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成长经历、所受教育和所处社会环境，使他很早就有了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年少时就产生了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吃上饭的朴素愿望，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决定改造中国和世界，打倒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曾真诚地走过“教育救国”的道路，也尝试过建设“新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规划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走上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之路。毛泽东的这种初心与十九大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非常吻合，由此更加表明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改”。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加深对这一论断的理解，需要回溯历史，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创立的，又是怎样的一批人建立了这样一个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党。本文以毛泽东为例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毛泽东参加创建共产党的初心。
一、“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全国各地的党员有58人。这58 人的出身、学历、成分和职业十分值得注意：留日的18 人，北大毕业生17 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 人，只有2 人文化程度不高。从职业来看，担任教师包括教授的17 人，在校学生24 人，报业人员、律师、职员、弃官不做的自由职业者等13 人，党务和工会工作者2 人，典型意义上的工人2 人。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于富有和殷实之家，在“经济”上并不那么困难，有的还很不一般。比如即使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的胞兄当时的寓所。这样一批人是社会中生活比较优裕的少数人，但是他们的成长被社会中“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在读书的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着他们思考和关心周围“大多数穷苦人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毛泽东“初心”的形成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毛泽东十四五岁时，一边务农，一边自己读书。当然，读的大都是有趣的小说，就像今天中学生读课外书一样。与众不同的是，他有一天忽然想到，书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什么文官、武将和书生等，没有一个种地的农民做主人公。原来，少年毛泽东在帮父亲种地的过程中，对周围的农民有了较多感知，发现一些整日劳作的人反而生活艰难，便产生了这种思考。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纳闷了两年，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他们都是人民的统治者。
毛泽东十七岁时，从许多豆商那里听到了一件事。那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这真像历史上“晋惠帝之问”一样，得知许多百姓没有粮食吃，被活活饿死，大为不解地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但是，经过戊戌变法风气已开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饥民不同。当抚台的话传来，他们怒气冲天，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并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官府门前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省府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着马出来，告诉人们官厅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可是皇帝谴责这位庄姓官员同“暴民”勾结，很快将他革职。不久，新抚台上任，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许多人被杀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从此把它记在心上，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觉得所谓“暴民”也是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人，并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仗义济民的情怀。
这以后，当地发生的两件大事，更让他真切感受到穷苦人所受的欺压和生活的不易。一件是韶山哥老会会员们的遭遇。他们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在法庭打官司时，由于地主势力很大，加上贿赂了官府的人，哥老会会员们败诉了。但他们并没有屈服，而是撤到本地一个山里，建立起堡寨，不断打击地主和官府。他们最后被镇压，一个叫彭铁匠的起义领袖，逃亡过程中被抓住杀了头。毛泽东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种同情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与他读的反映绿林好汉和侠义之士的书分不开。另一件大事是他直接感受到的“粮荒”。穷人没有饭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济，甚至发生了“吃大户”的运动。他从事米粮生意的父亲，也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这样一些穷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当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化，影响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或许正因为早年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泽东初步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了〈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意思是如果社会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只好自己起来解决。他还进一步设问，并回答：“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第一位关注的问题，也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直到 1959年，他在党内通信中都还写道：“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吃好饭，是毛泽东少年时就产生的朴素愿望，同时又是他成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造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由于毛泽东最初对穷苦人的了解主要来自成长地湖南，因此他对人民生活的关怀乃至奔走呼号也是从湖南着手。当时，湖南在军阀统治之下，“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张敬尧入湘以后，更是“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为了受苦的湖南人民，毛泽东会同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还上书中央政府，历数其罪状。此时，毛泽东还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试图用改良的方式来改变湖南人民的生活状况。
但中央政府治下又能好多少呢？以当时的北京为例，“中流社会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犹就中等社会言之耳苟能收入至百元以上当可维持其生活，若收入少于是数而人口多于前表所碍之人，则生活维持当然不易；至若下流劳动社会如车夫等则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无穿，两饥一饱，其苦更不堪言矣！唐人诗曰‘朱门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诵斯言辄为流涕，呜呼！”（《北京社会生活费概况》，《申报》1919年 11月24日。）当意识到整个中国大多数人生活都如此朝不保夕的时候，国家情怀和责任也就产生了。
早些时候，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曾提出，人民的幸福需要有良好的法令：“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所以，当他开始致力于“幸福吾民”的时候也试图从“法令”入手：“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有人民的政治法律，才会有人民想要的生活，虽然毛泽东在探索改良的道路，但是明显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1921年 4月，他在长沙《大公报》连续撰文指出，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在他看来，需明确规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这样，人民才会有生存权。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在主持湘区工人运动时，更是以“劳工的生存权”相号召：一个人不仅要在做工的时候能生存，“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此时，毛泽东对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阶级意识。1921年 11月，他在《劳工周刊》撰文提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其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在遭遇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后，毛泽东真切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特别是认识到不仅湖南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整个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封建的反动政治”之下：“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这样一种全国的视野，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怀，表明毛泽东的国家责任和谋幸福对象日益明确。同时，这也在激发毛泽东思考：为什么多数人受极少数军阀的压迫？军阀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
经过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革命活动，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极少数”背后还有一个“少数派”，那就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 ?”
由封建阶级这个“少数”又带出来他更熟悉的农民阶级这个真正的“大多数”。为此，他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就号召广大革命青年：“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
实际上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深入农村，用了几年的功夫，彻底弄清了农村的阶级状况：“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为这样“百分之八十”的人而奋斗，极大地增强了他对未来革命的信心。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他看来，“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社会是要不得的。可以说，“大多数穷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青少年时期对穷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与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观察、接受的思想学说，最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大多数穷苦人民”谋“幸福”。那时毛泽东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饱饭，而就这一点对四万万人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联想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现在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是强调小康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一个不能落下，与当年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初心是何等一致！又是怎样地一脉相承！当然，今天的使命和追求在毛泽东初心的基础上又大踏步地继续前进了。【作者张太原，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