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6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图宾根大学联合召开了区域与国别线上系列研讨会第五次会议，来自三所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促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化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深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加快构建“跨区域”的全球性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网络是促进区域与国别研究制度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加强各学科、各区域间学者的学术交流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

一、深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跨学科”属性

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虽然在中国与西方诞生的时间与背景不尽相同，却有着共同而坚实的内核，那便是其深刻的“跨学科”属性。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指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即是围绕“跨学科”这一核心紧密展开。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平台，承担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智库功能、学术管理、国际交流等重要职能。在人才培养方面，研究院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并采用多导师制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学生既要精通对象国语言，也要熟练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论，还须在对象国拥有一定的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段德敏也认为，“跨学科”贯穿北京大学欧洲研究具体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始终。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学科或某个特定国家，而是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展开跨学科研究，集中关注欧洲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欧洲宪法与欧洲一体化/去一体化、欧洲比较公共政策、欧洲对外关系（特别是中欧关系）等重点领域。欧洲研究中心同样重视教学工作，多年与欧洲大学开设专业课程，邀请欧洲知名学者来北大授课，并通过多个渠道支持中欧双方学生展开交换学习，为全中国的欧洲研究输送学术人才。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维丽娜•布莱辛格-塔尔科特（Verena Blechinger-Talcott）同样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拥有广泛的海外经历与扎实的实地经验，需要研究者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与语言能力，还要求学者能够扎根国别、研究区域、深入学术、反哺社会。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玛丽安·布雷格（Marianne Braig）也认为，传统学科分野下形成的学科壁垒往往会塑造偏见，无法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全面的视角和工具。譬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往往侧重于资源和技术问题，相比之下，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研究要少得多。然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脱离对人类的行为、价值观和实践的研究。

在展望区域与国别研究光明未来的同时，布莱辛格-塔尔科特指出德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解决的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学科定位及资金获取等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学科要求的专业性存在一定矛盾，对定量与定性等不同研究路径间的选用也存在争论。在政治学、法学等基于传统学科的院系中，从事区域研究学者往往面临着缺乏跨学科合作、鲜有区域研究的教学机会以及教职不稳定等问题的挑战，而在专门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研究机构中，学者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跨学科水平，却面临招生、资金等困难。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生数量相较于传统学科少，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者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以学习语言、出国访问或实地调研。因此，布莱辛格-塔尔科特总结说，鉴于如上原因，德国学术机构近年来开始调整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或是缩减经费、或是取消机构、或是推倒重建。

针对这些现实，钱乘旦指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正尝试通过进一步整合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各方力量，致力于促进各学科、各中心间的相互交流，并通过协调各中心项目申报、成果认定等工作，致力于提升全校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成果的产出能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经常组织多种规模的学术活动。其中不仅包括一年一度的大型学术会议——“天下论坛”，也包括每两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博雅工作坊”。疫情期间，研究院也邀请了一些中国资深外交官参加一系列的研讨会，分享他们对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此外，研究院也针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了“新芽沙龙”这一学术交流平台，以此鼓励青年学者间的跨学科对话，进一步发展青年学者的学术潜力。通过上述活动，研究院形成了遍及全国的专家与学者网络，聚合学者智慧，以学术简报、学术刊物和专著等多种形式发表。建院4年来，研究院共发布中英文简报200余篇，出版学术刊物5册、专著4部。此外，研究院也开设了澎湃政务号，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500余篇社会型学术文章，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二、构建“跨区域”的全球性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网络

如今，经过学者们的辛苦耕耘，区域与国别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会学者均指出，在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也须顺势而为，摆脱冷战阴影，努力回应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数字化等全球性的时代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全球化转向要求各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具备足够的区域与国别知识，这既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需要面对的机遇，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加强各国、各区域间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迫在眉睫。

玛丽安·布雷格以可持续性转型研究为例，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许多难题的必由之路。要做好区域研究，就要采取比较研究、跨地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构建全球知识价值链，促进学术国际化。通过国际学术网络和跨国学术合作打破学科和地域壁垒，传播知识，促进交流，汇集稀缺资源，从而解决知识链的碎片化问题。

玛丽安·布雷格强调，许多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各区域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跨地区（translocal）、跨地域（transregional）的研究以追根溯源，寻求解决方案。全球知识价值链促进了来自不同学科与地区间的知识交流，这些知识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资源库，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多中心的视角和全面的信息。然而，当前全球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仍存在严重的空间碎片化。由于地域壁垒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匮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品往往不以英语发表，且仅关注单一的地方案例，因此难以在特定的地方层面之外传播，进而无法充分融入国际学术界，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概念往往得不到重视。然而，这些机构的研究者往往又是相关进程的亲历者，更容易产生关于地方和区域问题的宝贵知识。

有鉴于此，玛丽安·布雷格呼吁，大学应该在其中扮演“知识代理人”的角色，通过国际伙伴关系促进相关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社会经济背景和教学研究资源各不相同的大学聚集在一起，既可以为高等教育系统薄弱、缺乏相关资源的学术机构提供帮助，又有助于吸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人员参与全球辩论，并通过增加研究人员和研究议程产生重要的溢出效应。因此，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应被更广泛地纳入全球性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网络，更重要的是纳入其资助及话语体系中。各国政府也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高校建立国际伙伴关系，并提供合理的资助项目，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校，特别是缺乏资源的学校参与到全球知识价值链中创造长期交流的条件，最终促进国际学术研究的共同发展。

钱乘旦与段德敏均对此表示赞同。段德敏介绍到，1996年，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作为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首批资助对象与欧洲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及学生交流活动。2009年，北京大学与欧洲大学团体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建立欧洲大学中心（EUC），继续拓展相关学术和学生交流合作。2018年，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成为中国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同年，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北大欧洲研究中心也在研究院的支持与指导下开展工作，举办了多场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诸多欧洲学者来华参会。中心成员亦赴欧洲参加了许多高水平学术会议，向国际观众展示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联合出版了相关学术特刊。此外，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等国内伙伴的合作亦非常密切。展望未来，段德敏提出，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应力争成为中国培养未来欧洲研究学术带头人的主要机构，依托强大的学科和方法论背景推动欧洲研究的跨学科发展，不断扩展欧洲研究领域的全球合作，并对中国的政策制订过程作出贡献。

钱乘旦也同样表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已与包括柏林自由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在内的多所世界知名高校开展合作，并希望进一步扩大与世界范围内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及相关学者的学术交流。

（本文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整理）

专题链接：与中国区域国别学同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