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缅怀英烈 对话青春”——《雨花英烈》绘本系列主题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彭振刚出席绘本发布会并致辞，王博，彭振刚，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赵永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雷虹，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唐金楠，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共同为新书揭幕。绘本发布会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教授主持。

与会嘉宾为新书揭幕

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担任指导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主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本次活动包括《雨花英烈》绘本展、《雨花英烈》绘本发布会和“缅怀英烈 对话青春”青年学子对话会。

王博指出，南京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纪念圣地。长眠于此的雨花英烈，仅留下姓名的，就有四位有过在北大学习成长的经历。身为雨花英烈，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作为北大学子，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印证了北京大学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的责任担当。

王博致辞

彭振刚指出，《雨花英烈》绘本的创作出版是南京市与北京大学针对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一次重要创新举措，他希望今后与北京大学有更多的深入合作，进一步挖掘阐释雨花英烈精神深刻内涵，共同探讨出更多塑造南京红色文化品牌的有效路径，努力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彭振刚致辞

赵永艳、葛庆文分别介绍了《雨花英烈》绘本编撰出版的情况。

赵永艳用三个“第一次”分享了绘本策划与创作的思考与感受。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尝试用绘本这种载体阐述雨花英烈精神、讲述雨花英烈故事；也是第一次尝试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轴线全景式还原雨花英烈群像；更是第一次尝试用“一源多用”思维对一个文化项目进行主题性、多向度、互动式产品开发。

赵永艳致辞

葛庆文表示，译林出版社希望最终呈现给大众的是一套“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多维度”的优秀少儿读物，希望它能架起一座心灵的桥梁，将雨花英烈“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送达全国亿万青少年心中，成为他们汲取信仰力量的精神粮食。

葛庆文致辞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项晓宁，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文化办主任李彤等参加了青年学子对话交流会，李彤代表北京大学师生接受了何建明的赠书——大型纪实文学作品《雨花台》。何建明为学子们分享了《雨花台》创作背后的故事和感受。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联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出品《雨花英烈》系列绘本（三册），并由译林出版社统筹出版。作为国内首套以雨花英烈精神和雨花英烈故事为基础编创面向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读物，《雨花英烈》系列绘本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的“两高一大”雨花英烈精神内核，以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历史为恢弘背景，展现邓中夏、恽代英等众多雨花英烈勇毅革命实践与卓越历史贡献，以绘本形式鲜活呈现了救国救亡的革命岁月里，雨花英烈为真理上下求索、为信仰奋斗牺牲的光辉足迹与丰功伟绩。《雨花英烈·燎原之火：1914—1925》是这套系列绘本的第一本。绘本以有限的篇幅和文字精心架构宏大的历史格局，将邓中夏、恽代英等数十位雨花英烈卓越的革命实践还原其中，以严谨的史学笔法呈现雨花英烈信仰的光芒、品德的光辉，以及人生故事的多向度细节，并以笔韵灵动、淋漓酣畅的中国风水墨画完成绘画艺术呈现，家国情怀、历史风云与英雄人物浑然交织，大开大合又细腻动人。该绘本在面向青少年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手法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是面向少年儿童的一次传承、弘扬雨花英烈精神的创造性表达，有益于广大少年儿童从革命先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汲取精神营养和榜样力量。

《雨花英烈》系列绘本第一册《雨花英烈·燎原之火：1914—1925》

雨花英烈、北大校友朱克靖烈士的女儿康青星女士也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康青星与其他现场嘉宾、观众一起，在绘本主创团队带领下参观了绘本展。

康青星参观绘本展

延伸阅读：

（一）从北京大学到雨花台：跨越百年的信仰之火

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无数心怀救国救民热望的北大师生从这里学习成长，并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征程。红色，是流淌于北大精神传统中的热血与基因。

