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 崔殿祥:追梦燕园六十载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崔殿祥,1933年11月出生于辽宁大连,1957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5—1999年,历任北大党委保卫组组长、计算机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副总务长兼任昌平校区主任等,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常委。

悠悠大学梦

在我16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农村读书还不错的我,做梦都想到首都北京读大学。那时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辽宁大连金州来到北京,投奔在人民日报社印刷厂工作的哥哥。

刚找到哥哥的土娃子,还不知道北京的学校门朝哪开,却很快被哥哥所在的印刷厂厂长相中了,要我去印刷车间当学徒。哥哥同意了,我只好勉强答应,心想:难道千里迢迢来北京读书的梦想就这样泡汤了?

在印刷车间,我是出了名的“机灵鬼”,学得快,干得好,手脚勤快又不惜力,虚心求教,印刷技术掌握得快,很快得到厂里上上下下师傅们和领导的喜欢。学徒从徒工转为正式印刷工按厂规一般需要三年,我却一年就出徒了,工作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工资从每月16元增至每月32元。每天夜里,我同十几名师傅、徒工一起开动高速轮转机,随着机器的运转,《人民日报》经过我们的手,销往全国各地。

虽然我很认真地跟着师傅干活、学技术,但实现读书的梦想一直是我的夙愿。由于年龄小、腿脚快,按领导要求,我每天负责往领导办公室跑一趟,将刚印刷出来的报纸送一份给厂长审查印刷质量。说来也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见厂长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印有“北京大学”红体字的信封,我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心猛然怦怦跳动起来:“我要是能有这个机会多好呀!”手里的信封又燃起了我在北京读书的梦想,但我转念一想:“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怎么会轮到我去?算了,这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我索然放下信封,悻悻回到车间。

人民日报社为了提高印刷厂职工的文化水平,开办了职工夜校,设立初中班、高中班。我知道以后立即报名,积极参加初中班的学习。印刷车间的工作量非常大,既紧张又繁重,每天上完班累得只想躺下睡觉,但一想到自己的梦想,我每天仍然坚持去听课,按时完成每一个学科的作业,从不耽误。每当我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的板书,听着老师娓娓道来,疲劳、困倦全都从我身上消失了,有的只是如饥似渴对知识的渴望,因为这里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大学梦一直陪伴着我,我平时一有时间就抓紧时间看书,“爱读书的小崔”俨然已经成为大家对我的印象。1953年上半年的一天,印刷厂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教育部今年给人民日报社一个名额,去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报社秘书长指示工厂负责推荐,经过厂里党政领导班子研究,报请报社领导批准,这个名额给你。”我的“大学梦”实现了!我连连说:“非常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绝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培养,我一定努力学习,多学知识,提高本领,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

当天夜里,我激动得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我祖籍山东蓬莱,祖辈携家带口“闯关东”逃难,落脚大连金州的海边,开荒种田,下海摸鱼,摸爬滚打谋生。20世纪初,大连惨遭日俄战争摧残,之后饱受日寇40多年殖民统治,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记得一年春节,我大哥被押到衙门,日本兵非说我们未交税,我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七窍出血,险些当场丧命,身体因此受到重大创伤,苦命的他30多岁就去世了。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文盲,旧社会剥夺了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使劳动人民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翻身,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大门向工农开放,这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转折,一场空前的教育革命。

1953年,崔殿祥即将离开人民日报社时的留影

进入工农速成中学

工农速成中学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创办的特殊学校。1949年,在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我们的教育要大量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建设的坚强骨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会议还讨论了速成中学的师资、教材等具体办学条件、要求。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为了满足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需求。这些学校都附设在全国部分高等院校,招收参加革命工作3年以上、文化水平偏低的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及工农青年入学,还规定烈士子女不受上述条件限制。从1950年到1954年,全国共办了5届工农速成中学;1955年停止招生。在校期间,每个学生都享受政府发放的助学金,每月从25元到35元不等。我是产业工人,助学金最高,每月35元,一直发到大学毕业。

