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黄宗良，1940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现状的研究，重点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个提法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理解新中国成立的一个重要指引和遵循。1960年来到北大，已经超过60年了，我进入政治学系以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社会主义政治研究这个主题，60年一甲子，可以说一辈子交给它了，确也无悔。

懵懵懂懂接触政治

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与发展的历史，正是这些经历为我理性地认识党性、理解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年轻学者谈起社会主义可能主要是一些理论研究，我们不大一样，不仅有书本的学习，还有些实践和经历。我一出生就面临着饿肚子，后来又过了两段吃不饱的日子。我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说实在的，光靠本本很难体会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很难懂得中国共产党、很难懂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至今可能还有一些很正统的理论家未必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承认马克思主义最基点的问题。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不能离开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所以这个基点很重要。

我们在政治和历史学习中常常学到讲述中国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可能年轻一代还不了解。我小时候跟着大人去给地主交过地租，知道地租是怎么交的，主要是实物地租，而且是“铁租”，收成不好也得交。地主收租有质量要求，要先用“风柜”，类似于鼓风机，把瘪谷扬出去，他们留下的是颗粒饱满的。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至今有一些场景回忆起来还是触目惊心的。刚出生的小孩没饭吃，养不起就扔到水沟里。对这些经历的回忆是任何时候都磨灭不了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推翻旧社会？广大工农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牛马不如，经历了就知道这么说不夸张。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兵败到广东，到处抓壮丁，那时的民谣说：“胡琏胡琏(胡琏是国民党一个很能打仗的将军)，剃头不用钱。”抓了壮丁，把人家头发和眉毛剃光，想逃跑也逃不掉。我的一个邻居怕被抓，把饭碗砸了，用瓷片把小腿刮破，表示伤残，逃过一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刚好9岁。我印象最深的是去韩江边迎接南下的解放军。后来经历了土改，我分到了8.8分（1亩=10分）地，现在想想不少了，因为当时我们全村400多口人平均分地，每个人分不到一亩地。10岁的我参加抗美援朝游行，在割完的水稻干地里搭棚开全区大会，我在会上学到了一个成语叫“唇亡齿寒”，朝鲜完了，中国也就“冷”了。

再后来，我离开农村去汕头市上小学、初中。这个阶段我对政治的认识是很懵懂的，唯一的接触是通过手工业合作社，我的爸爸去城市后主要从事做竹子编筐的手工业，参加几十个人的合作社。社员们的收入状况同干个体差不多，没有不满意的。我爸在社里管钱管物，他不怒自威，正派廉洁，大家都尊重他。我和爸爸夜里睡在用竹子编的吊棚上，就这么过了两三年。

我的整个初中阶段是比较沉闷的，每天要做很多事情，不仅要读书学习，还要挑水、帮爸爸干点别的活。唯一出风头的事就是有一次初中历史课，历史老师在课上提问：“你们知道蒋介石多大吗？”谁也回答不上来，我说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我爸告诉我的。”“你爸爸是什么人？”“我爸是劳动者。”“那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爸告诉我蒋介石是属猪的，我一下子就算出来了。”这是整个初中阶段我唯一一次出风头，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进入高中，我就开始接触政治了。大炼钢铁，修建土高炉，我们汕头一中的操场上垒起了土高炉，大家挑灯夜战，夜里就睡在炉旁。当时农村大修水利，清理坟头，平整土地，我从学校回老家就参与劳动，经常夜间点着汽灯在地里干活。我们那里1958年大修水利，使百姓多年受益。现在讲“大跃进”的负面后果时，我就很注意分寸。

进入政治学研究之门

1960年，20岁的我进入北大开始了政治学学习。其实，我的第一志愿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我已经顺利通过了体检、社会关系调查等准备工作，可是后来却去不了了，我猜可能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出问题了。我的第二志愿是北大政治学系。为什么是政治学？其实我最想上的是北大中文系，那个时候就知道北大中文系名气大。我觉得报中文系没把握，而且我的经历让我对政治学有一种亲近感。潮州话“政治”和“种地”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得知我要去北京大学读政治学，奶奶问我：“咱家就是种地的，你为什么还要跑到京城去种地呀？”

我准备来北大时，奶奶给我做了一床12斤的棉被，在我们老家是没有褥子的概念的。从汕头到广州要坐15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行李箱就放在汽车的车顶上，结果下大雨棉被全被泡烂了。后来我自己用剪刀把那床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做褥子，一半做被子，仍然很厚。没过多久，开始实行粮食定量，我们北大1960级政治学系全班50个人，虽然有粮食吃，但是毕竟没有什么油水，很多人吃不饱，小腿浮肿，肚子饿就得想办法。比如打瓶酱油回来冲开水喝，家里寄的芥菜干煮一煮或泡着吃。有人冬天捡一些白菜帮放在罐头盒里，拿一些枯枝烂叶烧着吃。

大学阶段主要是学习理论打基础时期。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理论学习对我的一生来说还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我学得最好的是艾思奇的哲学教材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论是从系统性还是逻辑性方面，都给我建立了基本的思想体系，书里重要的结论我至今都还会背，就像现在让小孩子背唐诗宋词一样，虽然不理解，但是背会了长大后就慢慢理解了也会用了。我刚上大学时，国家还没有政治学教材。同学们的学习读物包括《毛泽东选集》和《列宁选集》。特别是《列宁选集》，我学得比较系统，对我后来对苏联的研究很有帮助。不过，大学时期，我对政治学、对社会主义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热情，学习的主要动力很大程度出于想要取得好成绩这样朴素的价值观。

