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质量年”系列笔谈 | 建设一流区域国别学

编者按:今年是北大的“学科质量年”。将聚焦基础、交叉、传承与创新,加快推进顶尖学科建设,带动北大学科实力的整体提升。学科质量提升将为北大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对北大探索交叉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校报》特约相关专家学者撰文,谈对本学科的建设展望。本网特转发,以飨读者。

整体把握、问题导向、专业视角

唐士其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设立的一级学科,理应明确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是这门新学科能够立足于“学科之林”,并在未来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基本条件,也是把区域国别学区别于已有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标志。简单讲,可以把区域国别学定义为一门以区域整体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以整体把握、问题导向、专业视角作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学科。这里主要谈谈方法的问题。

首先,区域国别学应该从整体上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和国家进行把握。在此,区域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区域的划分是某些区域性特征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些所谓的区域性特征包括地理、气候、文化、民族、宗教、经济、政治,等等。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不同的区域作为整体显现出来。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区域的区域性特征,是以学术方式对其加以刻画的关键,也应该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鲜明特点。当然,国家的客观存在会让问题相对复杂化。因为国家的划分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国家比如中国自然就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而有的国家则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可能只构成区域的单元,特别是很多非洲国家。对这个问题,可以暂时采取区域优先的办法,否则区域国别学就会混同于以国家作为研究单元的比较政治学。

其次,区域国别学应该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区域国别学的问题导向与整体把握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新的区域国别学对区域与国家的整体性把握并非全视域的鸟瞰,而是对影响一个区域或者国家的主导性问题的提炼,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作用,恰恰是不同区域的区域性特征的基础,比如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中东的民族和宗教问题、非洲的发展问题等(这里暂且不讨论地理气候等更多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并且对人类现有的知识和价值提出了巨大挑战。也可以说,在我们现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中,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涉及人权的认定和保护问题,中东的民族宗教问题涉及政教关系问题,非洲的发展问题涉及对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需要在某个特定的视角之下动员和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需要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探讨新的概念、新的研究范式,甚至新的价值理念。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意味着新的区域国别学对人类知识的贡献,而这个过程,也就是区别国别学本身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位于燕南园66号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最后,新的区域国别学必须具有专业视角,因为只有专业性的研究,才能实现知识的积累和不断的创新。当然,整体把握和专业视角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就是问题导向。在新的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视野中,区域的整体性是通过问题的整体性加以把握的,而不是关于区域的各方面知识的汇总;而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又是通过专业的方式加以解决的。这样,整体性和专业性就现实了结合。当然,区域国别学的专业视角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需要形成自己的专业,而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问题本身的特性来决定它们的专业属性。比如上述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主要涉及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中东的民族宗教问题主要涉及民族学、宗教学和政治学,非洲的发展问题主要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区域国别学应该以问题为核心,借助这些学科的专业视角,充分利用它们各自的研究成果,并且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实现知识的创造和更新。

北大拥有50多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也有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的突出优势,如果我们在区域和国别研究中能够以整体把握、问题导向和专业视角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充分利用北大的学科和学术优势,综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就一定能够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做出北大特有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

浅谈“区域国别学”的“初心”问题

昝涛

区域国别学是交叉学科门类之下设立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既然是新兴的交叉学科,那么,它的“初心”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初心”,指这个学科最初设立时的基本考量。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它的现实性,毕竟,与很多其他的传统学科相比,区域国别学不是自然而然经由学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区域国别学能够成为一级学科,主要是由具体的现实需求所推动的,这就是国家的需要。在中国快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各个领域也需要同步发展,一些长期跟不上步伐的,就需要抓紧时间补上。区域与国别研究事关涉域外的知识生产,也就是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乃至关于全球的知识生产,生产与这些相关的知识,目的是要“匹配”得上中国在世界秩序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以及相应的需求。这应该是区域国别学能够成为新的一级学科的现实性原因,也就是它的“初心”。

既然区域国别学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既然它是一个和中国的现实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领域,那么,在大学的现行体制下,它又该如何安放呢?大学的建制主要是围绕着传统学科而设计的。因而,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很可能主要是从大学的现行建制角度来考虑的,毕竟,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之下,区域国别学要快速、安稳地发展,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学科”与教育/学术资源分配的关系问题。这大概是有关方面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化”的“初心”吧。因涉及到多个学科,把区域国别学放在交叉学科门类之下是有其道理的。

通过上述简单的回顾,我们发现,“学科化”其实不是区域国别学的“初心”。易言之,“学科化”,或者说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一个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实际上是推动和发展服务于国家现实和长远需要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手段,是为了使已经在各个层面或领域中存在的某种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得更好。也就是说,按照传统学科的方式、路径和要求去搞“学科建设”,不应该是区域国别学的“初心”。