南京雨花台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纪念圣地。数以万计的雨花英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新中国诞生之路，他们是党的伟大初心的忠诚坚守者和英勇实践者中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闪耀着伟大民族精神的光芒，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北京大学到雨花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之火跨越百年长燃不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朴素初心矢志不移。长眠于雨花台的无数英烈中，仅留下姓名的，就有四位有过在北大学习成长的经历。其中，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朱克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战斗生涯贯穿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坚定共产主义战士；谭寿林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第一人、广西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刘亚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英勇牺牲的烈士楷模。

身为雨花英烈，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时，作为北大学子，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印证了北京大学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的责任担当。

他们的灵魂厚重而鲜活，他们的故事历久而弥新。他们的光辉足迹，在雨花台上镌刻不灭，在北大校史中常青不朽，激励我们脚步不停，奋勇向前。

（二）邓中夏

自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中文系），一直到1923年离开北大，邓中夏在北大求学近六年时间。在北大，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迅速站到反帝爱国斗争的前线。

1918年5月21日，他和许德珩等共同发起反《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课请愿行动，开“五四运动的先声”。

1918年10月，他参与发起“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会”，并受托创办《国民》杂志。

1919年3月，他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演讲教育团”，致力于以“平民教育”提高“民众觉悟”。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作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始终坚定而富有激情地冲锋在前。他参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进步组织创立并担任领导职务，先后奔赴长沙、上海等地宣讲五四运动，有力推动了五四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

五四运动之后，邓中夏紧密跟随李大钊，投入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建党、建团的革命实践与探索之中。

1919年秋，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庶务股主任。

1919年底，协助毛泽东发动“驱张运动”。

1920年3月，参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立，并成为实际负责人之一。

1920年5月，和李大钊共同组织发动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创办《劳动音》。

1920年7月，从北京大学国文门正式毕业。同年9月，为了从事革命工作的需要，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学习。

1920年10月，参与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创建，分管学生运动、青年工作。

1920年11月，参与创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1月，发起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并主持该校教务。

1921年4月，领导成立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1921年7月，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北京小组向大会筹备处递交《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

1921年10月，倡议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任书记。

1922年5月，到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8月，领导长辛店工人罢工。

1922年10月，领导开滦五矿工人第一次大罢工。

1923年，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罢工失败后，受党的指派，赴上海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任校务长。

在北大学习的六年，是邓中夏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之运用于救国救民革命实践的六年。从一个朴素的爱国青年学生，到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邓中夏的成长和斗争经历，是北京大学早期革命历史的光辉一页，也是一代中国有志青年在北大走上革命道路的缩影。

（三）朱克靖

1919年夏，毕业于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朱克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由于家境不宽裕，没钱交学费，很多时候只是旁听生。但他怀着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热望和理想，积极热情地参加进步社团组织的活动。在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学者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的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迅速成长。

1919年10月，怀抱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期盼，朱克靖和同学好友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湖南学生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他习得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也更忧心风雨飘摇中的祖国。1921年11月前后，朱克靖经蔡和森、范鸣介绍，加入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随后，因参加“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活动，朱克靖等100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被遣送回国。

回到北京之后，朱克靖一面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业，一面在李大钊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1922年，朱克靖成为共产党北京小组的第二批党员。

1923年冬，朱克靖受李大钊主持工作的中共北方区委选派，赴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他背起行囊再次离开北大，踏上了自己辗转不息的革命征程。在东方大学，他潜心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较系统地学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等课程，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身处东方大学这座培养革命干部的红色熔炉，朱克靖深刻理解自身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在这一时期的周记中，他认认真真写下“做一个真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座右铭。这句话，成为他一生遵循并以生命信守的诺言。

在朱克靖此后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革命形势千变万化，他个人命运亦屡处危境。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十余年，期间他隐姓埋名甘守清贫，多次拒绝国民党提供的高官厚禄，一时一刻都没有放弃一个共产党人的义务和责任，直到1937年他与老友叶挺重逢重回党组织怀抱。1947年朱克靖被捕后，蒋介石曾三次设宴亲自劝降这位北大才子，都被他严词拒绝了。1947年10月，黔驴技穷的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朱克靖。

