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需要载体，没有载体，就没有文明。在我看来，文明须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轴心时代的伟大智者们：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学说或宗教，承载了文明的生存力。而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联系：凡是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凡是社会动乱，生灵就涂炭。孔子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源。

文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历史证明，古代文明充满了多样性。而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西方的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布局。“现代化”从西欧开始，现代民族国家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但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现代文明的特征。文明的多样性是成功的保证。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埃及、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罗斯、中国、墨西哥、巴西……它们的发展成就斐然。亨廷顿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他不认为历史会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结，相反，他认为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因而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但是，文明的多样性是不是意味着必定冲突、而冲突又意味着你死我活？为什么不能如中国古代哲人所领悟的那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者如中国谚语所指出的那样：“和气生财”、“和为贵”？在中国人看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代世界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古老的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重新被扭转。亨廷顿说：这是“文明的冲突”；我说：这是“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

现代化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多年来我一直在困惑：现代化有没有终点？21世纪的现实让我意识到：当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之间恢复平等时，“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就结束了，我们将面临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那不仅是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毕竟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只有共荣才能共存。人类的文明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本文摘自北京论坛2015主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