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晚，北京论坛（2020）国际关系分论坛在经过议题三“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与改革”和议题四“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与改革”的深入研讨后闭幕。

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Joshua Busby，挪威南森研究所教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气候变化高级顾问Goerild Heggelund，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和国际事务项目主任、教授Joanna Lewis，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教授，乔治城大学教授Lawrence﹒O﹒Gostin，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刘国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全球卫生治理圆桌会议负责人黄严忠，中国全球健康学会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原副主任韩铁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系主任张清敏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初晓波教授受邀发表讲话。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谷雪出席会议。分论坛通过线上与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吸引了来自海内外高校的两百余名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在线参与。

会议现场

分论坛的议题三“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与改革”由徐华清主持。与会嘉宾们围绕“如何评估全球气候治理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将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徐华清主持

徐华清介绍了习近平主席12月12日晚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的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内容，强调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新体系和新思路指明了方向，也为今天议题的讨论指明了方向。

Joshua Busby发言

Joshua Busby回顾了近年来美国温室气体减排情况，指出2019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2005年下降了12.3%，但距离《哥本哈根协议》和《巴黎协定》的要求都有差距。他表示，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预计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19年下降6%-12%，但随着2021年经济复苏又将快速回升。他介绍了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希望中美能够恢复战略经济对话以及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等机制，分享有关减少城市空气污染的最佳实践等。

邹骥发言

邹骥解读了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他提出，中国富有雄心的减排承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25％，在2015年承诺的基础上增加5％。此外，中国承诺将风能和太阳能的总装机容量提高到12亿千瓦以上，预计二十年后，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实现中国未来气候政策的中心支柱。他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GDP产生很大的影响，2030年的经济预测会比以往存在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邹骥认为，中美可以从多边对话开始建立互信和共识，再过渡到双边高层谈判，交流双方真实的关切和立场，从而为达成具体合作奠定基础。

Goerild Heggelund发言

Goerild Heggelund介绍，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可以分为《巴黎协定》前、《巴黎协定》至今以及未来三个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有喜有忧，有利因素包括国务院颁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强调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等。不利因素包括作为污染重要来源的钢铁产业的进一步扩张等。她对未来欧盟-中国-美国的气候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

Joanna Lewis发言

Joanna Lewis发表了题为“后2020年国际气候政策展望”的演讲，介绍了影响全球碳排放趋势的六个关键因素。一是新冠疫情的复苏和响应以及能源行业改革的协同治理，特别是低碳技术成本的下降。二是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行业呈现出强大的韧性，持续增长的趋势明显。三是全球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因新冠大流行而推迟提交。四是海外煤炭融资的调整给各国增加了压力。五是美国新政府对于气候治理的承诺与投入。六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确立了减排的一系列约束性目标。Joanna Lewis表示，2020年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十年的开始，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张海滨发言

张海滨表示，30年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二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原则不断演变。三是全球气候治理规则—温室气体减排模式从自上而下为主转变为自下而上为主，但其前景仍存不确定性。四是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五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科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日益深化。六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结构经过不断演进，逐渐形成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多元多层治理结构。他认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全球气候治理力度不够、全球气候治理存在领导力赤字、全球气候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框架不完善、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增加等四大挑战。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加大全球气候治理难度。

张海滨教授强调，有效推进巴黎协定，要加强大国引领，使非国家行为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低碳技术创新。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是利好消息，如果能形成中美欧G3领导模式，有助于解决领导力赤字问题，将对巴黎协定的履约和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之间最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中美气候合作值得期待。

议题三会议现场

分论坛的第四个议题为“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与改革”，该议题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教授主持。与会嘉宾们围绕“如何评价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进程”“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如何改革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等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孟庆跃主持

Lawrence﹒O﹒Gostin发言

Lawrence﹒O﹒Gostin从疫情报告制度设计、WHO缺乏验证国家疫情报告权力、WHO公共卫生事件分级方式、部分国家应对疫情手段等方面介绍了《国际卫生条例》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他认为，很多国家不遵守国际法、一些国家关注主权问题而不愿向国际法让渡权力、谈判国际协议的机会成本过大等因素导致迟迟无法形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协调。他强调，应对全球性卫生危机时必须要推动国际合作、国际协调和国际团结，大国博弈不应将让WHO夹在地缘政治对抗中，而应强化WHO的作用。

刘国恩发言

刘国恩围绕对新冠大流行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领导力强的政府在应对新冠大流行中的作用。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封城、检测、跟踪和隔离，事实证明这些举措确实能够有效遏制病毒传播。二是文化的作用。文化会影响人们对自我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等行为的看法。南亚地区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相对低于欧盟和美国，也证实了文化的影响。三是公立医院在对抗新冠大流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是对未来应对疫病大流行策略的思考。他指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次新冠大流行中政府行动的可持续性和效率问题，另外还需要在集中医疗资源救治新冠患者时保证患有其他致命疾病的病人的治疗需求。

黄严忠发言

黄严忠认为，此次国际社会疫情应对出现政治化、安全化、意识形态化等三个新的特点。他强调，各国下一步应该在疫情防控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三方面着力，要在边境管控等政策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应对疫情的经济影响；要共同支持WHO发挥作用；共同帮助发展中国家；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韩铁如发言

韩铁如讨论了WHO全球慢病防治政策的演变及当下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球第一位死亡原因，国际社会应更加关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的重大危害。他结合烟草控制与不良饮食、超重肥胖控制不力的例子提出，控制危险因素是慢病防治的重中之重。新冠疫情暴发后，心脑血管病急重症救治、癌症筛查、早期诊断、化疗手术、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的控制、持续性的医疗服务都受到了影响，国际卫生援助的下降、政府和社会投入的减少使得慢性疾病的防治愈加困难，甚至打断了整个慢性疾病的防控进程。我们应当聚焦重点疾病防控的不同需求，就当下而言，稳定全球慢性疾病防治大局刻不容缓。

张清敏发言

张清敏从卫生外交视角分享了对全球卫生治理问题的看法。他表示，卫生外交的发展分为“卫生未成为外交议题”“卫生成为外交的工具和载体”“卫生成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成为外交的目标和核心”等四个阶段。他认为，全球卫生外交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卫生领域全球治理效能，突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全球卫生问题不能只从科学技术角度看，而必须从政治高度予以重视和应对。张清敏表示，当下中国应当将自身的治理理念纳入到全球治理中，积极推广自身治理经验以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同时还要发挥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议题四会议现场

在议题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与会学者们分享了关于在后特朗普时代如何重建全球卫生领域合作的看法。

初晓波致辞

初晓波在致闭幕辞中表示，国内外与会嘉宾们利用两天的时间就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的演变、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与改革、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与改革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刻、全面、有前瞻性的探索和思考，达成了诸多共识，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出了理性、冷静和有战略影响力的声音。初晓波代表国际关系学院向各位参会嘉宾表示衷心感谢，对筹备此次分论坛的工作团队的出色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希望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早日结束，期待明年北京论坛能够和大家在美丽的燕园相聚。

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