以解决。各个主权国家、各种国际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追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并不能自动带来全人类福祉的增进，反而有可能导致人类普遍的危机。人类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完全控制新冠病毒，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它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人类及其文明十分脆弱的一面。危机需要治理，全球化需要治理的全球性；而治理全球化的水平没有能够跟上交通、通讯、科技的全球化，以及疾病传播等各方面的全球化，这才是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因此，要真正解决上述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全球治理与有效的国际公共政策是根本性的出路。

唐士其致辞

唐士其表示，当前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带来了全球治理水平的骤然下降，不少人对此忧心忡忡。对此，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判断。首先，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全球治理体系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与能够合法垄断强制性资源再分配的主权国家相比，全球治理更多地以各参与方的协商与自愿合作作为行动基础。在缺乏有效的强制性资源再分配机制的情况下，遇到危机的时候，各参与方对危机的性质、各方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产生分歧的时候，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或者治理水平的下降是一种正常现象。在全球治理的发展历程中阶段性的回退十分正常，我们不必因此而对全球治理的未来失去信心。其次，此次全球治理遇到的困境与挑战，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所具有的缺陷。全球治理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多空间的特点，但在目前阶段，这些特点的发展并不均衡。过度依赖主权国家，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特点，也是其主要缺陷所在。为了让全球治理机制在未来能够更有效、更灵活、更具多样性、更具有抗压和抗冲击的能力，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挥智识上的创造性与实践中的探索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全球治理体系的机制与主体，丰富全球治理的层次，拓展全球治理的空间、提供更为灵活有效的国际公共政策。这是全球治理的未来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

何亚非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剂。他进一步分析了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化的四个根本原因：一是世界力量平衡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升，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增强，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内外问题叠加，美式自由民主光环褪色；二是世界经济近两年严重衰退，很多国家采取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三是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地缘政治竞争风险叠加，大国合作意愿下降，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力不从心；四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给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他表示，全球治理重建应从紧迫性强和可形成成果的领域抓起，争取形成早期收获，这包括疫情防控、气候变化、金融、网络安全等。

何亚非发言

阿查亚表示，全球治理的显著功能之一就是在全球性危机发生之后迅速使国际社会安定下来，进而消除疑虑，并动员所有行为体共同应对。但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包括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正在削弱全球治理机制的信誉。他认为，当前的全球治理是脆弱而碎片化的，为此他提出五个建议：第一，鉴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全球治理，因此要在全球治理中强调共同领导的重要性；第二，当面临全球性危机时，国际社会应自动强制执行紧急响应行动；第三，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有组织的合作增强全球治理的开放性和透明度；第四，更加重视区域化，尤其要加强在基层和市级应对公共卫生、减贫、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等问题的努力；最后，应加强多边主义下跨地区的协调和合作。

阿查亚发言

贾庆国发表了题为“挑战和机遇：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全球治理”的演讲。他指出，近几年来出现的国际秩序弱化，如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世贸组织等原有国际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得不到有效应对，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放弃国际责任；二是中美冲突加剧，两国政治对立、经济脱钩、军事对抗，对话机制基本终止，民间交往受到极大限制；三是国家间两极分化问题严重，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差距拉大同时很多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导致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上升，部分发达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外部化。贾庆国表示，全球治理前景有喜有忧，有利因素一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有意重拾领导者责任，推动国际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二是中国希望与美国稳定关系，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三是大多数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有重大利益，有合作意愿。不利因素一是美国政治现实制约美国新政府发挥领导作用，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者众多，美共和党很有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二是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治理效率、种族问题等内部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可能继续外部化；三是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对华强硬已是共识。他认为，全球治理的未来受中美关系影响很大，中美两国应该重启对话协商，循先易后难思路，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加强和用好国际多边机制，应对全球性挑战。

贾庆国发言

姚洋提出，全球化需要调整，同时美国和中国也需要调整各自的发展模式。他指出，新冠大流行之后，反全球化趋势和全球价值链断裂的预测并不准确。实际上，新冠大流行的影响是短期的，中美关系已经重新调整，至少比贸易摩擦时期更好一些，而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甚至得到了加强。同样，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也比较强劲。姚洋认为，鉴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从反全球化趋势中受益，美国应该及时调整国家政策，而在COVID-19暴发后，外部需求也没能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也需要进行调整。此外，WTO规则也应改革，当前的规则给行为体做出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