与前述的“初心”相关,作为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领域,区域国别学有没有可能也存在一些基本的东西?我想还是有的。既然它是为了因应中国的现实的和长远的需要,而它又是在中国的这个有自身特色的体制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立足点和服务对象本身就使其具有了某种特殊性。比如,它需要研究者在观察外界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视角(以中国为方法),并就这一前提做出实质性的阐释;而它的对话对象,首先也是已经大量存在的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知识产品(不管是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抑或是全球主义的),而这种对话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学术性结果,是否能够做出与西方“和而不同”的区域国别研究,还需要中国研究者在未来做大量有意识的实践。

所谓与西方“和而不同”,主要表现应该就是更多地发掘中国传统的理论和价值并使其社会科学化,从而成为观察和研究外界的理论工具,形成某种实质性的文明对话,同时,也要强调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发展中世界/“全球南方”的主体性,以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这些宏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可能才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起步的时候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简言之,它的“灵魂之问”就是研究者到底是不是真的认同“自身”。

北京大学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积淀的著名高等学府,尤其是在与西方学界对话方面,有着显著的历史性特色。无论是传统学科的优势,还是较高的国际声望,都使北京大学具备了推动和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较好基础,通过对自身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有效率的平台建设等方式,北京大学理应在区域国别学的议题设置、国际对话、服务国家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理解那些站在学科交叉路口的年轻人

靳戈

北京大学成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成立的亚非研究所。若是论开展广义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至少1924年陈翰笙先生在北大任教时,就曾开设相关课程。虽然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是近两三年的事情,但是一百年来北大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耕耘不断,2020年由北大牵头推动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多少也有一些“历史必然”。

面对这段百年历史,今天北大区域国别学的博士生们会有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同时,因为学科使命的变化和尚为有限的个人阅历,他们也有一些独特的学术困惑。笔者作为区域国别学博士生班主任,对于理解那些站在学科交叉路口的年轻人的使命与困惑做了一些思考。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带有鲜明的交叉学科属性,如果说读博士是人生挑战,那么读交叉学科的博士就是遇到了“挑战的平方”。研究特定国家或地区某一个具体问题,外国语言文学、比较政治学、世界史、世界经济等学科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当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培养“区域通”“国别通”,需要对特定区域或国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这显然需要多学科的背景。就我所从事的新闻传播研究而言,研究一国一地区的传媒机构与制度,必须体现相当的“在地性”,单靠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是不够的,需要对当地传媒业的外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政治与文化,有比较深入的把握,而且要运用多个学科理论分析,形成系统性认识。这样的难度,远大于“某国传媒概况”这样的综述型研究。加之许多热点地区和国家并不以英语为母语,这又增加了区域国别研究博士生的挑战——他们需要“双学科+多语言”的综合能力。

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主要学科背景的学生,他们在入学后迫切需要在语言文学之外建立“双学科”知识结构,直觉上对“概论型”课程的需求很大。但是“概论型”课程远远满足不了博士生阶段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研究生阶段应该着重培养问题意识,特别提炼主导某一区域、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很难挤出时间给“概论型”课程。当然也要理解他们的难处,在北大这样一座学科门类齐全的“学术超级市场”,手中又没有“购物清单”,如果不先“走一圈”,怎么知道该如何选择呢?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官网

其他学科的学生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时,已经有了某一学科的“底色”,只需要再补充其他学科的知识。不过,这类学生也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他们要补上语言(主要是小语种)课,要在一到两年时间里达到能读小语种文献、能与当地人交流的水平,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人的成长多少都存在“惯性”,他们容易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越走越深,对于吸收其他学科推动研究可能不够自觉,最终的博士论文只能提供比较单一的分析视角,对某一地区、国家复杂的主导性问题解释力有限。

把自己摆在学生的位置,可以更真切地理解他们关于个人发展的关切。我试着回到他们的年纪来思考。这些年轻博士生知识很扎实、具有国际视野,在原专业里都是佼佼者。我理解,他们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如何做出科学的选择。如今,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道路都是川流不息,在学科交叉的路口,学生在直觉上很容易迷失方向,只能凭感觉试探性地探索,无形中影响了培养进度。

指导他们做出选择,并不是帮他们选择。他们需要一张学科交叉的“地图”,以便很快能掌握不同学科的来龙去脉。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为新生开设“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等综合性课程,提供了相关学科理论的集中讲授。目前,研究院还在组织编写区域国别学的相关文献导读手册,面向前沿问题汇编经典文献,为学生“入门”提供更多指引。

他们需要属于本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在很多历史悠久的学院里,导师身边会形成一个跨不同年级的“传帮带”体系。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没有自己的专职教师队伍,学生在不同学院的导师名下,门下的师兄师姐不一定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生,也许难以解答关于交叉学科的选择困惑。为此,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和行政团队组织了若干读书会和兴趣小组,不同年级混合组队,围绕兴趣建立跨年级的“共同体”,为共享经验和教训提供平台。

他们需要一本“学术博物馆”参观指引。研究院详细制定了选课目录,反复推敲课程列表,推演不同学术背景的学生在选课中可能出现的排列组合,朝着“最大公约数”的边界不断靠近,努力提供“最优解”。