真正让我开始关注和思考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应该是从“四清”开始。我从1963年开始连续到北京郊区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在平谷，第二次、第三次在朝阳，第三次我还担任了工作组的组长。下乡“四清”对我的震动还是蛮大的。第一，北方农村真的很苦，在平谷待了近70天，其中滋味让我感慨万千。平谷地区多山，当地的水资源非常匮乏，村民日常饮水需要挖井去打井水。吃饭时用脸盆接好水，洗手洗碗同盆，其实洗完手水已经变得黑乎乎的了。第二，有助于我认识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老实巴交的贫农们都要紧盯他们的孩子说：“你们不要乱说话，说错了不得了。”过年吃不上一顿饺子的农民也是谈政色变。“左”倾政治运动对党和人民的关系带来的破坏真是很严重啊。

1965年毕业时分配我留校任教。坦白讲，我当时最向往的不是留下来，而是去西北局政策研究室，这份工作是令我神往的，因为它可以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但是既然分配我留校，我就留下来了，那时我们是绝对服从分配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当时也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我被安排去江西鲤鱼洲劳动，从鲤鱼洲回到北大后也没有给我安排教学任务，我还一度跟着建三角地的平房，就这样度过了几年时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40岁左右时开始对社会主义政治有点觉悟，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一直关注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是什么，也一直在思考：苏联的模式与历史究竟做何评判。“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教学工作，那个时候我看了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这本书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对我来说简直是启蒙性的，让我逐渐从理论上开窍了，对苏联政治体制有了一定的认识。

对苏联政治体制有了真正的深刻认识是在我50岁时，我到了苏联和东欧，亲眼见证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是一件意料之外的大事，我自己从没想到苏联会解体。“八·一九”事件期间，我独自拿着一把伞、背着一个尼龙书包进入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包围圈。那里的军人枪口里都插着玫瑰花，没有人阻拦我，一些苏联士兵还向我要香烟。军队当时已然军心涣散。莫斯科到处散落着被推倒的第一代革命家的塑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加里宁的雕像被捣毁后，一个小青年坐在上面抽着烟。那个画面太典型了，开创共产主义教育的革命家、教育家被推倒了，后代坐在他的塑像上面抽着烟，真是发人深省。再后来我还到了东欧，看着推倒的柏林墙，我当时写下了一首小诗：“一约分天下，双墙隔西东。三四十年过去，两地情犹通。长河落日处，红楼人已空。沧海桑田事，多少预料中？”把自己的思考形成系统化的文章应该是从苏联回来之后，也就是1992年左右。在那之前我写的文章主要是理论性的，从那之后应该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连续性地探索苏联问题，探索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回事。其中有几篇影响比较大，比如《教条主义与苏联的解体》，大家看过以后，反响都很不错。

1991年，黄宗良坐在柏林墙旧址前思绪万千

60岁的时候我的观点比较定型了。1998年，外交部前副部长宫达非找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编写了《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一书，里面我写了一篇长文章，就是《苏联政治体制与苏联剧变》，这篇文章现在看来也还站得住脚。后来我又写了不少文章，比如《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历史启示》，这篇文章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2004年让我去政治局讲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后来写的一些文章，比如《一个主义、两种模式》《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经验的哲学思考》等，都反映出我比较定型的认识了。

回顾起来，我从小时候懵懂接触政治到20岁正式进入政治学系进行理论学习，再到40岁比较明白一点，50岁到苏联之后真正有了自己的思考，60岁思想基本成形，出了不少成果，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今天。光读书不走路，没有亲身经历，没有所闻所见，认识就基本停留在书本上，就是书生。我坚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最好的习惯就是一定要把理论跟实际联在一起去思考，这样才能真正搞明白自己读的东西。

一叶轻舟寄渺茫

作为时代进程的亲历者，我见证了求索进程中的艰难坎坷，也见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70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正是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步步加深并趋向真谛。正因如此，今天的中国才从未如此接近民族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未来的复兴征程上，我们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只要我们继承70年的宝贵经验，就一定能夺取伟大的胜利。经济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政治上，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吸取和借鉴国外积极的文化成果。中共总结的这三组三者关系，我概括为九个字，即发、改、稳，党、民、法，马、中、西。这九个字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经得起理论推敲，可以理直气壮向世人展示的宝贵经验。

我很喜欢苏东坡的几句诗词：“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我们北大的传统就是忧国忧民，就是家国情怀，就是淡泊个人名利去追求真理，“芒鞋不踏利名场”，这才是北大人应该做的事；后一句“一叶轻舟寄渺茫”，在我的理解中，不是指四处漂泊，而是说人的思想应该像不系的轻舟一样，海阔天空任自由。正如韦应物的一句诗：“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扁舟不系，也不随风飘荡，而是在茫茫大海上探索航程。我在这里反其意而加用之：“心不自缚与舟同”，不要因求名利而“作茧自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也是北大的优良传统。

我们作为政治理论学者，党赋予我们的“权力”就是应该把政治家们手中、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同时，我们的这种“权力”同样也是受到限制的。我们说的“思想自由”，是把思想作为动词时，它才是“自由”的。你胡思乱想，人们或许管不着；胡说八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就是用这种理解来要求自己。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许多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可以以身相许的、伟大的、崇高的事业。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芒鞋不踏利名场”“心不自缚与舟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采访、整理：白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