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利用原有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了更有组织、有计划地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中共北京支部决定把在1920年秘密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群众中公开。于是，由邓中夏等19位发起发起人署名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了这个组织。启事中宣称该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研究有兴味的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研究的方法分为四项，即：“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马克斯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研究会的19位发起人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即有9人。1920年12月，经李大钊倡议，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国内各种思潮竞相传播，北京大学校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外，无政府主义也是比较活跃的一种思潮。北京大学学生中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分子为黄凌霜、区声白、陈德荣、张伯根等，他们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因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加入了小组，但很快就因观点和信仰的分歧而发生了分裂，终于在小组成立后不久就成批退出了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也有其他一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但在小组成员的帮助下，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完全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何孟雄。为了帮助何孟雄彻底抛弃无政府主义，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曾委派何的恋人缪伯英去做他的工作。

为驳斥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上，以S.C的笔名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强调指出“最近谈共产主义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他满怀希望地说：“C派（指共产主义派。C，代表Communism）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这是在中国最早公开号召要建立共产党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它成为界定最早提出建党者的一个强有力的客观参照。显然，当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后，李大钊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党的宣传和工作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拿起笔来战斗。何孟雄写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一文，同时发表在《曙光》第2卷第2号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这种认识和斗争，反映了当时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斗争实践中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