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两国高度关注文化遗产和考古工作。中国政府强调要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并持续聚焦流域环境，出台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为积极响应“推进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就流域文化遗产，开展城乡规划、考古学等学科交叉的国际学术交流，11月9日，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流域文化遗产研讨会在北京、剑桥以“线上+线下”形式召开，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有近万名人士参会。会议得到《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的报道与宣传。

会议现场

研讨会发起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汪芳教授指出，在人地系统中，流域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理单元。一个地区的水系演变与村镇城乡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以“人-水-环境”为主体的复杂人地耦合系统。对流域遗产的研究，是当前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课题，对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单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在致辞中，阐述了古代文明的兴起多与大河流域相关。无论是“大禹治水”这样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还是“上善若水”这样耳熟能详的成语，无不彰显着古代流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智慧结晶。如何吸取古代世界流域文化的智慧，将古代流域文化智慧运用到当代社会发展中，成为了新的时代话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按照流域等更加完整的地域单元来进行规划和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石楠教授认为，在这个规划和资源配置中，流域文化遗产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流域文化遗产研究不仅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是现在城乡规划学的重要聚焦点。

流域往往是各类文明的源头，繁衍、积淀并保存着不同时代特色鲜明的文化遗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吕斌在致辞中提到，在城镇化、复杂的自然环境与多种文化人文因素的作用下，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生态环境承载压力、社会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环境趋同、记忆流逝等现实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自然人文耦合出发，考虑流域整体的协同，促进全域的高质量发展。同时需要突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隔离，从多学科、多系统的角度，推动流域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从实践角度推动国家战略部署，丰富现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本次研讨会共邀请了5位报告专家，分别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剑桥大学考古系玛丽·路易斯·斯蒂格·索伦森（Marie Louise Stig Sørensen）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剑桥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莉莉安娜·雅尼克（Liliana Janik）博士、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与会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河流在史前的作用、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传统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由于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冲突，难以实现社会共享。以“谈谈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理念——兼论黄河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为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陕西省丝绸之路考古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建新指出，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这些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得到传承和共享，并使之成为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基础。“共享”是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古代文化遗产传承的本质区别。由于遗址保护的需要，遗址区居民的经济发展也受到制约。王建新认为，对遗址区居民问题的处理，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居民的意愿确定向遗址区外搬迁或区内调整等具体措施。建议将为全民族承担了遗址保护责任和经济损失的大遗址区的居民作为特殊群体对待，出台相应的优惠和补偿政策，力争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居民的和谐共处。

“遗产保护尚未实现全民共识，全民行动的实现要走的路更长。”以“河流在史前的作用”为题，玛丽·路易斯·斯蒂格·索伦森指出，史前时期的河流具有传播文化、防御以及创造经济财富等功能，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很可能主导着当时人们的世界观。通过对史前时期河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全民参与对文化遗产的解读与解释，这不仅是在保护遗址，更是在保护人与自然的关系。她呼吁，研究河流在史前时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建立起相应的思考与研究的框架，对于加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还有很多未解之题。以“三星堆考古与历史文化遗产”为题，霍巍指出，面对当前三星堆研究及宣传的现状，进一步开展三星堆城址内外考古调查、发现更多考古新线索，是对丰富三星堆文化理解的前提与基础；加快三星堆新馆的建设，是效缓解目前三星堆博物馆人流压力的有效方式；加大阐释力度，注重价值转化，让学术成果从象牙塔走向大千世界，从而将三星堆所体现的文化价值、遗产价值传递给大众。

我们生活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河流影响了我们，我们同时也影响了河流。莉莉安娜·雅尼克的报告题目为“河流景观：过去和现在的亚稳态生态系统和本体安全”。她通过对人类与河流及其影响的自然景观的相互作用的解释，探讨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以日本最长的河流信浓川为例，河流两岸发掘出不同的陶器，信浓川像一条线一样将它们串联起来。同时，信浓川的文创产品将日本文化对外输出，让人们能够以此感受到河流的记忆与其重要性，增强了文化符号的认同感和影响力，它们本身就是遗产，但它们又超越了遗产本身。

研究表明，我国辽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文化分属于5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五个文化系统呈现出由并立到互动的文化发展格局。考古专家将其总结出两个不同的现象：一种以辽东南部区为代表，表现出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存在年代上的早晚关系，且又都属于由同一个族群或人们共同体在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内创造出来的同一文化；另一种是区域内具有年代早晚关系的诸考古学文化是由不同的族群或人们共同体在不同时期于相同地域创造出来的文化。在“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报告中，赵宾福指出，如果将第一类地区称为“系列文化区”，第二类地区称为“序列文化区”，那么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区，应该是考古学上存在的两种普遍现象。这两种现象的揭示，对于研究中国其他流域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古代考古学文化发展演进及互动关系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或参考意义。

会议还特别邀请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教授、剑桥大学考古系副教授达西亚·别霍·罗斯（Dacia Viejo Rose）、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冯长春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李昀博士等展开学术评议和跨学科对话。来自城乡规划、考古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会议上交流真知灼见，共同推动流域城乡空间和文化遗产的研究。

汪芳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关注聚落遗产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通过对聚落器物、建筑单元、聚落个体及其囊括的社会关系、流域内部聚落间的相互联系等多个层次尺度进行探讨，寻找和梳理流域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源流，从而构建文化遗产的基因库和传播谱系。共同召集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研究员提炼出会议交流讨论的关键词：资源与生态、物质与精神交换、安全与保护、活化与延续。

本次研讨会得到2021年度“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基金”项目资助，由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剑桥大学考古系共同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流域空间规划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NSFC-DFG城镇化与地方性合作小组（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承办。

（部分内容参考《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会议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