北大工农速成中学1951年创办,校址设在老北大的沙滩红楼,这里是1919年五四运动发祥地。入学第一天的情景,我终生难忘。那是1953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来到北大工农速成中学报到。民主广场红旗招展,有来报到的、送行的、志愿服务的,人来人往。我的行李由师哥师姐们帮忙送到景山东街的老北大学生宿舍。记得第一堂课是参观设在红楼一层的李大钊工作室,我们瞻仰了李大钊的遗像遗作,还参观了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室。这堂课教育我们工农学生勿忘历史,发扬传统,学习和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为建设新中国发奋学习,贡献力量。

我们班有40多名同学,男生女生各半,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同学只读过小学一二年级,要学完普通中学生6年学习的基础知识,困难很大,因此我们的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1953年,学校改为四年制。同学之间年龄差异较大,从19岁到35岁。我入学时19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同学中已经成家的居多,有位女同学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年龄偏大的同学记忆力差,学习很吃力,但是都很刻苦,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常常课间都不休息。北京有家的同学星期天也经常不回家,一心扑在学习上。

我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学习后,自己感觉不适应,听课时头晕脑涨,精神不集中,看书记不住,作业完不成,夜里失眠。在工厂时,印刷车间是夜里上班,白天睡觉,与学校的时间完全颠倒,由于时间差调不过来,我夜里睡不好,白天上课时精神难以集中。我想:这可糟糕了,读书的梦想实现不了,还得回印刷厂。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不能刚踏上实现梦想的路就打退堂鼓,要实现梦想,必须战胜前进中的障碍。”经过认真冷静的思考,我决心改变这种不利、被动的局面。首先,精神要放松,学习时间不要安排得太紧;其次,要加强锻炼,每天早晨、下午围绕民主广场跑步,开始一两圈,后来一次跑十多圈。一个月以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先前无法有效学习的状况完全没有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长跑,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跑了几十年,从来不感冒。

速成中学的老师、干部和工作人员是从北京大学各系选派的,都很年轻。老师们讲课很投入,水平也高,与学生关系极为融洽,晚自习时他们经常到教室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

通过工农速成中学的四年学习,我掌握了初中、高中的基本知识,为上大学打下了基础。经过努力,毕业前,我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称号;毕业时,所有的课程全部为优秀。1957年5月,我被北大物理系面试提前录取。到速成中学录取我的,是后来当了北大副校长、物理系副主任的沈克琦教授。速成中学毕业的学生参加高考每门加15分,我班有近一半的同学考上大学。

圆梦燕园

1957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带着简装行李到燕园大饭厅报到。这一年北大招收新生2000多人,报到的同学交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领取北京大学校徽、宿舍楼号、房号和一个方凳。方凳的用处可广了,无论是在大饭厅开会、看电影还是在宿舍学习,都离不开它,这个独具北大特色的方凳伴随了我60年,它既是我的纪念品,更是我走进北大之后人生道路的见证。前几年搬家,方凳被女儿悄悄扔掉了,至今想起来我仍耿耿于怀。

报到那天的下午,我们参观了北大校园。古色古香的北京大学,所有建筑都很有特色,还有很多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大的标志——未名湖、博雅塔。我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沿着湖畔漫步而行,凝视着浩渺的未名湖水波,它曾经承载了多少名人的注视,这里是北大大师们和学生们散步的好地方,未名湖给了他们自由、深邃的思想启迪,给了他们学术上的灵感与创造力。未名湖的景致秀丽风雅,让人心旷神怡,在此等风景中学习成长,激动、幸福感涌上心头。

我就这样走进了大学,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终于开始了我的大学梦。

第二天上午,学校召开迎新大会,各系各班的同学都带着方凳排队到大饭厅。看见马寅初校长等校领导走进会场,我激动得和同学们一起把手掌都拍红了。马寅初校长在致辞中说:“你们要成为国家建设未来的栋梁之材,一是靠有科学知识,所以要发奋读书;二靠有强健体魄,所以要坚持锻炼身体。”他还说:“我一年四季洗冷水澡,很少生病,对身体很有好处。”我听后很受启发,从此学习老校长坚持冷水洗澡,确实受益匪浅。2006年,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儿子家住了一年,严冬时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我每天仍然坚持冷水洗澡。我儿子、孙子知道后,非常吃惊。直到今天,我仍有此习惯,很少生病。

