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强调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不懈地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22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指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其中“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定位，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指出了根本方向。今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于建设农业强国，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应对措施，涉及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和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等很多方面，系统擘画了未来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的战略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发展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大，因此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既有着长远的战略上的必要性，同时也对应对当前的国际挑战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下保障国家安全、获得发展主动有重要的意义。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越是处于战略竞争前沿的国家，越是需要实现国家农业安全和粮食自给。同时，中国已经深度介入国际农业市场，而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越是深度介入全球农业市场竞争、越是深度依赖全球粮食市场，越是要倍加注重提升本国农业在世界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

当今世界现代化农业强国皆为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等，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这些国家或因大规模现代化农业而占领国际农产品市场，或因精细化现代农业而具备全球竞争能力，各自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特点而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占据竞争优势。现代化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具备较高的产品竞争力，要有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农业科技水平，要有农产品各产业链上的全面自主竞争能力（比如各农业大国在种业上都有较强的自主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保障本国农业安全的能力，要有对国际农业市场波动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应对能力，也就是要有比较强的国际农业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中国是全球农产品产量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农产品进口额最高的国家，是全球农产品逆差额最大的国家。2021年中国生产了6.83亿吨粮食、8990万吨肉类以及6464万吨水产品，分别占全球总量25%、28%以及36%左右。中国还生产了7.7亿吨蔬菜、2.99亿吨水果，分别占全球生产总量的1/2和1/3以上。2021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达3042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达1354亿美元，是全球最大农产品贸易逆差国。近年来，我国的主粮进口大幅增加，大豆进口每年都在1亿吨左右，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依赖性明显增大，对我国农业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尽管中国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但是我们的农产品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农业“大而不强”的特点仍然很突出，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较低，同时中国对全球农业市场的依赖性（尤其是进口依赖性）仍然过大，我们在全球农产品市场波动中的应对能力和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权仍然微弱，和我国农业对全球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极不相称。

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率，彻底改变我国传统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方式。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总体比较落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程度较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的广度（覆盖面）和深度（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渗透程度和在农业全产业链上的渗透程度）较低，这就导致我国的农业产业大而不强。我国农业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的程度还非常低，这就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极端细碎化、分散化、效率低下、单产较低，难以实现农业经营的集约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因此，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一方面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和农业科技推广效率，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和农地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深刻变革，从而为农业科技进步奠定体制基础。

2023年“一号文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提出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前沿技术突破；支持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加强农业基础性长期性观测实验站（点）建设，同时强调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我认为，要实现中央一直强调的“藏粮于技”，就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加大农业的科技引领力度，加大农业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和对技术创新人员的激励。农业技术进步往往具有高投入的特点，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持续的巨额投资，如果没有顶层设计者从战略高度对农业科技进步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在农业技术进步方面有所作为的。比如在农机领域，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是大势所趋，农业生产加工的各产业链对农机的需求非常旺盛，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加紧研发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但是如果没有长期的持续资金投入，如果没有长期的农机领域的科技创新，要想在农机领域占据优势竞争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以更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支撑和鼓励农业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要从完善和改革技术管理体制和技术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入手，使技术人员能够获得更大的内在激励从事农业技术革新。要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以利益连结为纽带、以科技创新优势互补为导向，构建农业科技进步共同体，将农业科技管理部门、高等院校、国家级科研单位、农业企业技术创新机构等的科研力量进行整合，通过科研资源的整合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效率。同时，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要建立功能综合性、系统网络化、职责明确化、服务信息化、组织体系多元化（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科研教学单位、群众性科技组织等在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建设农业强国，要重视覆盖一二三产业的全产业链现代化农业体系构建。从良种的研发到生产环节的生物技术的采用、从化肥农药的研发与供应到整个农资体系的生产和供给体系的完善、从新型农业生产设施的研发到农业机械创新、从农业组织体系的升级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业管理体制的创新，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上，都要注重产业的融合和整合。要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新型的农业业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互联网支持下，农业电子商务、农业旅游文化、农业体验式营销和推广等新型业态会不断出现，一些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农业平台将颠覆以往农业产业的传统形态。要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全产业链上打造一个现代化农业产业集团，每个环节既突出产业优势，又兼顾上下游产业之间的衔接和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强强联合和产业融合。

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还要特别重视生态农业建设，从而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农业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层面，要把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与保障生态安全置于同样的高度，要在顶层设计层面把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摆在优先的位置，把构建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作为最高的指导思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推广应用，推进水肥一体化，建立健全秸秆、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同时要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加强农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当前耕地污染问题严重，我们要注重借鉴我国古代土地用养结合的经验，注重用有机的生态的模式加强土壤的养护和改良，这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大力发掘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文化遗产，借鉴中国古代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的智慧，从而在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的同时，有效保障整个农业生态环境。

最后，还要发挥农业金融在建设农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为现代农业保驾护航。大力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增强我国在重要农产品领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增强抵御国际农产品价格风险的能力。国家要在信贷融资、上市融资、股权融资等方面对现代化龙头企业和高科技农业企业进行政策支持。国家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开发性金融体系，尤其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要对现代农业企业进行大力支持，支持其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产品开发和整个农业产业链构建。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和股份制银行体系也应该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现代农业企业的发展，在抵押担保等方面采取灵活的手段，用创新性的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的产业发展。要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现代农业企业进行全方位的资本支持。要鼓励建立或参与建立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基金和各省级的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我曾经倡议国家建立主权级的农业产业发展基金，以保障国家的农业安全，构建强有力的农业产业链，参与全球的农业市场竞争。

展望未来三十年，我国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程度将大为提高，中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大为提高，一批优秀的、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际化农业企业将在中国崛起。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的形态将转变为高效农业、高附加值农业，与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将得到普及，这种农业对水和土壤的损耗和占用将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中国的土壤污染、水污染将大为改观甚至消失，中国的生态环境将得到极大的改善。传统农业文明在未来三十年将得到更高的重视，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继承和复兴。

作者简介：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农村发展与扶贫、中国发展战略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王曙光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中国经济》《中国扶贫》《中国农村》《中国论衡》《中国方略》《问道乡野》《普惠金融》《天下农本》等三十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并出版散文集《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以及中国哲学著作《论语心归》《老子心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