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对国际和国内、供给和需求两对关系（和矛盾）做了精要的阐述：一方面，报告指出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另一方面，报告再次阐述了国内国外市场的关系，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此外，报告不仅强调了内需的“量”，还强调了内需的“质”——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超越了传统上把需求看作周期问题的视角，也超越了仅仅把市场看作是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的视角，而是在开放经济的情境下，把需求、市场和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把它们视为动态的经济增长问题。

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为上述认识提供了支持。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规模越大，对于差异化产品的需求越大，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越有利可图。而生产差异化产品正是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对于早期近代历史的研究表明，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是一种固定成本极高的公共品，而不完全是民间的自发秩序。国家在制定法律和规则，降低信息和合约成本等方面，都功莫大焉。而从历史上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崛起历程，既是一个国家主动创造和利用国内外市场，扶持本国制造业，使其产品种类提高、质量提升、技术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以应对残酷国际竞争，以强权（power）促繁荣（plenty）,以繁荣养强权的过程。其中，国家因势利导，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产业，在“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切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借鉴：

16—18世纪，英国逐步废除垄断特许权，统一国内市场，对外则维持高关税，以专利法涵育创新，以济贫法调节收入分配，孵化出了大量的涓滴式技术改进，最终导致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产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转而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鼓吹和推广自由贸易，不惜以炮舰开路，把全世界变成英国产品的市场。在大洋彼岸，美国独立之后，一方面对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一方面通过立法破除国内贸易壁垒，还通过各种手段对外扩张，吸引移民，拓殖边疆，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浪潮。而当镀金时代起家的大亨们试图“踢掉（向上流动的）阶梯”时，国家主导了一系列的反垄断诉讼和立法，缔造了20世纪美国国内市场的开放和繁荣，把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逐步放弃关税自主，被迫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在总体上促进了国内生产的专业化和国内市场的整合，也给晚清和民国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但本土现代制造业举步维艰。一方面，租界的治外法权固然为私人企业提供了免于国家“掠夺之手”的保护伞，但有为政府的缺位则没有给他们的急需的“帮助之手”。一战期间，由于国际航路受阻，民族工业获得了“意外”的关税保护，迎来了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就反过来证明了帮助之手的重要。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官督商办的模式下，虽然享受政策优惠，但缺乏产权保护，公司治理混乱不透明，最后沦为官员的现金奶牛和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两只手缺其一，则“商战”也好，“实业救国”也罢，皆为镜花水月。

反观同时期的日本，明治政府不但提供基础设施、扩大金融支持，还制定产业政策、协调区域发展、引进先进技术、培育本土技术创新。到了一战前后，日本本土制造业不但在养蚕缫丝、棉纺织等比较优势行业迅速向国际技术前沿靠拢，在机械和造船等非比较优势行业也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二战后日本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闭关锁国，而是从贸易立国转向科技立国。其制造业产品在品质上（用户体验）和节能环保上引领世界前沿，也生动诠释了何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国家主导的大推进（big push）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但计划经济导致的资源错配和地区内自给自足也大大阻碍了国内需求转化为创新的巨大动能。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随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开放，国内企业既面向国内国际市场，也必须面对国内国际竞争。千帆竞发，大浪淘沙，在“竞争效应“和“筛选效应”作用下，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不断改进。随着中国产品在世界的摸爬滚打，世界市场对于“中国制造”的认可在改善，而对于中国力量的敬畏也与日俱增。今天，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五中全会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首先，要利用大国优势，立足国内市场，促进国内产业分工，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差异化程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不竭动力。为此，要进一步降低市场运行的成本——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融资成本。因此，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信息和数据技术提供市场信息，发挥金融系统普惠功能，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扶贫攻坚和区域产业化的结合在这方面就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其次，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中国最近在各省市推广自贸区，就显示了这一决心。另一方面，国内各行业和市场有序地扩大准入，将进一步强化“竞争效应“和“筛选效应”，有利于“实现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最近特斯拉在上海开设工厂，不但增进了消费者福利，也大大加快了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的优胜劣汰。

最后，要坚持独立自主，对具有战略性意义产品的贸易政策要守住底线，对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坚持以我为主，在技术标准设定等问题上应坚持话语权。中国高铁技术的自主研发，创造了高铁建设的中国奇迹，也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和技术输出的典范。未来，在通讯、信息、金融、保险、医疗、教育、文化和健康等领域，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保证国家安全，在优胜劣汰的同时涵育创新，将是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总而言之，要实现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既要尊重分散化决策的市场机制及其提供的重要信息，也必须明确国家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的责任和作用。理论和历史都证明，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术而不是道；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都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如何保持两者的协调和平衡，将考验国家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呼唤着相关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并将是“中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试金石。

作者介绍

郝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期刊发表 经济史相关研究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