我开始在北大物理系上课以后,学习有的课程很吃力。数学、物理的大学课程内容,不像初中到高中的课程内容能够衔接起来,是一个极大的跨越,难度大大超过我的预想。我对这种状况毫无思想准备,看到同学们学习似乎很轻松,我不禁思考:为什么我学习如此困难?很多同学都是各省市学习极优秀的学生,有的是高考状元,有的是数学、物理竞赛优胜者,我仅是速成中学拔尖的学生,基础又差,相比起来差距很大。例如,“数学分析”课,很多内容我都听不懂,一节课下来常常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期末考试我不及格,经过数学老师的辅导和同学的帮助,补考终于通过了。物理学的“理论物理”是一门比较难学的课程,理论性强,不同于经典物理、近代物理,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量子力学”更是一门难“啃”的“硬骨头”,我认真对待,开动脑筋,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班主任高老师知道我是读速成中学上的大学,又兼做社会工作,学习比较困难,经常主动关心我的学习,讲完课以后常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有时提几个问题考考我,直到满意了才离开。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认真对待每一节课、每一学科,慢慢地情况有了很大转变,我对学习不像开始时那么生疏,学习方法掌握了,逐渐得心应手,觉得轻松了,信心也增强了,成绩自然就提高了。

入学第二年,我被选为物理系党总支学生委员。因为工作需要,第三年提前毕业。1962年年初,教育部通知提前毕业的学生,若本人愿意可以复学,学完全部课程。我复读完成物理专业6年课程后毕业,毕业论文获优。

记得最后半年,我完全投入到写毕业论文的状态中。我的论文主题是探讨金属原子结构。为了写好毕业论文,我一头扎在图书馆,没日没夜地查资料、读文献,在实验室通过X光机反复做衍射实验。当时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读英文文献。速成中学不开英语课,到了大学,我只能在英语慢班学习,英语水平很低。可是为了写好毕业论文,我只能赶鸭子上架,抱着字典啃完了数篇英文文献。这些文献告诉了我金属原子的运动规律和结构特点,我又在实验室通过X光来验证结果。那半年,我废寝忘食奔波在图书馆、实验室,虽然辛苦,但当我通过实验收获了成果,那种先苦后甜的喜悦之情,只有经历过了的人才能体会到。我最终完成了3000多字的毕业论文初稿,经过导师审阅修改定稿,至此算是大功告成。

1964年初春,系主任褚圣麟老先生亲手将大红绸缎封皮、烫有金字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递到我手里时,我的手有些发抖。也许是因为梦想成真过于激动,也许是酸甜苦辣涌上心头……至此,经过10年的寒窗苦读,我终于圆了北京读书梦,而且圆的是北京大学读书梦。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一次走上未名湖畔的小路。早春的山桃花已含苞待放,垂柳已发出翠绿的嫩芽,我再一次看了看红皮金字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眼里噙满泪花。6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我将开始新的征程。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梦想。我正是因为有梦想,才历经坎坷依然前行,正是因为历经沧桑信心不改,才终于实现梦想。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这些事情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在北大上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党政、后勤等工作,直到退休,和北大结缘60多年。今天的北大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成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回顾过去,我见证了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绘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感天动力的奋斗赞歌。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人民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我这个来自贫困农村,懵懂无知、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完全是在党的关怀、教育、培养下,在人民的哺育下,经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圆了大学梦,成长为大学教师、国家干部,成为教育管理研究员。我在退休后继续为教育出力,直到70多岁才完全退下来,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幸福晚年生活。

悠悠燕园,60多年的朝夕相处,我感受到她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蕴和激情焕发的盎然生机,感受到她不朽的精神魅力。

崔殿祥

已经耄耋之年的我,真诚地、发自内心地感慨:感谢您,亲爱的党、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感谢您,培养了莘莘学子的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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