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

“曾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毛泽东与蔡元培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并曾对其子蔡无忌说:“你父亲真是好人。”此言绝非随口溢美之辞,它来自毛泽东对蔡元培的长期了解和认识,来自彼此间不凡的交往和影响。

蔡元培生逢国家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毛泽东与之年差一代,诞生在社会灾难深重,但民族民主革命风暴正起之际。时代的巨波震荡着中华大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肩负民族民主革命的责任,历史地摆在了这两代人的面前,他们之间也因此结下了历史机缘。

0f39458f0d8b495a9e35b8bc77354092.jpg

蔡元培先生

哲学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举足轻重。1909年10月,蔡元培根据日译本并参照原著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译成中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伦理学原理》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在哲学上代表了康德的心物二元论,此书被当时国内的一些学校定为伦理学教科书,在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民国初年,杨昌济以此书为课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伦理学”,正在该校就读的青年毛泽东极爱阅读这本书,认真仔细地逐字逐句加上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在这本共有十万字的书上,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在他所著读书心得《心之力》中,主张“身心并完”,抒发了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毛泽东后来对友人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1916年9月,在国事渐平、尊孔复古的封建逆流冲击文化思想领域、教育宜急之时,蔡元培决然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从德国归来,1917年1月,就职上任。蔡元培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不拘一格招揽人才,麾集群彦于帐下。北大从此一改当时腐迂沉闷的风气,新思想新思潮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的到任,也将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重心移到了国内。1918年8月,毛泽东与几位新民学会会员联袂由湘入京,拟赴法勤工俭学。不久,毛泽东决定留下来。为了能在北京大学找一份工作,新民学会会员联合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请求雇用他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蔡元培一看信便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同情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信的大意是说,毛泽东需要在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位。这样,毛泽东得以“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对蔡元培一向很敬佩,每每给蔡元培写信都称“夫子大人”,他自认是蔡先生的弟子,对蔡先生十分崇敬。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主动参加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从中汲取新思想新文化。当时,北京大学许多社团都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或领导。1918年10月14日由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便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作为会员,经常参加研究会的各项活动。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作为24名会员代表之一,参加了在文科第34教室召开的“研究会”的改选大会,选举蔡元培为会长。1919年10月,新闻学研究会在文科事务室举行第一班研究期满式大会,毛泽东作为32人之一,得到了由会长蔡元培发给的“听讲半年证书”一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在研究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获益匪浅。

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也是毛泽东积极参加的社团之一。哲学研究会于1919年1月成立,蔡元培为研究会领导人。该会旨在“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毛泽东在研究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思想营养。毛泽东还曾同新民学会会员一起,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名流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当时,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的主要活动还是帮助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为湖南学生起草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并经常与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接洽有关事宜。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虽已离开北京,但与蔡元培及北京大学仍旧保持着密切联系。

1919年12月初,日本制造了“福**”,长沙学生集会并焚烧日货,但遭到督军张敬尧的镇压。毛泽东等及时领导了湖南各界开展驱张运动。为扩大斗争规模和影响,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在积极开展活动之余,毛泽东还曾与蔡元培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募捐启事,为1920年1月19日病逝的恩师杨昌济征集赙金,料理后事。

毛泽东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共同参加一些社团、学术和社会活动,不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而且反映出他们之间有着若干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追求,这为他们以后的合作与政治协商奠定了一定基础。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会举办学术讲演会,曾邀请蔡元培、章太炎、罗素、杜威等来湘讲演,毛泽东当时为湖南《大公报》撰写了讲演记录。蔡元培先后讲演12次,其中,《对于学生的希望》和《美术的价值》两篇讲演,都在报上刊登,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一时影响强烈。

此后,毛泽东主要从事建党活动。中国共产党“一大”后,为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掩护党的工作,毛泽东于1921年8月在湖南创办了自修大学,开始任教务长,1922年4月后任校长。蔡元培对自修大学极为支持,应聘担任名誉校董,并为之题词:“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1922年8月,蔡元培收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欢喜得了不得,立即撰下《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文,发表在《新教育》杂志上,他反复强调,自修大学“会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1923年初,蔡元培辞职,离开北京大学。此后,虽名义上仍是北大校长,但一直没能返校执事,1927年7月,名义上也不再担任此职。蔡元培自己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是蔡元培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最重要和最有成就的时期,也是北京大学发展的转折时期。杜威曾这样说过:“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青年毛泽东曾先后两次来京,均以北京大学为活动中心。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汲取新文化和新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世界观,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后来,蔡元培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但仍是一个维护正义之士。1930年10月,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捕,杨开慧的母亲和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先后到南京、上海营救。在上海,她们遇到了杨昌济的好友蔡元培,蔡元培联合几位社会知名人士,打电报给何健,要求保释。何健玩弄骗术,先把杨开慧枪杀,然后回电,推说电报迟到,来不及了。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在民族危难之时,蔡元培力主抗日。1936年9月22日,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发展全国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信的结尾说:“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8页)这封信忆过去叙旧情,看今朝盼新功,体现了毛泽东对蔡元培的信任和敬重。历史的发展再一次将他们共同推上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舞台。

1937年底,蔡元培举家移居香港,但他对解放区的状况仍然十分关心。1939年,他曾仔细阅读了《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两本书,撰写了读书札记。1940年2月,毛泽东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蔡元培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2月20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蔡元培同样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的威望及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非同一般。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毛泽东于3月7日由延安发出唁电:“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以“志成凋谢”的挽联表示哀悼。一代伟人表达了对一代宗师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