从学生时代在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在法国勤工俭学团入党，再到去国际共产主义中心的莫斯科学习，朱克靖树立并追随共产主义理想，终生不渝矢志。

（四）谭寿林

谭寿林从小聪明好学，胸怀大志。1917年，还在贵县中学读书的他就曾写下《国耻当雪论》《外侮日逼论》《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等心忧天下的文章，树立了“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的宏志。

1919年5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远在千里之外的广西，谭寿林积极地投身这场爱国运动。他组织成立了贵县学生联合会并任会长。同年7月，他为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代表会议起草宣言，慷慨陈词“谨宣言于中外人士曰：谋我国土，是我仇雠；国仇未报，惟有断头；绝无屈膝，仰彼苛求”。这篇檄文，如战鼓一般响彻八桂大地，有力促进了五四运动在广西的兴起。

经过了五四的洗礼谭寿林一心向往到北京大学寻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1921年9月，他如愿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班。

在北大期间，谭寿林经常和同学兼广西同乡、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员黄日葵和陈居玺等人来往，不久之后被吸纳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二批成员，并受到李大钊等革命领袖的直接指导教育。

1922年，谭寿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7月，谭寿林与黄日葵等广西籍同学在北京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桂光》半月刊。他们把《桂光》寄发各地广西同乡和广西各机关团体学校，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23年秋，谭寿林进入北大国文系学习。一年后，也就是1924年的夏天，因家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谭寿林无奈告别北大课堂。李大钊得知谭寿林境况后，将他介绍到北京女子师范担任自己的助教。然而，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的“女师风波”，让谭寿林和他的导师李大钊再也无法继续教书了。失去唯一经济来源的谭寿林生活举步维艰。

就是在这个1924年的秋天，谭寿林经黄日葵、陈居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义无反顾、全身心地投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之中，从此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他进入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并负责编辑北方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

1925年，广西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谭寿林作为广西籍革命干部受中央委派回乡到梧州建立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地委。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谭寿林担任地委书记兼宣传委员。从此，谭寿林把他在北大得到的革命火种广播梧州及整个八桂大地，点燃了南国的红色天空。

（五）刘亚生

1927年，出身贫苦的刘亚生在舅父们的支持下，以高分考入保定二师。这一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接着在南方各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的政治风云变色。当时的北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保定是党在北方领导的革命斗争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保定二师则是保定市革命运动的核心。

进入保定二师之后，刘亚生很快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先后参加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一年后，刘亚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后，河北省成为反抗日本侵略的前沿阵地。刘亚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罢课、游行等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因此被捕入狱。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得释后，他又先后参加了保定二师护校运动和高蠡暴动。1932年高蠡暴动失败后，刘亚生奔赴北平，一方面暗中寻找党组织，另一方面准备报考大学。

1932年暑假，刘亚生先后报考清华、北大，并被同时录取。出于学费困难，刘亚生选择了学制更短、学费更低的北大。开学报到时，校方考虑他的难处，允许他先交一半学费到历史系旁听。开学后，刘亚生利用课余时间，创作完成《中国革命历史教程》，这本书的版权收入，被刘亚生拿去补交了学费。从此，刘亚生这个勤苦的学子，成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正式学生。

刘亚生就读北大期间，北平面临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从1933年5月到1935年5月，北平市委遭到四次破坏，北京大学党支部遭到八次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刘亚生坚持参加地下革命活动，1934年11月，他再次被捕了。之后他被押往南京，并被判处三年徒刑。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刘亚生于1935年11月被提前释放。

此时的华北，沦亡迫在眉睫，“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出狱不久的刘亚生热忱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的宣传讲演中。

经历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又眼见日军侵华步伐日益嚣张，刘亚生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刘亚生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获准。在那里，他将被分配到三五九旅并成为王震旅长的秘书，这位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就这样踏上了与英雄的三五九旅共同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的十年戎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