姚洋发言

分论坛的第二个议题为“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的演变”，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教授主持。与会嘉宾们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领域的国际组织造成了哪些冲击和影响”“国际组织在应对这场危机时发挥了什么作用”等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艾德明表示，亚投行是第一个总部设立于北京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成立五年来一直秉持高水平的内部治理和项目选择，成员国数量从创始时的57个发展到现在的103个成员国，已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新冠肺炎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各国造成巨大冲击，国际社会的响应反映出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疫情危机中，亚投行成立130亿美元疫情危机恢复基金，并与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紧密合作，向成员国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援，如近期亚投行向柬埔寨等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亚投行还将持续支持与新冠疫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帮助实现经济恢复和扩大就业。他指出，近些年，多边主义合作弱化，一些国家转向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解决争端，但在面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时，多边合作的作用无法被替代，因为多边合作相对公平地给所有国家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较少被单个国家控制，并且以国际法和相关规则为基础，亚投行正是如此。亚投行严格按照组织章程运行，而非按个别成员国的意志行事。艾德明表示，亚投行五年来的实践表明了多边主义的光明未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不同国家可以团结一致，实现共同的目标。

艾德明发言

何昌垂发表了题为“疫情后的联合国责任与改革”的演讲。他指出，全球治理面临的空前挑战导致联合国也遇到了危机。由于超级大国的疫情政治化以及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协定，全球治理领导力出现真空；部分国家长期拖欠会费使得联合国不得不减少援助、减少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达成。何昌垂表示，联合国机制存在短板，需要进行改革以应对当前的挑战，同时提升联合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为此他提出三点改革建议：第一，大力推动国际治理民主化，加速推动联合国改革，推动民主化，走向多元化，打破超级大国一家独大，同时建立分领域、分层次的战略磋商、信息管控，避免冷战思维和大国野心；第二，推动国际组织与时俱进，提升有效性、公平性、结果导向，展开各方面评估和改革，以及资金管理和行政项目的监督；第三，加强人才体系建设，推进政府和国际组织双轮驱动。

何昌垂发言

涂瑞和分享了他对国际组织与全球环境治理这一主题的观察和体会。他指出，区域和全球环境治理需要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涂瑞和梳理并总结了国际环境治理体系从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开始至今的发展历程，以及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等在内的多边环境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涂瑞和表示，过去数十年间，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呈现出六个特点：一是逐步发展，已经建立起以政府间组织为主导的各种国际环境管理体系和合作机制，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国际环境法体系不断发展，规则和公约不断增多，大体上运转正常；三是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着眼点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环境要素，而是更加注重对生产、消费、贸易等社会经济活动全过程的规范；四是发达国家继续主导国际环境管理体系，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履约意愿下降；五是相关公约约束力和执行效力有限；六是因全球层面环境治理进展缓慢，一些国家转向双边、区域和集团；七是环境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增多，影响力扩大。他认为，全球环境局部有改善，整体仍在恶化，扭转这一趋势的时机转瞬即逝，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后疫情时代世界复苏不能走老路，必须推动绿色转型。

涂瑞和发言

方莉阐述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贡献。她提出，多元治理的出现使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决策过程中变得更加重要，包括提供数据、制定标准、监督检测和传播推广等。方莉指出，全球环境治理模式发生转变，从最初的自上而下到如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结合的模式，例如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都是两者结合的模式。此外，互联网的发展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更多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翻译软件的出现也进一步打破了交流的壁垒。但市场失灵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球环境治理的困境表现在全球环境局部改善，但整体却在恶化。对此，她提出三点措施建议：第一，加强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以应对挑战；第二，在多元治理体系下加强多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目前全球治理存在两大鸿沟——科学研究成果与政治谈判上达成承诺之间的鸿沟和科学研究与行动落实之间的鸿沟，在填补这些鸿沟的问题上，非政府组织具备合作意识强、多主体参与、机制透明等优势，因此不可或缺；第三，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领域展开建立在合作共识基础上的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