最后,他们还需要一部解答问题的“热线”。博士生大多已心智成熟,他们的困惑与关切主要来自于各自的学业——学业推进得顺利则“一顺百顺”。那么,面向这样的学生做工作,学业就是最大的“具体问题”,要把解决学业上的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随时准备回应他们关于学业发展的困惑,在解决学生学业问题的过程中也不断推进学科培养体系的完善。

(作者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编审)

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刍议

施越

2024年1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其中,“区域国别学”已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出现。其下设的框架性二级学科包括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区域国别综合研究、区域国别专题研究、区域国别比较研究、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全球与区域治理。由此观之,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一级学科的地位已经明确。根据教育部《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名单》和《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截至2023年6月30日,已有20余所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等一级学科下自设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二级学科,已有6所高校增设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区域国别学相关一级学科。此外,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下,区域国别学的发表平台显著增多,各类科研基金立项和成果评介也都为该领域开辟空间。

2011年由外国语学院、元培学院和历史学系合作共建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本科专业。2013年,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外国语学院启动外国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建设,并于2017年获教育部批准开始招收硕博士研究生。2015年,成立北京大学语言中心,建设具有战略和研究价值的语种资源平台。2018年,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在区域国别学已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探讨符合北京大学建设“双一流”定位的区域国别学正逢其时。

结合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关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讲话,笔者认为,新时代的区域国别学同样需要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根本任务,坚持“两个结合”,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至少两个层面推动新的知识生产:其一是更准确地把握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势,服务外交决策和外事工作;其二是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和阐释亚非拉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当下,支持建构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话语体系。

从近代以来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来看,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与如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紧迫性;二是观察、测量、计算工具和技术的进展;三是研究人员的智力劳动,包括对基础概念的反思、在新概念基础上对现象进行描述、建构新的分类方式,并通过控制变量的方式归纳和更新规律。对于区域国别学而言,一级学科的设立以及国家各部委的相关研究立项正是“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紧迫性”的体现。就高校而言,具体研究工作可以从上述“二”和“三”两个方面入手。

从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学界建设区域国别学所需要推动的工作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建设独立的信息来源体系,二是建立独立的认知框架和阐释体系。就独立信源而言,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建设区域国别资料库、数据库、培养实地调研方法、推动与研究对象国的田野工作站等工作均属于这一方面。独立认知框架和阐释体系的建设同样艰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状况,且会影响学界对于前述“独立信源”自主性的认知。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并非全然拒斥发达国家百余年来建立的知识体系,而是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开发我国独立的观察测量社会政治现象、分析因果关系的知识体系。

北京大学第三届“博望天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博士生论坛

因此,当前高校区域国别学可考虑的推进工作至少包含以下方面,其核心关切都是区域国别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更新迭代。

第一,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基础知识生产体系。资料库和实地调研方法固然重要,但同样要重视考评标准的多元化和发表平台的建设,以鼓励更多教师和学生投入到资料发掘、利用和基础知识生产的工作中。尽管近年相关领域学术期刊数量显著增多,但在整体的评价机制下,成果发表形式仍以专题论文为主,选题相对宏观,且一般要求有所谓“理论深度”。更偏基础知识积累的专题文献综述、机构信息综述(如档案查阅指南)、学术书评、工具性质的文献和数据使用指南,乃至重要外文史料和工具性文献的译介等工作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以美国学术网站dissertationreviews.org为例,斯坦福大学墨累宁(Thomas S. Mullaney)教授于2010年发起该平台,主要工作是邀请青年学者对近期已答辩但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撰写综述,概述博士论文的主要论点、研究选题的学术史谱系、研究资料来源以及对学界既有观点的修正价值。而平台的开放评论也有助于论文作者及时获得学界同仁的反馈,促进博士论文的修订出版。此外,该平台开设“档案馆新知”栏目,邀请新近完成实地研究的学者综述所到全球各地文献保存机构(档案馆、图书馆、私人收藏机构)的馆藏、查阅流程和文献研究价值。欧美主要高校的博士论文一般是一名研究者三五年乃至八到十年投入的结晶。尽管相比最后出版的内容可能较为粗陋,但往往包含更多一手资料和更贴近事件现场的观察,其价值不言而喻。

第二,重视区域国别自主问题意识的议程设置。现代学术研究追求“小切口、大纵深”,故而不可避免会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性质意味对知识的整合和迭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整合的重要抓手是科研立项、课程建设和各类学术活动(讲座、研讨会、学术论坛等)。宜根据当前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设置相关议题,寻找区域国别学各细分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支持学者在各自领域进行探索。同时,宜以课程大纲、注解书目、讲座纪要、研讨会综述等形式就具体某一议题的知识体系梳理和整合。

已有前辈学人注意到,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弊病,一是国际问题实际上以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大国关系研究为中心,二是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实际上以中国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关系为中心。这一现象既与不同类型学术研究自身的特点有关,也有考评机制单一化的局限,而归根结底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历史惯性影响。尽管目前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道路已经开启,但国际问题研究长期存在的问题很可能会成为区域国别学所要应对的潜在趋势。因此,在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有助于凝聚共识,使学科资源的投放能切实回应国家战略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作者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655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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